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2.五代的海外贸易

五代时期，不同割据政权有着不同的政策取向。濒海而立的小国政权，农业难以维持，便主动推动商业发展，鼓励对外贸易，因而努力面向海洋，争取更多的海外商贸资源。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王潮以泉州刺史身份率军攻入福州，自称留后，进而拥有漳、泉等五州之地。乾宁三年（896年），升威武军节度使。次年，王潮卒，弟王审知继位，唐昭宗封其为琅琊王。唐光化元年（898年），王审知被唐朝廷授予福建威武军节度使。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封王审知为闽王。闽国后任者为满足其财政需要及日常大量消耗海外珍稀物品（“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无算”［清］吴任臣：《十国春秋·闽一世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32页。）的需求，坚持海外贸易，也为宋代以后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发展奠定基础。

唐末五代时，闽地曾“兵戈洊起，帑庾多虚，凡到土疆，悉重征税，商旅以之而壅滞，工贾以之而殚贫”（［唐］于兢：《琅琊郡王王审知德政碑铭》，引自［明］叶溥、张孟敬：《福州府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闽王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在广州蕃商被黄巢大批屠杀导致海外贸易断绝的情况下，他大力招徕海外商贾，“雍容下士，招来蛮夷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77页），海外贸易得以持续发展。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他下令“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唐］于兢：《琅琊郡王王审知德政碑铭》，引自［明］叶溥，张孟敬：《福州府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444页）。正如梁克家在《三山志》中所描述的：“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宋］梁克家：《三山志·海道》，卷6，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又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5册，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除了海外各国“蛮舶”来福州贸易之外，闽国的商人亦从这里扬帆出海，随波逐利。王审知继续在福州设闽安巡检司衙门，加强沿海各县政事、缉私和巡捕海匪，还在福州设置“榷货务”（商贸管理）机构，任用张睦领榷货务，掌管舶货征榷事务。“榷货务”实际已具备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张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对所“招来蛮夷商贾”，在政策上做到“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77页）。故在闽国时期，多有海外贸易商人前来福州港。海船乘着潮水出入，闽江两岸停泊着大小各类船只，福州成为海舶河舟的荟萃之区。东西洋各国使者、商人纷纷来闽，一派繁荣景象。

闽国王延曦时，在福州设立市舶司，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闽永隆五年（943年），朱文进攻杀王延曦，林仁翰又杀朱文进，移市舶司于泉州。

从唐末天祐元年到南唐久泰元年（904—958）的50多年间，福州海上交通畅达。海洋贸易路线主要指向今天越南沿岸、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印度、斯里兰卡、波斯湾、伊朗、伊拉克等地，更多地指向今天的东南亚一带及日本、朝鲜半岛。五代时，闽国的海舶从福州港出发，北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渤海国、新罗国交往；南达南洋群岛、印度、三佛齐、阿拉伯等地，以国内的丝、瓷、茶、果及铝、锡、杂色帛布等特产货物，换取象牙、犀角、珍珠、琥珀、香料等舶来品，并以此作为闽国向中原朝廷进贡的贡品。当时，福州怀安窑所产精美瓷器，远销国外，深受喜爱。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博多遗址、太宰府遗址、福冈市鸿儒馆遗址，陆续出土了一批中国青瓷。虽然与浙江越窑的瓷器很像，但胎质不同（瓷土中的石英含量很高），学者们将它们命名为“越窑系粗制品”。中日学者一致认定，“越窑系粗制品”中的大部分产自唐五代时期的福州怀安窑。此后一二十年里，在日本、泰国、文莱、越南等国海域沉船中，相继发现了福州怀安窑烧制的瓷器，见证了唐五代时期福州与亚洲周边国家的海洋贸易。这些发现也验证了9至10世纪福州港以怀安窑产品输出，建立起连接东北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瓷器）之路。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出现大批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群体，他们对宋以降的海外贸易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如南方割据政权南唐、吴越、闽、南汉，为了生存，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海洋贸易立国的政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从以农业生产为主向海洋贸易转型。一方面官方积极招徕外商，一方面民间海商群体迅速崛起，下海贩番者日多。中国海商基于商业本能，意识到海洋贸易的巨大利益，因此不畏艰险从事远洋贸易，从而促成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