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史纲卷）26.闽文化代表性人物的思想
闽文化在唐宋之际形成之后，不断吸收各个时期中外优秀的代表性文化，充实自己的内涵，走向繁荣。同时，由于地域、人员构成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它本身也不断发展变化，并形成了后来既来源于中原文化又有自己明显地域特色的很多特点。在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下六位福建人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闽文化的代表性思想，是闽文化的思想来源和体现。这六个人的思想相互交融、渗透、影响，形成了后来闽人开拓、拼搏、强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主流。
一、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有晦翁、沧州病叟、云谷老人等。南宋建宁府人，祖居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尤溪，定居并卒于福建建阳，一生中除了短时间在外省为官、游学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同安、武夷山、建阳从事讲学、著述、为官和生活。他进士出身，官至侍讲，先后创办同安县学、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考亭书院等。著作有《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朱子语类》《朱子大全集》等上百部、八九百卷。朱熹是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学理论家，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宋元学案》称朱熹的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十分精准。
朱熹的宇宙观自成一体，他认为理是万物的主宰和宇宙的根本，理体现在社会上就是仁义道德规范，体现在政治上就是礼乐刑政等规章制度，把“理”伦理化和世俗化。
在认识论上，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朱熹提倡“格物致知”，主张以“居敬”的态度，一以贯之，不断“格物”，穷尽天理，探求自然之物和社会的规律。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闽学的杰出代表，奠定了闽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朱熹在福建各地讲学和著述，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派逐渐成为理学的主流。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南宋王朝加朱熹谥号“文”，称朱文公。嘉定五年（1212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皇帝批准立于学宫。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明经一科中的四书、五经用程、朱理学家的注本，并诏定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形成“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的局面。朱熹的牌位也进入文庙，从祀孔子。朱熹的学说作为官方哲学支配中国思想界长达六七百年，同时由于海外贸易的勃兴，他的思想还影响到朝鲜、日本和西方，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说。明朝中后期，耶稣教会教士从海上来中国传教，认为朱熹思想有其合理性，便将其介绍至欧洲，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孟德斯鸠《法意》就吸收了朱熹“人治中有法治”的某些思想。伏尔泰认为，朱熹是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和宗教等学说的集大成者，朱熹理学所培养出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最有理性的人。
二、俞大猷的海防思想
在明朝中叶的抗倭斗争中，晋江人俞大猷是位杰出的人物。他不仅率军多次打败倭寇的入侵，而且主张加强海防建设，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海防思想。俞大猷的海防思想在抗倭斗争中得到实践和检验，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号虚江，晋江人。父亲俞元赞，为明泉州卫百户。俞大猷自幼好读书，尤其喜学兵法，跟随名师学习兵法和剑术。父亲去世后，他袭世职百户。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参加全国武举会试，中武进士，擢升为守卫金门的千户官。当时海寇频发，他屡次呈论防御海寇书。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任汀漳守备，连破海寇，擢署都指挥佥事。二十八年（1549年），升备倭都指挥。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大扰浙江、苏南，他配合戚继光等将领，运用福建楼船，大败倭寇。三十四年（1555年），他从总督张经大破倭寇于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陆泾坝（今属苏州市）等地，以功累迁署都督同知。三十六年（1557年），攻倭于舟山、岭港（今浙江定海县西），江苏、浙江倭患平。苏浙倭寇惨败后，便南窜福建、广东。四十二年（1563年）春，俞大猷迁福建总兵，与副总兵戚继光、闽浙总督谭纶合兵大破倭寇于平海卫（今莆田市东南），斩倭寇2200多人，救回3000多个被劫居民，收复兴化城。四十三年（1564年）改任广东总兵，在海丰、潮州、南澳等地据《明史·俞大猷传》等。大破倭寇和海上武装集团。东南沿海倭患于是被扫平。
俞大猷的一生与抗倭斗争密切相连，他的抗倭业绩来源于他的海防思想。在他所著的《正气堂集》中，论述海防思想的奏疏、书、揭、谕比比皆是，如《议以福建楼船击倭》《防倭议》《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兴化灭倭议》《虑福建倭寇流入潮州》等文（俞大猷撰，廖渊泉、张吉昌整理点校：《正气堂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系统地提出了海防思想。
俞大猷认为，海防建设至关重要，必须防患于未然，充分重视。“窃意防倭，征调陆兵以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正气堂集》卷7《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
如何建设海防，俞大猷认为，要保卫海疆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善御海寇者船只器械无一不备，兵长兵夫皆素练习胜算定于未战之先，使闻风而自不敢至耳”（《正气堂集》卷5《议以福建楼船击倭》）。要有设备齐全的战船、训练有素的将士。“兵船一艘更番巡哨，倭奴入寇，来则就佯攻之，去则出洋追之，屡来屡攻，屡去屡攻，日久则自惊畏而不敢复来矣”（《正气堂集》卷7《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
