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36.南洋文化对漳州的影响

    （一）文化艺术

1.雕刻艺术

以清代“闽越雄声。楚滇伟绩”石牌坊为例，牌坊上的“画板”运用双面雕的手法装饰，无论是人物还是背景的老树或是桌椅、骏马等，无所不用其精。牌坊的边楼上，各有五块青石镂雕花板，花板上雕有卷发虬髯的外国人。有的卷发虬髯或头戴礼帽，或在骑马，或在欣然跳舞，或在与当地人谈话交流，一派中外歌舞升平之景象。这说明清代漳州对外交流频繁，在商贸活动中已经自如地与洋人打交道，以及本地人颇为自然地接受彼此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突破传统的华夷之间的界限和对海外文明的认可，体现出一种开放心态和视野。

2.瓷器工艺

漳州产的釉上彩大盘，盘之口沿模仿典型的克拉克瓷开光纹样，而盘心纹饰风格则是独创的。此纹饰由各种有关欧洲航海主题的元素构成，包括航海刻度盘、欧洲船只、海岸线和巨大的鱼，这些主题元素很可能来自15世纪和16世纪大航海时代绘制的欧洲航海地图和早期制图中用来显示海岸线的标志性建筑、小岛、船只等。“这类特殊的漳州窑盘，结合了中国和欧洲的装饰元素，证明欧洲商人和漳州陶工之间的直接商业关系”。([英]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

    (二)货币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海澄青礁慈济宫重修，其碑记记录了漳州华侨捐缘：“例贡生颜应麟捐英银叁佰贰拾大元；上张浒茂丰源号、安详乃兴号、圳尾陈庆照捐英银壹佰伍拾大元。”(《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靖梅林天后宫修建捐款碑记中载有：“生源摆五盾六、步紫公一百盾”，“建涌题和银三十盾正、培球题和银二十五盾正、清超题和银二十七盾半。”在华安，光绪十四年《重兴云水溪桥碑记》碑文中有：“造千万人来往之桥，需费巨万者哉。华崶三里许，有云水溪桥焉。上达汀龙下通漳厦，为行旅货物必经之地，诚通衢要道也……凡七拱长二十四丈六尺，中拱高三丈六尺，累累焉如七星之联珠。计用番银贰万余元。”(见华安云水溪桥《重兴云水溪桥碑记》)这些“英银”“和银”“番银”等外来货币表明大量番银可在漳州流通。“番银”使用的是“银圆制”，其重量、成色标准化，且样式精美，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逐渐主导了闽南一带的货币流通，且得到民众普遍的接受。

有学者认为明代葡萄牙人到达漳州进行贸易是在1518年，非1516年，而且它们进行贸易的主要货币是西属美洲银币，非葡萄牙本国铸造，主要是美洲流入巴西葡属殖民地，经加盖戳记后流向世界市场，在闽南地区仅发现几枚。明清时期，作为具有世界货币功能的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法属印度支那“座洋”等相继输入闽南地区。由于铸造精美，重量、成色统一，且有的还在币面铸上中文标记以便百姓识别，这些贸易银圆几乎垄断了闽南的货币流通市场。当时出现在侨批封上的货币名称如“龙银”“英银”“大洋”“洋银”“龙鸟”“鹰银”“光洋”“座洋”，即为此类银圆，(林南中：《“番批”“番银”—海洋文明的金融符号》，《福建金融》2014年第6期)乾隆十年(1745)，“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闽粤之人称之为番银或称为花边银，凡荷兰、佛郎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02页)

闽南语漳州音“钱”读作“镭”，其读音即源自西班牙货币单位REAL(即瑞尔)。从清中叶至民国初期，闽南地区官方以及民间交易、纳税、商业记账等经济活动，大多以“番银”作为结算货币，这从当时的碑记、地契以及银票、借据等金融文书中出现的“花边银”“佛银”“龙银”“英银”“大洋”“银”等货币称谓可以得到印证。受外来“番银”的影响，清道光年间，漳州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地方自铸银圆之一—漳州军饷。明清时期漳州的海外贸易以及货币流通的情景，在漳州古代寺庙、碑刻、牌坊、石雕以及年画中都有反映。在闽粤交界的漳州市诏安县分水关长乐寺，至今还保留着一方立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重建分水关观音亭碑”，上面镌刻的捐款数额除了用“捐银”多少“两”外，还使用了“捐银”多少“元”，在62个捐款人中，捐献银两的占11人，其余51人都是捐献银圆。(见诏安县长乐寺《重建分水关观音亭碑记》)这说明乾隆时期使用番银是按枚计值，且在当地番银作为流通手段已占主导地位。在漳州市芗城区官园威惠庙有一方清嘉庆六年(1801)的石碑，上面的捐款已是清一色的银圆，其中许多还使用到角币，说明到了嘉庆年间，番银在漳州的流通使用范围更加广泛。距官园威惠庙不足100米的另一座官园大庙里，有一方清光绪十五年(1889)的碑记，捐款的货币单位也是清一色的元、角。当时按清廷官方规定还在使用银两制，清宣统时才正式使用货币名称“角”。这些货币流通亦反映出了闽人频繁来往南洋，与西方殖民商贸往来频繁，漳州亦成为海外贸易发达、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一个地区。

