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1.唐代的海外贸易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越州（今浙江绍兴）人高智慧拥海舶千余艘，据越州称帝，泉州（今福建福州）人王国庆也起兵，自任大都督。文帝派遣杨素率兵征讨，高智慧自海道退守闽越，联合王国庆继续反隋。杨素则率领强大的海军，泛海追至泉州（福州）斩杀之。隋炀帝曾听从海师（福建航海家）何蛮之言，于大业三年（607年）“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因到流求国，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唐］魏徵等：《隋书·琉球国传》，卷81，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24—1825页）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安）泛海，击流求国”，“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唐］魏徵等：《隋书·陈稜传》，卷64，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19页）。表明他们已经习惯与福州来船进行商贸。
隋唐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航海技术也日臻进步，福州港在南北海运中的中心位置日益显现，海上交通事业因之日益兴盛。与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东南亚及西亚诸国，波斯等地的海上交通与前代相比又有新的发展，外贸和文化交流活跃，各国使节、商人、僧人接踵而至。进入唐代中期以后，福州逐步成为商贾云集、闻名中外的开放性国际贸易港口城市，海洋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盛况空前。
初唐时，福州称泉州，作为商贸中心，民间仍保留着“闽粤旧风，机巧剽轻，赀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馀善之遗俗”（［唐］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记并序》，引自［清］董浩、阮元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册，第3964页）。此时在西亚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即大食国）热衷于向东方开拓，尤其是对唐代的海上贸易。福州港成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港口。当时，阿拉伯、波斯商船满载货物航抵福州，国人与之交易后，携舶来品溯闽江而上，将货物贩卖至全国各地。福建的许多土特产品，如瓷器、丝织品等经泉州（福州）远销海外，诚如史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胡，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崔融传》，卷9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册，第2998页）
朝廷为加强对福州海外贸易的管理，在此设置专门机构。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泉州（福州）都督府，泉州刺史兼都督王义童即招抚泉郎从事海外贸易，福州海外交通和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所谓“泉郎”，实是一批世代以船为家，以海运和贸易为生的水上居民。他们“往往走异域，称海商”，所以《王公（义童）神道碑》赞曰：福州“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玑”。海外贸易已构成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财政的重要来源。唐初诗人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唐］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引自［明］胡震亨辑，［清］季振宜编，［清］彭定球、扬中纳等修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册，第1065页）张循之时福州称泉州，张循之为武则天朝臣，因抗旨被杀（武则天生卒年为624—705年）。711年泉州改称闽州，武荣改称泉州；725年闽州又改称福州。诗中描写的是持有朝廷符节、分掌重兵的观察使驻节福州，福州城内随处可见来自海外的各种身份的人物，有的是来从事贸易的商人，有的是专门来朝贡的大使，或进行文化交流的僧人，所以还珠门外频频停泊“蛮船”。诗中反映当时福州开放的盛况，异国商人云集，各国使臣频繁地从福州上岸，前往唐廷朝贡。
唐朝中叶，由于怛罗斯战役（751年）的失利与“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陆上丝绸之路被截断。中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进一步进入海外国家和中原人的视野。由于福州港的兴盛，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准备第四次东渡日本，“乃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东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引自孙蔚民：《鉴真和尚东渡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准备由此出洋。说明福州所造之船已具有横渡东洋的能力，其造船技术已蜚声海外。唐元和八年（813年），福州刺史裴次元作《毬场山亭记碑》。碑文记叙福州城内“廛闸阗阗，货贸实繁”。说明当时经济繁荣，海外贸易昌盛，市场里巷商铺林立、人流熙攘稠密，货贸充足，琳琅满目。这一残碑以实物有力佐证唐代福州“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和“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这一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盛况。
唐代，东南亚强国三佛齐，也常遣使团到福州，向唐廷进贡并进行贸易，也有商人定居福州。福州港成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之一，与广州和扬州并列。当时外国商船首先抵达福州，然后溯闽江而上，或走水路，或走陆路，翻越武夷山脉，进入江西，再顺赣江而下，将舶货贩销全国。唐朝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对外贸易多为官办，以朝贡方式进来，领取回购后出去。太和、开成年间（827—840），蕃货除收取碇税（舶脚）和选买供宫廷所需外，其余任其于集市上自由贸易。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下诏书说：“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清］董浩、阮元等编：《全唐书·唐大诏令集·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卷10，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唐文宗还强调，“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清］董浩、阮元等编：《全唐书·唐大诏令集·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卷10，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这一诏令大大鼓励了海外贸易。福州等地的海外贸易已成为地方经济和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唐文宗下诏书命令节度观察使对福州港口蕃商的舶脚、收市、进奉等事宜进行管理监督，不得随意课重税。唐代设置泉州（福州）都督府、闽安巡检司衙门、“鸿胪寺”。闽安巡检司衙门负责巡查沿海各县政事、缉私、巡捕海匪及设关课税。唐文宗时，南海各国商船均由闽安镇放洋出海。天祐元年（904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船只进出福州通常要在闽安镇经停，以便检查、课税、候风。至今该处还有邢港古航道，并保留着一座横跨航道，始建于唐末的五孔古桥——迥龙桥。
唐代设置鸿胪寺丞，主要管理外宾、使臣来华朝贡礼宾等事宜。唐末，任福州节度推官的闽人黄滔作诗云：“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唐］黄滔：《贾客》，引自《全唐诗》卷70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094页）反映福州海商驾大舟巨舶，涉波逐利，不畏艰险。随着海外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此时，福州城呈现出“万国之梯航竞集”的景象，可以看出福州对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之多。晚唐诗人薛能在其诗《送福建李大夫》中写道：“洛州良牧帅瓯闽，曾是西垣作谏臣。红旆已胜前尹正，尺书犹带旧丝纶。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唐］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引自《全唐诗》，卷559，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487页）诗中描述的就是外国商人从海路来福州进行商贸活动的情景，表明当时福州虽处东南远僻之地，但已成为富裕的大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