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28.两汉时期的东冶港

汉朝建立，高祖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州），始设东冶港。其时，今福州市南部仍是尚未成陆的闽江口海域。（林汀水：《福州地区水陆变迁初探》，《福建文博》1986年第1期）政权的建立，城市的兴起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海防力量和海上交通运输业发展。福州地处东南海疆，闽越国加强海防建设，成立水军，海运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据郭柏苍《葭柎草堂集》载：“相传汉时，海舶碇于还珠门外”（［清］郭柏苍：《闽中郭蒹秋全集·葭柎草堂集》，清光绪间刻本，第20—23册）（今福州鼓楼区贤南路口）。由此推断，汉代福州还珠门外沿澳桥而下有一宽广的港汊，东冶港水域广大，闽越水军屯驻和训练的范围很广。当时，江都王刘建担心被淮南和衡山等国吞并，希望得到闽越国的支持，便“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蝯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卷53，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册，第2417页）珠玑、犀甲、翠羽都是来自海外的产品（如犀牛产于东南亚、印度和非洲）。说明当时闽越国曾从东南亚等地通过海外贸易输入相当数量的海外奇珍。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王馀善北击东瓯、南击南越，以海洋为后盾，起兵反汉，初战告捷，并做好“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的准备。（［汉］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册，第2979页）从他以“亡入海”为最后归宿，可以看出闽越人已具备海上远航的能力，以及对洋流、季风、航路和海外定居地环境、物产的了解，体现出闽越族的海洋性特点。

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在越衍侯吴阳为汉廷内应的配合下，汉军平定闽越国，毁冶城。闽越国在与汉廷分庭抗礼中终结了其92年的历史命运。汉武帝还下令把闽越国王宗族、官吏和士兵等迁往江淮地区，留下部分军队驻守，同时流放一批中原罪犯入闽。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梁］沈约：《宋书·州郡志》，卷36，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册，第1092页）。一些不愿意北迁而逃进深山老林者陆续返回冶地，闽越族人又相聚而居，于是，汉廷后在闽中设立冶县。这是历史上福建境内设立的第一个县，隶属会稽郡；后来又置东部都尉以管辖之。都尉府迁浙南后，留下侯官治冶，治所设在福州，故东汉开始以侯官代称冶县。之后朝廷又在冶地设南部都尉。直到东吴永安三年（260年）在闽北设立建安郡。都尉是秦汉时代重要的中高级武官，说明以冶县为中心的闽越之地长期处在军事管辖之下。

东汉前期，福州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海运的枢纽，我国出现以福州为中心，北至山东半岛，南往交趾的南方航线。当时，南方七郡向洛阳朝廷进贡运送的贡物，都要先运到东冶港，然后再用船从海路北上。史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贾琮传》，卷3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册，第1111页）“建初八年（83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至今遂为常路”。（［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郑弘传》，卷33，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册，第1156页）这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位于今天两广与越南北部和中部。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起，东冶与中南半岛已经开辟了定期航线，成为当时东南海运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来自中南半岛的海外商品皆在此集散转运。（赵君尧：《古代福州造船航海及海外文化交流史探》，载《职大学报》2004年第1期）

由于海上风暴雨骤，浪高涛险，船沉人亡的悲剧经常发生。“建初八年（83年），（郑弘）代郑众为大司农，……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郑弘传》，卷33，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册，第1156页）于是朝廷开凿了零陵（治今湖南永州零陵区）、桂阳（治今湖南彬州）之间的山路，从这里将物资直接送抵洛阳，既安全，又节省了不少人力。所以章帝建初以后，海运重要性稍降。加上广东番禺港（广州港）的崛起，福州东冶港的海运地位降低，但仍不失为我国东南的重要港口，海上交通依然相当活跃。东汉末年，桓晔因“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袁忠、许靖、袁沛、邓子孝等人也自会稽“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晋］陈寿：《三国志·蜀·许靖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册，第964页）说明至东汉末，东冶港与中南半岛的航运路线始终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