·“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6.民间海外贸易繁盛

据《栾城集》卷30《林积知福州》载，苏辙说，福州为“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山海。然以地狭，故民多不足”（［宋］苏辙：《栾城集·林积知福州》，卷30）。因人多地少，所以很多人就借助发达的航海工具，从事海上贸易并作为致富之途。宋时的福州已成为繁华的都会，出现一大批专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高丽史》卷4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有福州虞瑄等100余人到高丽国（［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4，齐鲁书社1996年版）。有人统计，自1012—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人赴高丽者共达129回、5000余人。其中多数是泉州、福州商人。天禧三年，有“宋福州人陈象中等百余人来献香药”（［元］脱脱：《宋史·高丽国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册，第14053页）。同时，也有福州商人在从事中日贸易，如北宋仁宗时有“福州商客陈文祐”（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神宗时有“福州商客潘怀清”等人（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8）还记载，天禧三年，福州商人林振从南番购入香药而归（［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8，中华书局1957年版北平图书馆1936年影印本缩印）。

天圣四年（1026年）和六年，福州海商周文裔两次船行日本，献丝绸、麝香、南海香药等物（［日］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第247页）。据《宋史》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元］脱脱：《宋史·高丽国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册，第14053页）。北宋中期之前，福州为福建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中心。当时的福州，“外域诸蕃，琛赆不绝”（［宋］梁克家著，陈叔侗校注，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淳熙三山志》，方志出版社2003版）。但自元祐二年（1087年）宋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泉州港迅速兴起，取代了福州港的地位。加之自金人入主中原，宋室南迁，宋金长期对峙，南宋朝廷为了防备金兵南侵，禁止海船过长江贸易（［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卷2之106，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36年版），南北海上交通中断，福州港海上贸易逐渐中落。

元朝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出现了“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域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元代大力发展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出福州港循海道，可直达南北洋。当年马可·波罗护送公主出嫁波斯，就是由浙江入闽，经建州（今建瓯）沿闽江而下，到福州港转泉州港。马可·波罗还生动地描述了福州等地海洋贸易的繁荣。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福州对外贸易的盛况：“有一条大江（即闽江）穿城而过。江面宽1.6公里，两岸矗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制造大量食糖。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武干市》，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福州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的生产和外销，证明了福州海外贸易的兴盛。

随着元代福州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海路来到福州的穆斯林仍在持续增长，有许多穆斯林海商就在福州居住下来。《福州府志·津梁》描述了元大德“万寿桥”建成后，居住在福州馆舍中的外国“象胥蕃客”来往于桥上的情景：“鱼盐百货之辏，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赤马余皇，估艑商舶、鱼疍之艇，交维于其下。而别部司马之治，榷吏之廨，舌人、象胥蕃客之馆在焉，日往来二桥者。”（［清］徐景熹：《福州府志·津梁》）这些“象胥蕃客”中有许多是阿拉伯、波斯商人。今天在福州保存的“圣人墓”，就是穆斯林在福州活动定居的历史见证。

宋元福州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到达的地域，东至高丽、日本；南到中南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缅甸、暹罗、吉兰丹、渤泥等国家和地区；西抵天竺、南毗、古里佛、大食、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和地区，延续并扩大了唐五代以来的通商航线。出口货物品种也较前增多。福州海上丝绸之路“从长乐港到占城，从占城到满剌加、爪哇再到锡兰山，从锡兰山到古里，从古里到忽鲁谟斯、阿丹、天方、米息（埃及），或从阿丹到木骨都束、麻林地、慢八撒（蒙巴萨），所有这些航路，至少已有1000年的历史。……中国民间航海贸易在宋元时代达到高峰”（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