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平定台湾确保海上丝路畅通

施琅塑像

施琅（1621-1696年）在领军平定台湾之前，多次上书康熙皇帝，如《边患宜靖疏》、《决计进剿疏》、《舟师北上疏》等，内容除了希望他早日举兵攻台、肃清边患之外，还陈述敌我军情，谈及台湾在海路上的重要性。如在《边患宜靖疏》指出，台湾“上通日本，下达吕宋、广南等处，火药军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贸易备具。”奉命平定台湾后，施琅又写了《恭陈台湾弃留疏》，深刻分析台湾战略枢纽地位、战略屏障作用、战略门户理念，力主留守台湾、开发台湾，以确保我国的海疆、海权、海防、海路，这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意义。这个意见最终被采纳。

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知古鉴今，以面向未来。试想，如果当年清廷没有接纳施琅的意见而弃台，那么，台湾岛及台湾海峡受他国控制，东海到南海的通路必然受阻，我国也就失去通往太平洋的黄金通道和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走廊。也会给今天管控东海、南海防空识别区造成麻烦，不利于我国的海防、空防安全。当今日本安倍政权，妄图依托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建立自己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台湾如不在我国手中，他们的阴谋就容易得逞。

施琅平定台湾与郑成功收复台湾，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郑成功为统一中国收复台湾，施琅平定台湾而使中国统一。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解决了台湾归属问题，使台湾海峡这一重要的国际通道重归当年的福建商人掌握，为施琅平定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完成了国土统一并正式设治，保障了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畅通无阻。施琅续写了郑成功开创海洋世界格局中国地位的历史篇章。从此，福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厦门成为福建海商汇聚之地。他们东渡台湾，南下广州，开发澳门，闯荡南洋，涌现出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和事件。

清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1684、1685年），闽、粤、江、浙四海关先后开设，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上贸易、海上贸易、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江南、浙东到福建的海运通道特别繁忙，并延伸到东印度群岛。福建海商远涉重洋，出海贸易，把货物直接运往澳门、越南等地；外国航运业者跟进，利用这四处海关重启其对华贸易，商贾云集，出现一派繁荣景象。这就促进了东西方贸易，打开了福建、广东通往世界的大门。一批又一批福建人、广东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到东南亚谋生打拼，参与世界市场的交往与竞争，不仅“西学东渐”，而且“东学西渐”，文明多种，文化多元，加速了欧洲社会转型的过程，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施琅的建议，1684年5月，清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厦门成为通洋正口，并管理福州南台、泉州、涵江、铜山、闽安镇、宁德、云霄、诏安等19个税口，在琯头、江南桥、东岱、罗源、蓁屿等20处设役巡查。其主要职责是对国内沿海及渡台商船征税。这一年，施琅作为福建水师提督驻扎厦门，兼管海关，于第二年在厦门城内建衙署。这些措施，对于我国东南海防、政务，对于海上交通贸易都具有重大作用。

清道光《厦门志》卷八“番市略”载：“将军施琅有开洋之请，巡抚高世倬有南洋之奏，所以裕民生者非细。”连横著《台湾通史》卷二十五“商务志”载：“清人得台，渐开海禁……于是漳、泉商人贸易于东南洋者逐年而多。”“洎乾隆间，贸易甚盛……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因此，海上丝绸之路遍及东南亚、中亚、东非甚至欧洲，并留下丰厚的陆地印记和水下文化遗产。

施琅平定台湾之后，福建商帮利用台湾海峡上连东海、下接南海之便，一方面到我国江南地区，一方面到东南亚各国，开展经商贸易活动。这些活动，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直接推动福建、江南各省乃至东南亚各国百姓的生活、生产，影响大众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尚。福建商帮会同徽州商帮、山陕商帮、江浙商帮，持续地将江南一带大宗商品输向全国乃至出口海外。据清同治《福建通志》卷五十二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年），两广总督杨应琚等奏称：“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闽省最多，广省次之。”

虽然施琅之前，也有人认知台湾的重要性，但未付诸行动。施琅把“靖海”作为“开海”的首要前提，并付诸实践，为靖海宁疆、江山一统作出贡献，因功而晋封“靖海侯”。如今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是“通洋裕国”的新版。特别是，我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主要通过海路进入，没有台湾的最终收复，这条海路就无法顺利通行！

