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14.福州、厦门的开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近代，福建港口在原有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基础上，继续调整、发展、壮大。福州港作为省会港口的发展自不待言，厦门港则迅速兴起，与福州一起成为福建最主要的外贸港口。闽东的三都澳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泉州港尽管有所衰落，但仍是闽南地区的重要港口。漳州、莆田等港口也有一定的发展。

1. 厦门港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东出师不利，便调集大批军舰转攻厦门。在闽浙总督邓廷桢领导下，福建军民英勇抗击，连续两次击退了英军的进攻。1841年8月，英军又派遣军舰10艘、轮船4艘、2000多名官兵，第三次侵犯厦门，并占领厦门。《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福州等港口被开放为通商口岸。1843年10月，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到达厦门。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

跟随英国之后，法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他们通过设立领事馆，行使所谓“领事裁判权”，使该国侨民即使犯罪也不受中国法律惩处。同时，还千方百计对福建海关事务横加干涉，领事馆成了变相的福建海关。外国船舶只要经过该国领事馆这一关，便可以自由地出入厦门港，厦门地方当局不能过问。英国军舰还可以在厦门停泊，在中国海域横冲直撞，祸害民众，严重地干涉和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进出和过往厦门的外国商船逐渐增多，为了满足船只维修的需要，1858年，厦门船坞公司应运而生，这是英国厂商在厦门创办的，当地人称之为“大船坞”。公司拥有的船坞长286英尺，可以修理长300英尺以内的船只。以后，厦门船坞公司又兼并另一家外商建成的白拉梅船坞，还在鼓浪屿动工兴建第三座船坞。厦门船坞公司修理了大量船只，还拥有机器厂、铁木工工厂。1892年，该公司改组为厦门新船坞公司，并在香港注册，追加投资，添置新机器设备，石坞被改造后可以修理长310英尺的船只，海边还配备了一台20吨的起重机，所属的冶炼厂可日产两吨生铁。还配备了展铁机、钳凿机、旋床等。

当时，进出厦门港的船只主要是外国商船。1850年，大英火轮公司的木壳明轮商船“玛利伍德号”（553吨）在香港（及广州）至上海的航线上航行，其间在福建的厦门、福州两个通商港口停靠。以后，又有“乔治号”“孟买号”等轮船加入这条航线航行。1853年，美商旗昌洋行的木壳明轮商船“孔夫子号”（430吨）从美国驶抵上海，穿行于上海、厦门、香港间，以后“羚羊号”“闽号”也加入此航线航行。1855年，怡和洋行将加尔各答至香港的航线延伸至上海，厦门港、福州港是这条航线的所经之地。1861年，英商老沙逊洋行代理的阿家轮船公司也将加尔各答至香港航线延伸，经福建至上海。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派“彭布罗克号”走上海至香港的航线，后又添置“福建号”参加该线的营运。英商德忌利士公司买来“台湾号”轮船，在夏季往返于厦门和台湾之间。19世纪70年代起出现了一批在欧洲到中国上海的远洋航线上行船的外国企业，它们的轮船时常进出厦门、福州两口，如德国禅臣洋行在70年代以一些轮船航行在上海至香港、广州的航线上，80年代又增设上海至福州的班船。接着，荷兰皇家邮传公司、奥地利邮传公司也加入欧华远洋航线的竞争。

在东南亚、东亚，1877年，西班牙轮船在马尼拉至厦门的航线上定期航行，1880年，荷兰的荷印轮船公司开始在爪哇至香港、澳门、厦门、马尼拉的航线上航行。1890年，日本邮船会社开通神户经福州、厦门至马尼拉的航线。

1893年，华侨林敏彦在汕头成立伯昌船行，租用外国轮船，在汕头至厦门、汕头至暹罗间航行，该船行后于1910年又买来一艘5000吨轮船，将航线延伸至缅甸仰光（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74、475、614页）。

外资轮船进出厦门、福州两个港口，而且数量不断增加。起先只是外资公司，后来又有华商附股的外商轮船，以及纯粹的官督商办轮船，还有少量的华侨资本远洋轮运企业。这些轮船的航线，有厦门、福州至上海、天津、台湾、广东、香港的国内航线，也有至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欧洲的航线。轮船远洋运输业的兴起客观上加强了福建与世界的联系。

由于西方列强攫取了福建的海关行政权和内地通商权，大量商品进入福建，中国的家庭手工业已无法与之抗衡。

厦门的进口商品主要有棉毛纺织品、金属原料及制品以及鸦片。棉毛纺织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是西方对福建最主要的推销产品。品种有印花布、染色布、本色市布、漂白市布、粗斜纹布、平纹细布、原棉、棉纱、毛毯、贡呢、哔叽、毛棉混织布、手帕等。据统计，1864年，厦门棉纺织品的进口量为65230海关担，以后逐年增加，到1868年，已达114117海关担。1869年厦门进口棉布1079914匹，1870年竟达1710116匹（戴一峰译：《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43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

