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45.腹地经济发展对港口发展的支撑作用

腹地不仅为港口提供地理发展空间，而且为其发展提供必需的货源支持。腹地是港口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必要基础。腹地对港口发展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腹地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对港口发展起导向作用。腹地为港口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腹地经济的综合实力、产业布局、出口贸易的目标市场及出口发展趋势均对港口的货物运输起着重要的影响。腹地的出口发展方向对港口的发展方向有指引作用，且港口的货物输出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腹地出口产业发展状况。第二，腹地的经济体量影响港口的吞吐量。如果腹地经济拥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特征，那么腹地能够带动港口可持续发展，确保港口获得更强的竞争力。港口所在腹地范围越广阔、腹地物产资源越丰富、腹地经济越发达，越能够为港口发展提供必要支撑。此外，腹地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为港口货物的输入中转和集疏散提供了重要的设施保障。腹地与港口间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有利于增强腹地与港口间的人员、货物、资金的交流。总体而言，如果腹地的经济外向度高，与各地的贸易往来频繁，出口贸易发达，那么处于该区域的港口通常具有较大的吞吐规模，且与其他港口相比，该区域港口的实力较雄厚，竞争能力也较强。

    一、腹地产业结构对港口发展的导向作用

闽北是闽江之源，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古闽越族人擅长用木材制作独木舟。由于闽北境内多山，陆路交通不便，且境内的建溪、沙溪和富屯溪水系均汇入闽江，因此，闽北民众早在先秦时期就重视利用发达的水系进行舟船运输。三国时期，东吴经营闽地时，将闽北建安郡作为其船舶制造的重要基地。船造好后沿建溪顺流而下，经闽江到福州，再由福州出江口输送至长江沿岸。古代闽北的造船业，既让闽江之源“纵一苇之所如”而凌东海“万顷之茫然”，与大海拉近了距离，实现了闽北与滨海及海外的商品交换和商旅流通，又让闽江之源摸索总结出来的造船材质和造船技术，得以为宋元时期的福建所利用，为闽地海商打造出世界航海史上闻名遐迩的“福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福建海上贸易奠定了基础。（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闽北陶器制作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晚期，闽江之源就开始烧制陶器。浦城出土的西周印纹硬陶罐被视为典型的“闽北制造”，浦城龙窑被誉为“中国商代龙窑鼻祖”。春秋时期，闽北建阳一带开始烧制原始瓷，至汉魏六朝时，闽北的建瓯、南平、邵武、光泽、建阳等地陆续烧制青瓷，即陶瓷史上所称“南青北白”的青瓷阶段。富屯溪支流的瓷厂烧制的青瓷产品通过水路外销十分便利。（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唐代时，闽北建阳、浦城、松溪等地均建造有龙窑或者大型窑场，主要烧制青瓷。唐末五代时，建瓯小松至水吉一带烧制出了黑釉瓷器，即宋代时著名的“建盏”。宋代在福建境内设福建路，下辖福、泉、漳、建(南宋时建宁府)、南剑、汀六州和邵武军、兴化军二军，（吴松弟：《宋代福建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及其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82页）其中建州、南剑州、汀州及邵武军的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今的南平、三明、龙岩三市所辖区域。该区域境内多山少田，拥有丰富的木材、矿产、竹林、茶叶等资源，在宋代时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闽北陶瓷业在宋元时期发展兴盛，建窑数量众多、规模宏大，所烧制的青瓷、白瓷、黑瓷等各类陶瓷除了供应国内市场需求，还大量出口。以建窑为代表的“建盏”黑瓷通过水路沿闽江运至福州，再经泉州向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销售。泉州港在五代时因海外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崛起。北宋初期，泉州港为官方贸易港，宋元祐二年(1087)，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负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事务，泉州港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宋元时期，闽北出口的主要贸易品除各类瓷器外，还有建锦、土纸等土特产品，大都经闽江运至福州港和泉州港销往海外。经泉州港外销的商品有陶瓷、丝绸、绢帛、铁器、漆器、糖酒、茶叶和药材、水果等60多种，其中陶瓷和丝绸为大宗，（黄天柱：《泉州港与古代丝瓷之路》，《理论参考》，2016年第2期，第64页）而瓷器又以闽北和德化所烧制的居多。因此，腹地出口产品的种类决定了泉州港、福州港的货物输出结构。

