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海丝”起点上
林思翔
一个初秋的午后，我沿着晋江岸边漫步，任海风轻轻吹，看江水徐徐流。来到法石村地界时，两座古码头映入眼帘，远看很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等走近，细读了碑文之后，方知一座叫“文兴码头”，另一座叫“美山码头”。码头的基础、石墩台、泊位、驳岸、建筑遗址及周边出土的文物都年代久远，一层层历史烟云后面的宋元时期。
文兴码头上立着一座宝箧印经塔，四面雕刻观音佛像，还阴刻着“佛”“法”“宝”“僧”的字样。美山码头在晋江沿江处筑就石构墩台，以一丁一顺的交替叠砌方式建造，墩台两侧设有一南北走向的石构斜坡式通道，向南延伸入江中。墩台的台基由下而上渐次内收，外侧呈斜状，便于大船深水停泊。当地人习惯称这两个码头为江口码头。
眼前这貌似普普通通的江口码头，曾经是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经历了海上贸易非同一般的年头。小小码头承载了当年庞大的“海丝”贸易船队的停泊与货物的集散，是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一个重要出海口和转运站。文兴码头上的宝箧印经塔，是人们心中的“神塔”。每年农历二月、六月、九月的十九日，这几天是观音菩萨生辰、成道、出家的日子，村里人都会来朝拜这座石塔，祈求海上航行平安。每当航海人返航时望见石塔，心里就格外的踏实，它意味着很快可以平安靠岸，与家人团聚了。
晋江千年不歇，日复一日地奔流。长年的水流冲积，江中泥沙沉淀，已然堆起一个小岛，岛上高楼林立，成了“海景花苑”新天地。受淤积滩涂挤压，河道变浅变窄。当年江阔天空的水面上，而今架起长桥，雄伟的造型和流水般奔驶的车辆，组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江口古码头仿佛累了，卧在江边大桥下安静地歇着，面对着这江海交汇处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古码头与现代大桥的交织，牵起了千年时空。面对脚下这条古老的晋江，我的思绪如同川流不息的江水一样，流进大海，流进久远的年代。朦胧的眼前呈现出那古码头的韶华年代，于是，一幅“海上丝绸之路”的长卷便在脑海里徐徐展开……
名城泉州濒临东海，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三湾拱卫，并有12个港口点缀其间，素有“三湾十二港”环绕之说。古时，泉州城遍植刺桐，开花时颜色红艳，让人过目难忘，因而现在的泉州被人称为刺桐城，推而广之，港口亦成了刺桐港。两座古码头所在的法石港，被称为江口码头，在刺桐港的12港中最靠近泉州城区。
区位如此优越的港口，为古代交通提供了便捷条件。据史志记载，泉州港与海外的交往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朝时期。在公元6世纪初，泉州人已开始与国外交往，当时便有大船通航到南海诸国。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和陈文帝天嘉六年（565），两次抵临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从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
唐代中叶爆发“安史之乱”，中原西北藩镇割据，导致通往西域的道路被阻，“陆上丝绸之路”停滞，中外经济交流活动由陆转海，“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盛。泉州地处中国南北海岸中点，连接东西两洋航道，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与广州、扬州等并列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
唐代福建造船业也很发达，福州、泉州两地尤为蓬勃，所造泛海大帆船具有五层甲板。唐天宝年间，泉州所造海船“舟之身长十八丈，次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余……可贮货品两至四万担之多”。
那个时候，泉州通往南海的远洋航线，经海南的西南沙到新加坡海峡，过苏门答腊，穿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到斯里兰卡，再向西航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搭乘小船沿波斯湾西海岸抵达亚丁附近。唐武德年间，伊斯兰教四大员到中国传教，三贤四贤来泉，卒葬泉州，墓称“圣墓”，如今仍保护完好。
到了五代十国初年，“三王”兄弟由豫入闽，王审知的二兄王审邽任泉州刺史。他主政泉州期间大力支持海上贸易，鼓励泉州人走出去，也欢迎外国人来泉州。频繁的海上交流，深深影响了泉州民众的习俗和信仰。王审邽逝世后，其子王延彬接替做了泉州刺史。王延彬早年曾负责管理港口，人称“泉府官”。主政后，致力于扩展海港，开辟新航道，挖掘港口航运和贸易潜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官方和百姓的赞许，赢得了“招宝侍郎”的赞誉。
此后，陆续主政泉州的留从效、陈洪进、真德秀以及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萧规曹随”，继续以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胸襟，鼓励海上对外交往与开展贸易，为宋元时代泉州港的如日中天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两代，是福建古代海运的鼎盛时期，也是泉州港名声大噪之时。发明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的华夏民族，率先将指南针用于海上航行，这就为航海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宋时，泉州与国外往来的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交通畅达东西两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为加强海上贸易管理，在唐朝设立市舶使的基础上，朝廷对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泉州市舶司建立，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掌番货、海舶、征值、贸易之事，以来远人、远物。”市舶司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命，工作对朝廷负责。之后又设来远驿，以接待朝贡使者和朝贡商人。这也意味着海上贸易纳入了“国家行为”，有力刺激和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发展。