清同治、光绪朝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也曾上书指陈加强台湾的经营与防务、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性：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奉命巡视台湾、办理各国通商事务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上《请移驻巡抚折》曰：“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

1875年（清光绪一年），沈葆桢又与闽浙总督等上《会筹全台大局疏》曰：“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

1876年（清光绪二年），以福建巡抚身份巡视台湾的丁日昌上《请速筹台事全局疏》曰：“台湾有关东南大局，因而为未雨绸缪之计，小臣愚见，台湾若不认真整顿，速筹备御之方，不出数年，日本必出全力以图规取。其时恐不止如前时尚能以言语退敌也。”

1881年（清光绪七年），“清流派”健将陈宝琛上《论东三省台湾宜慎简贤能折》曰：“台湾扼闽海咽喉，为七省门户……台湾治，而后七省之海防可渐固矣！”

……

这些见解，可谓深刻；这些语言，掷地有声；这些警告，富有远见。而且，与施琅的主张一脉相承。联想到孙中山先生为统一祖国而奔劳，陈嘉庚先生在“鳌园”中的石屏上，特地镌刻一幅台湾地图……一股金瓯无缺、寸土不丢的爱国主义热流奔腾在历史的长河中！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据了台湾。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来，日军以台湾、厦门等地为前进基地，侵占香港，向东南亚进逼，发动太平洋战争，祸害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已经预言：“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针对康熙皇帝“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的言论，施琅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主张：台湾“断断乎其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我们不能不佩服施琅的深谋远虑、真知灼见；为了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舍得一身剐，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的大无畏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政府根据1943年12月签署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于1945年10月25日收复台湾，随后正式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样，涉及南海“九段线”的法律地位明确无疑。当年施琅坚留台湾，让台湾海峡与南海连成一片，具有多么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施琅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留给后人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理论遗产和实践遗产。“知今日台湾之重，即可以见先侯当日之心。”（清·施葆修《重刊靖海纪事序》）

我们今天研究施琅，应当将之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加以审察。施琅继承郑成功的伟业，大胆挑战欧洲人在东亚的海上霸权，大力阻止西方殖民者进军掠夺东亚的步伐；同时，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之在世界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开辟厦门和台湾鹿耳门为对渡港口；100年间（1685-1784年），厦门和鹿耳门是海峡两岸唯一对渡港口。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五十七年（1792年）先后再开辟晋江蚶江港和彰化鹿港、福州五虎门和淡水八里岔港为对渡港口；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开辟晋江蚶江港和彰化五条港、福州五虎门和噶玛兰乌石港对渡。当时，台湾形成了鸡笼（即基隆）、竹錾（即新竹）、梧栖（即台中五叉港）等民间海内外商贸口岸。这些都是施琅平定台湾的直接效应。

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守厦门期间，还为福建做了许多大事、好事，影响巨大。如捐资修复厦门普照寺院宇旧观，增建大悲阁，更名普照寺为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及后来的闽南佛学院在台湾影响极大；同时，又重建万石岩；修缮泉州府文庙、天后宫、承天寺法堂、安海龙山寺、安平桥、马平桥、顺济桥等寺庙桥梁，兴修水利；在厦门后溪镇建造霞城城隍庙，成为台湾一批城隍庙的“祖庙”、“太祖庙”；重建被毁的厦门城，扩大规模，在城内建造福建水师提督署，厦门成为八闽门户、海疆重镇；题奏在厦门设立闽海关，使厦门成为“通洋正口”。厦门港因此崛起，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龙头港”，奠定了日后依海建市、以港兴市的基础。

施琅给福建、厦门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福建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加上厦门对台的区位优势，让厦门获得建设经济特区、自贸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的机会。厦门不仅处于闽南金三角，而且处于厦门-港澳-台湾三角地域中，是“唐山过台湾”和“唐山下南洋”的主要口岸。自贸区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更将使两岸直接往来便利化。自贸区接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大时代的发展机遇。在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厦门港将转型为以航运人才、航运服务为主的大型港口。

纪念施琅，研究施琅，要继承和弘扬他的爱国主义传统，学习他独到的政治视野、经济眼光和军事谋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共圆“中国梦”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