俞大猷著的《正气堂集》必须要建设强固的海防系统。明代海防系统有水寨、巡检司和卫所。水寨设于外洋，巡检司为州县官员指挥的地方武装，卫所则是中央派兵镇守地方的军事重镇。俞大猷强调要充实这三个系统的实力，使其在保卫海疆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沿海、沿江易于倭寇乘船侵入的城镇，俞大猷也强调要切实注意保卫，以保证其在抗倭斗争中发挥后方的作用。他指出：“窃以倭奴入寇由海岸登劫，其患小，由河港深入，其患大，防御之方在握其机而已，夫海岸望洋无港与澳，贼舟至此泊搁沙泥欲登虏劫，半留守舟，陆行三十余里，即思回还，恐失旧舟无所于归，所劫之货陆地搬运不胜烦劳。”（《正气堂集》卷7《防倭议》）。即要主动进攻，尽量把倭寇歼灭于海上，防止其深入内地、深入河港，以免造成对民众的更大危害。
对于军队，俞大猷强调要常练、精练、熟练，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精兵不练与弱兵同，练兵不熟与不练同，驱不练之兵以与贼从事，此则万战而万北。”《正气堂集》卷7《防倭议》。他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的练兵思想的最好体现便是练就了一支训练有素、勇往直前的“俞家军”。
俞大猷有自己的一套战胜倭寇的战略战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他在苏、浙追剿倭寇，苏浙一带河网密布、湖泊众多，他因地制宜，设计了浅水道航行的河船，并撰了《论河船式》一文，适合浅水道航行的河船机动灵活，在抗倭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在抗倭斗争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也是他具体运用自己的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俞大猷热爱海疆，热爱自己辛勤训练的海军，他的《舟师》一诗充分表现了他忠心报国、保卫海疆、藐视敌人、颂扬将士的思想感情。
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
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
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
夕阳景里归篷近，背水阵奇战士功。
（《正气堂集》卷2）
俞大猷身处倭寇猖獗、西方殖民者逐渐侵入的明中叶时期，他重视海防和海防建设，有一套防范外敌、战胜外敌、建设海军的海防思想和军事实践，这些思想，当时和后来都成为福建人重视海防、抗击外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李贽的重商、反封建异端思想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等，泉州人。他一生反对封建名教，反对假道学，他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不以封建正统思想为准绳，他重视商人，同情和赞扬商人，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异端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生在封建社会的李贽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反封建异端思想，这与当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有一定关系的。
李贽出生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泉州，他的童年、青年和壮年时期，都是在泉州度过的。泉州地区的社会状况，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
泉州李贽故居明初，由于明朝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濒海居民出海，泉州一度萧条，但明中叶以后，泉州的商业和海外贸易又得到迅速发展。“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由于有从中古至宋元长达千年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繁荣，由于明中叶以后泉州商业的继续发展，都对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产生深刻的影响，李贽思想中浓厚的商业意识、市民意识，无疑与泉州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李贽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商的家庭里，祖上原籍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一世祖林闾于元朝末年挟资来泉州做生意，后定居于泉州。林闾“藉前人蓄积之资，常扬帆航海外诸国”（《清源林李宗谱》），是个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从林闾到李贽有八代，这八代人中，经商的很多，如二世祖林驽“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州巨商。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模斯等”（《清源林李宗谱》）。李贽的族人也有很多是经商的，有开杂货摊、经营粮坊的，也有开纸店、棉行等等。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居于“四民之末”，社会地位很低，为儒家所轻视。李贽出生在这样的家世中，其对孔孟之道的反叛精神，对商人的同情和赞扬，传播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贽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生前和去世后共刻有《藏书》《焚书》《初潭集》《说书》《续藏书》《续焚书》《李卓吾遗书》等40多种。他的思想体大思精，产生于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时代，因而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充满反对封建传统的战斗精神。综观他的思想和著作，可以认为，这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以及李贽世代为商的家庭背景，促成了李贽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以及对于商人、对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证明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合理性，李贽提出了“人必有私”的命题。
“人必有私”，这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领域的一种反映，表达了当时工商业者和没有特权的一般地主阶级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体现了当时社会新兴的市民阶层思想，直接冲击了当时封建正统思想。
李贽在很多著述和言论中公开站在商人一边，替商人说话。他在《又与焦弱侯》的一封信中指出：
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李贽：《焚书》卷2）