后来，宋金战火连连，使得本来多到江浙的高丽商船也常到远离战火的泉州港。南宋定都临安后，泉州离政治中心更近了。泉州港在宋金战争中，又成为南宋的大后方和避风港，吸引了大批海外商船到泉州进行贸易，一时千帆万船、客商云集、货物山积，泉州成了“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国际性贸易港口城市，海上交易量持续增加。
大型商船远走爪哇、马来、东瀛、高丽、暹罗、印尼的日渐增多。华夏的农产品、渔产品、丝绸、布匹、茶叶、瓷器、乌铅、铁鼎、米酒、粗盐、锅伞、藤笼等，与域外的玉器、象牙、珊瑚、玛瑙、犀牛角、琥珀、胡椒、玻璃器具等，互通五市，或以银两购买，或以物易物。“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苏颂句）。海上贸易的进出口，成为每天不可中断的交易常态。海面上千帆竞发，陆地上“万商来朝”，泉州港成了“黄金水道”，海上贸易展现出空前的繁荣昌盛。
到了元代，泉州港迎来了它的极盛时期。元朝廷颁行政令，采取优惠政策扶持，利用宋末海商势力等措施，加之受战火破坏较小，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以继续发展。宋末元初，泉州已经取代了广东的位置，中国对外贸易重心逐渐转移到泉州港。至元二十八年（1291），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元帝之命，送公主远嫁波斯，其船队由泉州港出航，随从人员达600多人。后来，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泉州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那时，泉州成为中外各种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
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当年江口码头所在的法石村十分繁华，老街花岗岩铺就的路面上店铺林立，番货荟萃。不同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熙熙攘攘，石头路被踩磨得光溜发亮。宋代泉郡北石帝君行宫、泉郡文兴三王府均建于此地。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这里发现了造船遗址、船骸、石碇和沉船，还发现数座伊斯兰教石墓。
石头老街的西端是一座小山，山上耸立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庙宇，奉祀真武大帝，它是泉郡道教圣地，有“八闽玄天上帝第一行宫”之誉。于此俯瞰，晋江在脚下奔流不息，百舸争游，远处海天交接处，茫无际涯。宫中大殿供奉的真武帝，手执宝剑，足踏龟蛇，十分威武，是民众想象中能镇压妖邪的海上尊神。宋时，泉州的地方官为了祈求航海平安，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两次隆重的祭海仪式，将端午前后的“回舶祭海”和秋冬的“遣舶祭海”列入国家常典。郡县官员、市舶司和缙绅人等均出席仪式，祈求真武帝庇护。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还亲自撰写《真武殿祝文》，并来真武庙主持祭海典礼。如今在山门上我们还能看到一块贡岩方碑上刻着“吞海”二字。这是晋江县令韩岳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所立。意为真武大帝一显圣，其气势可以吞海，也蕴含着泉州行船人势可吞海的宏大气概。
进入明朝，朝廷为防倭寇，严格禁止海外贸易，泉州港被限制只能与琉球国交往。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设福州，泉州的来远驿也随同市舶司废置，这是泉州港由盛转衰的开始。
清代，为断绝沿海人民与割据台湾抗清的郑成功的联系，清廷实行海禁政策，并在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正式在厦门设立海关，泉州港对外通商的职能被取而代之。从此，泉州港走向衰落，沦为地方性小港。
往事越千年。今天，站在江口码头前，回溯泉州港兴衰轨迹，感慨良多。名城泉州，良港刺桐，曾经的辉煌已经定格在历史深处，铭刻在熠熠闪光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
时过境迁，万象更新。如今，泉州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重设海关机构，实行对外开放，成立港务发展有限公司，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时代的召唤，政策的激励，“沉舟侧畔千帆过”，泉州古港焕发青春，走上了“主打内贸集装箱，兼顾外贸集装箱”的发展路子，使“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展现新的风采。古时“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港，又一次引来世界的瞩目，成为“一带一路”上一颗璀璨明珠，“东亚文化之都”——泉州，重新勃发生机。
收回万千思绪，眼前这沐浴在夕阳金辉里的江口码头，显得那样的祥和顺眼，感觉它绽开着灿烂的笑容，向过往路人问候。江流入海，浪涛依旧。桥上车辆，如水流淌。眺望前方，碧波荡漾，船舰游弋。
明天的潮涨潮落，明天的云起云飞，一定会更加诱人。
（本文原 载于《福建文学》2020年第4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