鸦片输入福建，是披着“洋药”的外衣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银叁拾两。”外国鸦片贩子便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大肆进行鸦片贸易，据厦门海关资料统计，厦门一口输入鸦片1869年有3182.4担，到1882年，达4714.4担。走私鸦片的进口量尚不计算在内。鸦片的进口给福建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不仅使人精枯骨立，无复人形，也严重摧残了福建经济。

厦门港的出口物品主要有茶、糖、纸、药材等。茶叶主要是销往美国和东南亚等地，据《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统计，1865年，厦门输出的茶叶有43742担，冰糖16597担，白糖4147担，白糖30573担，纸24808担，药材1609担，且出口趋势不断增长。

2. 福州港

继厦门之后，1844年6月，英国在福州派驻领事。接着，德、意、奥、法等国纷纷在福州设立领事馆，建立自己的洋行，操纵商务活动。外船远洋货进口，至内地销售，严重损害了福建本地商人的商品贸易活动。

为了便于轮船的修理和航行，1854年，外商在福州马尾罗星塔下兴办“道比船厂”，供应船料和对夹板船进行简单维修。19世纪60年代初，英商“福州船坞”建造石坞。后来，这家船坞又增设机器厂、堆栈和露天铸铁场，并将石坞加长到400英尺，可以修理380英尺以内的轮船。

茶叶一向是福建的特产，外商在中国兴办茶叶加工厂系俄国人首创。1872年俄商在福州创办第一家砖茶厂，产品经海路直抵天津，再转陆路到达俄罗斯。后来俄商发现把茶末制成砖茶可以赚取更多利润，便在更靠近茶叶产地的闽江上游西芹、建瓯、南雅等地创办砖茶厂，到1876年，福建境内的9家俄商茶厂年产砖茶52024担。

1880年英商开始在福州创办制冰厂，在夏季为省城提供冰水。德商、英商、日商还在福州设立锯木厂，化解松木，制成板材，通过海路运往上海、香港等地。

甲午战败，割让台湾，随之台湾海峡西岸的福建也被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大阪商船会社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从1899年开始以两艘轮船在淡水至香港和福州至香港的航线上行驶，并将英商德忌利士轮船公司挤出竞争，垄断了闽台航线。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将香港至福州的航线延展至上海，1911年，该会社又增设经福州至上海的班船。在福州至香港的航线上，日商和英商订立攻守同盟，共同垄断。

美国的远洋航运势力也在甲午战后迅速向中国扩张。1896年，花旗邮船公司将横跨太平洋的航线由横滨延伸至上海，后又延伸至香港，中间在福州、厦门停靠。美国的其他轮船公司、荷兰等国的轮船公司也纷纷开辟远洋航线，以福建的福州、厦门港为主要靠泊港或停靠站。

华商则主要在沿海发展内港航运。1884年，“福星泰”小轮行驶于福州、温州航线，中途在沙堤、三沙等地停靠。1898年，晋江张姓商人买了英商德忌利士轮船公司的“台南号”，在福州、晋江间航行《福州交通志》第28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904年，福安商人王太和从香港买来“江门号”，在福州至三都澳间定期航行，1907年成立太安轮船公司，自备和租用的轮船增至7艘。1908年，在宁波经商的泉州帮和厦门帮集资成立八闽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买了一艘747吨的旧轮船，命名为“建裕号”，在宁波经温州、莆田、晋江至厦门的航线上营运。1911年，福州商人成立济美轮船公司，置办228吨小轮船一艘，在福州、宁波间行驶。

总的来看，清朝末年福建商人在外国资本的重重压迫下，以小本经营内港小轮船起步，并向外港轮运发展，显示了闽商不惧压迫、不怕困难、不落人后的顽强意志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

鸦片战争以后，各国船只大量进出福州港进行贸易，以英国为例，1956年，到福州的英国进口船只83艘，总吨位为20270吨。经过8年，到了1864年，英国进口船只已有326艘，吨位达131123吨；出口船只325艘，吨位达131541吨，进口总值2207774英镑，出口总值达3890889英镑（转引自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第21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外国对福州的输入品主要是棉纺织品、铅（包装茶叶箱用）、小麦和鸦片。

1866年，英国商船输入福州的棉纺织品就有灰衬衣布59000尺、白衬衣布7619尺、印花布2448尺、斜纹布1817尺、锦缎1657尺、花布972尺、手帕3360打转（引自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第21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从福州输出的物品主要有茶叶、冰糖、木材、瓷器和各种土特产品。“福州府不单以产瓷器著名，也同样以产蓝布著名。蓝布是在福州染的，由于其染色美观和经久耐用而驰名全中国……除了茶以外从那里来的货物还有药用茶油，雕刻好的或扭成各种形状的竹根、檀香木、干药草和熟皮”，“福州还制造大量铁器；铁丝制造也非常普遍，但是福州的最大出口货还是木材，由闽江放筏下来，堆在郊外江边，占地很广”（姚贤镐：《中国近代贸易史统计资料》第1册，第580、593页）。

英、美、法等国侵略者向福建大量输入工业品和鸦片，福建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销售市场，对福建的社会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外国商品的大批涌入打击了福建的民族工业、手工业和航运业，福建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海上丝绸之路逐步走向衰落。

（原载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史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