商人有什么鄙贱的呢？他们带着数万资财，经历风涛的危险，还要受尽关卡官吏的欺辱，忍受市场交易时人们的辱骂，万分辛苦，所带的资财很多，所得的收入很少，而且还必须交结那些官僚大夫，才能获利避害。李贽站在商人的立场，同情他们的遭遇，肯定了他们经商取利的正当性，从商人经商要经受的艰辛和风险的角度来为他们正名。同时揭露了封建政府鄙视商人，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商人，指出这种做法极不合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替商人说话，反映了商人的利益。
李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能力、个性等各种差异，赞扬商人的才干，为他们的致富讴歌。他说：
今子但见世人挟其诈力者，唾手即可立致，便谓富贵可求，不知天与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畀以强忍之力，赋以趋势时之识，如陶朱、猗顿辈，程郑、卓王孙辈，亦天与之以富贵之资也。是亦天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与，则一邑之内，谁是不欲求富贵者？而独此一两人也耶？（李贽：《明灯道古录》卷下第7章）
李贽批判道，有些人怀有偏见，他们看到有人特别是商人发财致富，便认为富贵轻而易举唾手可得。李贽认为，有些人能够致富贵，是因为他们具有致富贵的才、势、力、识，他举出古代富人中以治产致富的陶朱公（范蠡）、以制盐起家致富的猗顿、鼓铸铁器而发财的程郑、冶铁业巨富卓王孙等人的事例，认为，他们能够致富，完全是客观条件即“天”造就了他们的致富之才，给他们以致富之势，加上他们本身的“强忍之力”“趋时之识”而努力奋斗拼搏。这才、势、力、识四项，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然，一邑之内，欲富贵者众多，为何独此一两人得到呢？
李贽肯定商人的社会地位，为商人的致富讴歌，这种远见卓识，这些十分大胆的离经叛道之论，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趋势。
李贽鼓励兼并，支持竞争，反对封建社会践踏自然法则，压制商人。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产生竞争，优胜劣汰，因而兼并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事。李贽赞扬竞争与兼并，认为这是“天道”，是自然法则而不可违抗。他在《明灯道古录》中写道：
栽培倾复，天必因材，而况于人乎？强弱众寡，其材定矣。强者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虽圣人其能违天乎哉！今子乃以强凌众暴为法所禁，而欲治之，是逆天道之常，反因材之笃，所谓拂人之性，灾必及其身者，尚可以治人耶？（李贽：《明灯道古录》卷上第9章）
李贽支持竞争，鼓励兼并，反对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的异端思想，客观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制造了舆论，因此可以认为，李贽思想反映了商人和新兴市民阶层的某些利益，李贽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杰出思想代表。
李贽的著作和思想，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之谈，振聋发聩。时代造就了李贽，李贽的思想又促进了时代的进步，促进了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因素的发展。这就是李贽思想的积极意义。
四、郑成功的抗夷御海、“通洋裕国”思想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这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写下的《复台》诗，传颂千古。郑成功抗夷御侮的反侵略思想和行动长期以来成为福建人抗击外来侵略的思想武器和自觉行动。
郑成功在台湾积极进行政治和经济建设。他设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这是台湾设置郡县的开始。郑成功还将各镇兵将分派到汛地屯垦，鼓励大小将领领家眷选择荒地开垦种植。大陆先进的铁工具、牛耕农业技术、晒盐、制糖等手工业技术传入台湾，促进台湾生产的发展。郑成功还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推行“通洋裕国”政策（江昇：《台湾外纪》卷5，齐鲁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通洋裕国”思想是郑成功在隆武二年（1646年）“延平条陈”中提出的，内容是“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这是对封建社会“重农抑商”“重陆轻海”思想的重大冲击，开拓了国人看世界和海洋的宏大眼光。郑成功建立强大的海军，控制广大的海域，发展海洋经济，开展海外贸易。他兴建洋船乌船，上通日本，下贩暹罗、交趾等处。在郑氏统治台湾时期，郑氏商船垄断了东南海疆的制海权。当时台湾所需的大陆和其他各国货物，都要仰仗郑氏商船，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所需的中国货物，也要依靠郑氏商船供给，郑氏因之“财用益饶”。“通洋裕国”的思想促进了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台湾经济的繁荣。施琅统一台湾后曾向康熙皇帝奏报自己亲眼所见台湾的经济繁荣景象：自己“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海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具植修竹，硫璜、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施琅：《靖海事宜》，《恭陈台湾弃留事本》，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30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郑成功抗夷御侮、“通洋裕国”的思想长期以来成为福建人抵御外来欺侮、勇敢拼搏的精神武器。明朝末年以后，福建人开始以更大的勇气与东南亚和世界各国进行海上贸易，以更大的规模向外移民。郑成功的思想和实践，成为广大福建人的行为准则和楷模，也成为激励他们与各式各样的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动力。所谓“闽南人讲义气”，“福建人不怕死”，特别是在遇到外国侵略，遇到外族凌辱时，他们更能英勇抗争，同仇敌忾，正体现了这种抗夷御侮思想。
五、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爱国思想和海防实践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少穆、石麟，侯官（今福州市）人。14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陕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等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西方的社会了解很少，绝大多数官僚以“天朝上国，靡不齐备”自居，拒绝了解西方、学习新事物。福建人林则徐在这万马齐喑的时代，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范文澜称他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福州林则徐塑像林则徐深受朱子学说“格物致知”和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认为要知己知彼，才能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中百战不殆。他大胆起用一批通晓外文的人才，专门翻译外文书报，通过办报和翻译等途径了解世界。