宋元时期，漳州港作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外围港，海外贸易逐渐兴起。明清时期，朝廷实行较严格的海禁政策，对福建沿海港口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明朝初期开始实行海禁，泉州港的海外贸易逐渐衰落，而漳州月港对外走私贸易逐渐兴盛。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累次驻泊在长乐太平港，修建船舶、招募船工、增加补给等，促进了福州外港的发展。明代，琉球与中国确立了宗藩关系；明成化十年(1474)，朝廷将福州港定为中琉贸易的法定港口，并将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设福州，同时在福州城南河口设置进贡厂，开展中琉之间的“朝贡贸易”。（龚高健：《古代福建港口经济发展探析》，《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年专刊，第246—247页）此外，琉球也成为福州港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地区私人贸易的中介，明朝出使琉球的使者会从福州带货至琉球，（魏献策：《明代泉州港与福州港的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第53页）自福州港输出的产品仍然是以闽北、闽东腹地所产的土特产品为主。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漳州月港甚至成为东南地区海上走私贸易中心，且带动了厦门港的兴起。明隆庆至万历年间，厦门港和漳州月港开通了10条通洋航线，海上交通初具规模。（郑廼辉、高香凤、江铃：《历史上福建港口的茶贸之路》，《福建茶业》，2015年第6期，第51页）清初重开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闽海关，厦门为其正口，此后从厦门港输出了大量的武夷红茶、生丝等。厦门港也因茶叶、生丝贸易而逐渐繁荣起来。五口通商后，厦门港出口的货物中，茶叶仍然是大宗，主要有闽北崇安的武夷红茶、龙岩宁洋茶、安溪乌龙茶、台湾乌龙茶。清代，闽西地区盛产手工土纸，因品质佳曾畅销日本、东南亚地区。这些土纸部分通过水路船运经漳平、浦南到漳州，再转厦门出口；部分通过陆路和水路运至永安，经沙溪、闽江运至福州，再出口海外。鸦片战争后，武夷红茶输往广州的通道被切断，输往上海的通道也被切断。1853年，美国旗昌洋行派人前往武夷山茶区收购茶叶，并经闽江顺流而下至福州。这一航程所需时间短，距离茶区近，收购价格较低，让外商看到了福州港的潜力。（刘锡涛、黄廷：《初探近代闽江茶叶贸易对福州港兴衰的影响》，《茶叶科学技术》，2009年第2期，第46页）次年，多家洋行纷纷进入福州收购武夷红茶。五口通商后，自福州港出口的货物主要有茶叶、木材、纸、药材等，茶叶为出口大宗。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闽西、闽北腹地以茶叶为代表的土特产品的出口有力地支撑了厦门、福州港的发展。

    二、腹地经济体量影响港口吞吐量

港口吞吐量与腹地货源支持和市场需求量密切相关，因此腹地经济发展规模也会影响港口的发展规模。当腹地产业发展达到一定规模时，经济总量增长较快，对出口的推动作用更强。随着腹地出口产业规模化经营的形成，港口输出量也逐渐呈现规模化增长。宋元时期，闽北建宁府盛产生丝，纺织业在宋元时期已形成规模经济，生丝织成的各色绸缎，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大量出口外销。宋代闽北邵武、浦城、崇安、松溪等地均建有众多龙窑，这些大型瓷窑一次装瓷坯达几万件，须雇佣大批工人进行专业化制作，所烧制的产品除贡瓷外，大多属于“外贸瓷”，大量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欧洲等地。因丝绸、瓷器的大量出口，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贸易大港。明朝初期实行海禁后，漳州月港、厦门港也因腹地瓷器、茶叶、丝绸等物产出口而兴起了海上走私贸易，开辟了多条通洋航线。清朝初期重开海禁后，厦门港因茶叶大量输出而逐渐繁荣起来，成为福建省的出洋总口。1697年7月，一艘400吨的“纳索(Nassan)号”从伦敦航行到厦门，载有600桶茶叶、30吨生丝等。3个月后，一艘250吨的大帆船“特林鲍尔(Trumball)号”航行到厦门，所载货物有茶叶500桶等。1698年，一艘280吨的快速帆船“舰队(Fleet)号”从伦敦航行到厦门，载返茶叶300桶。（郑廼辉、高香凤、江铃：《历史上福建港口的茶贸之路》，《福建茶业》，2015年第6期，第51页）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茶叶出口量增长迅速。厦门本地并无出口物产，因此厦门港对于腹地的货源依赖性极强，因茶叶、土纸等腹地物产的出口而逐渐发展起来。1853年，闽北武夷红茶经闽江运至福州的茶路重新开辟，吸引了各大洋行至福州抢购茶叶，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量因而大幅增加，具体如表1G2所示。

表1G21856—1866年间福州港输出的茶叶单位：磅

     资料来源：刘锡涛、黄廷：《初探近代闽江茶叶贸易对福州港兴衰的影响》，《茶叶科学技术》，2009年第2期，第47页，引自巴尼斯特尔：《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1831—1881年)—中国海关十年报告》

从表1G2可知，1856—1866年间，从福州港输出的茶叶量增幅较大，福州与武汉、上海在当时并称为中国三大茶市。据海关资料统计，19世纪70年代大部分年份，福州港出口的茶叶量保持在60多万担的水平；1874—1876年间，福州港茶叶出口值占货物出口总值的95.5%；1867—1894年间，福州港茶叶出口值占货物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80%。①1878年福州港出口茶叶80多万担，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清光绪中期武夷山每年输出青茶约60万斤，平均值50万元，输出红茶20万斤，价值20万元，茶叶为闽北最大宗出口产品。②由此可见，闽北腹地茶叶出口规模对福州港出口发展的影响，福州港在五口通商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茶叶的大规模出口贸易。19世纪末因印度、锡兰等地引种红茶成功后，福建茶叶出口外销锐减，福州港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