林则徐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主张严厉禁止鸦片。由他发动的虎门销烟壮举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凛然正气。林则徐坚决主张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提出既要防御英、法等殖民者从海上进攻，重视东南海防建设，也要防备沙皇俄国在西北的蚕食，重视西北边防，并且在谪戍新疆期间，为新疆的边防和民生积极谋划、殚精竭虑。他主张发展生产，设立海关，鼓励商人外出经商，开展对外贸易。
林则徐重视海防，他以钦差大臣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时，便意识到有海必须有防。他认真分析中英双方的长短利弊，主张采用火攻和夜战的突击方法来困扰敌船，并招募水勇进行操练。由于林则徐的周密防备，英国侵略者无隙可乘，只好悻悻离开广东北窜。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张水上主动出击，果断提出应建立“炮舰水军”的思想。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影响了当时和后世。一直景仰林则徐道德文章和事业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开始兴建马尾船政厂，福州林则徐纪念馆以后，林则徐女婿沈葆桢被清政府任命为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船政局内，设“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专门学校。船政学堂分造船、驾驶、设计、电报、管轮等专业，开设课程主要由专业技术、中国传统经典和外语三部分构成，共培养出毕业生510人，还派出107名学生赴国外留学。可以清楚地看出，闽文化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的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严复、陈季同、王寿昌等闽人的思想和业绩，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爱国思想，产生于我国最早与西方接触的省份之一福建省，是传统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变异、发展和升华，具有时代的进步性。
六、严复的启蒙思想和海权思想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为复，字几道，侯官（今福州市）人，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翻译家和理论家。光绪三年（1877年）赴英国留学，毕业回国后，曾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总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校长等职。他在学术思想上的巨大贡献是多方面的。
福州严复故居严复通过翻译英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教育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天演”即进化之意。该书认为，世界上一切生物都处于不断的进化过程中，生物进化的规律是物竞天择，人们在自然规律面前必须“与天争胜”，有所作为。严复翻译该书是要向国人敲响自强保种的警钟，呼吁人们为挽救危亡而发奋图强、变法维新。他曾经撰文大声疾呼：“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和一系列主张为变法维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严复推崇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宣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认为“自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根本，“民主”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应用。因此，要在“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上认真向西方学习。同时，他又主张不能“全盘西化”，要将西方个体自由的异质文化植入中华文化中。他提出在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群体优先，伦理本位，社稷为重”的观点，希望引进西方发挥个人作用的自由主义观点，并将它植入中华文化，以实现中华本土化。
严复提倡教育救国，他在《原强》中提出国家的“自强之本”有三，“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鼓民力”即禁止吸食鸦片和缠足，使民众身体强健；“开民智”即用“西洋之术”培养“通达时务之真人才”，提倡西学，废除有“锢智慧”“坏心术”和“滋游手”三大祸害的八股旧学；“新民德”即形成平等、自由、民主的新风气，严复认为，在自强之本的三项之中，开民智最为重要。必须注重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开民智，从教育入手，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培养出与西方竞争的有高素质的国民。
严复了解海洋，重视海洋、海权的重要性。他早年在船政学堂学驾驶，后又留学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并在军舰上学习生活，还长期任职于水师学堂。他对海洋有深厚的感情，十分重视海权的重要性。经过对西方殖民者的考察，他认为，英国近千年来没有遭受外患，荷兰、葡萄牙等国上升为强国都是“处于海权极盛之时代”。而我国自道光咸丰以来，沿海诸边往往多事的原因是“常置海权于度外，至于今，其敝见矣。自与各国相见以来，失败原因，莫不坐此”（严复：《法意》按语，孟德斯鸠《法意》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4页）。因此，海权事关国家的独立和强盛。他认为，要将我国的领海海域视为海洋国土，缔造制海权，实行海上交通管制，拒敌于海洋国土之外。同时，还要建设海军，修建军港，建造海岸炮台，这些都是缔造海权的重要大事。他说，海军可攻可守，作用重大，要在东南沿海修军港，“远扼欧美，近控台澎，而为东洋之险要”，还要修建“口岸炮台，原与海军同为海防之政，一动一静，犄角相资”（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严复集》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9页）。这样，海军、军港、海岸炮台三者皆备，才能保证海权的稳固。
严复的译著和主张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翻译《天演论》，被康有为称赞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他救亡图存的主张，“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主张，教育救国的主张，重视海权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反响，严复作为福建产生的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