    (三)建筑风格

1.龙海区海澄镇苏氏华侨民居

隆庆开海后，漳州到海外讨生活者逐渐增多，海外华侨群体逐渐发展起来，并通过经济、宗族、文化等方式影响国内的经济与空间格局。建筑即为一重要体现，具有南洋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大量出现。海澄镇合浦村苏氏华侨民居，是村民苏瑞满从印尼泗水回乡修建的，“中部采用典型的闽南民居，中轴线上依次为前厅、天井和主厅，两侧为对称式的南洋风格建筑，拱形的外廊、线脚丰富的柱式和西式的雕花。从民居宏观的整体规划布局到建筑单体的微观细节装饰上，都全面地融合了中西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黄源成：《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78页)该处古民居外形优美，兼有闽南红砖燕尾和南洋建筑风格，建筑装饰考究，木雕、石雕、砖雕等工艺都十分精湛，尤其是门顶一雕像甚为独特：一名南洋士兵一身戎装，腰挂佩剑，异域形象与军人的英武之气，毫无违和地被这座海边小村享受了一个多世纪。

2.天一总局

位于九龙江畔角美镇流传村的小巷深处，有近代中国首家民间侨批局，亦称大清第一民办邮局，即天一总局。该侨批局于1880年设立，1896年注册为郭有品天一信局，1902年改为郭有品天一汇总银信局，比1896年成立的大清中华邮政局还早16年。

该局在鼎盛时期，每年侨汇额达1000万∽1500万银圆，侨汇业务占当时闽南地区侨汇总量的三分之二。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经营时间最长的早期民间侨批局。天一总局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由北楼、陶园、苑南楼3座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西洋拱券式外廊与闽南民居相结合，气派而精巧。该建筑是天一总局创办者郭有品的儿子郭行钟于1911年斥巨资在流传村兴建，历时10年，于1921年告竣，是当时天一信局的商业运转中心和生活居住中心。

最为壮观的北楼是天一总局的办公大楼，前后为拱券式外廊，廊柱高大气派，正立面装饰了西式山花，门墙上的装饰中西交错，有构思巧妙的信鸽和骑车邮差的高浮雕，也有西洋建筑里的安琪儿浮雕。建筑内部，中间一个大院落，回廊环绕，而窗檐带和走廊外墙柱明显呈欧式建筑特点。房内装饰精致，至今还保留着当时极少有的须弥柱装饰以及进口蓝色玻璃、磨砂玻璃、彩绘瓷砖。

整座建筑外景呈现出西式建筑风格，内景结构则显示中式风格。北楼向西并列是三进式大厝，两旁紧拴双边雨屋，屋后紧连苑南楼。苑南楼、陶园是居住楼和后花园，为拱券式外廊建筑，二层，后院为三进式闽南红砖大厝。陶园占地3000多平方米，是一座漂亮的花园。花园里建有亭台、楼榭、假山、猴洞、鱼池、花圃、石砌小道等等，绿草如茵，竹木成林，曲径通幽，群芳竞艳，一派优雅恬静的迷人风光。石雕、木雕、砖雕造型丰富，手法细腻。

3.曾氏番仔楼

靠近沿海地区的村落，受海洋文化与南洋文化的影响较大，海外归来的华侨不断将侨居地所见所闻的建筑形式带回原乡。

位于角美镇东美村墩上社的番仔楼是由新加坡华侨巨富曾振源及儿子曾福全、曾福祯两代人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始建，历经14年，耗银17万两才建成。番仔楼群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整体建筑以家庙为中心，三横三纵，呈“凹”字形。番仔楼的楼房内外墙装饰用的花瓷砖，由南洋专船运回。建筑群楼上与楼下都建有一条狭长的过道，通道的中段，有好几个类似半月形的拱桥，这在闽南地区极为罕见。人们可直接从桥上走到对面的楼房，而不用重走回头路。

这座华侨豪宅，构思巧妙，布局严谨，气势宏大，工艺精湛，庄重典雅，是华侨吸收西洋文明的有力物证。而该楼的建筑构件、材料、建筑设施也为研究闽南番仔楼建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

4.养真楼

养真楼，当地人称“番仔楼”，是印尼华侨杨养成在南洋打拼10余年后，积累了一笔财富，于1931年返乡建造。养真楼楼体为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二层砖木结构洋楼，坐南朝北，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南洋式建筑屋顶为“人”字坡顶，融入少量闽南建筑元素。建筑顶层栏杆墙体上刻着“养真楼”字样，满布鸟兽与花果等雕刻，最上面一只向下俯冲的老鹰，雕刻纹理清晰可见。

5.碧山楼

碧山楼，又称“乌楼”，仿巴洛克式建筑，为旅菲华侨杨贺龙(字贺廪)于1921年所建。杨贺龙青壮年时就在菲律宾的杨厝社知名人士杨在田创办的瑞隆兴铁业公司任职。之后他雇人建了碧山楼，建楼使用的铁件、水泥等材料均由海外运回。后花园内种植了大量不同品种的名贵花木和果树，果树很大一部分还是当时从菲律宾直接拿树苗回来种植。后花园最后面则是碧山楼始建人的墓地，墓地以大青石切割砌成，配以西班牙文字镶嵌墓墙，十分庄重气派。碧山楼兼具闽南与西洋之风格，在角美之古典楼群中独具特色。

6.余庆园

碧山楼不远处，即有余庆园(又称红楼)，由菲律宾华侨杨清月建于1921年，仿罗马券廊式，红砖砌成，未抹灰，直接以砖体示人。碧山楼和余庆园的主人，即杨贺龙与杨清月是叔侄关系，当地人称这两座乌、红楼建筑为“叔侄楼”。

7.高阳楼

高阳楼位于角美镇鸿渐村，前厝后楼，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前厝为中式一层大厝，后楼为欧式两层西洋小楼，典雅与古朴结合得天衣无缝。高阳楼是菲律宾华侨许文仲于1947年修建，占地面积540平方米。因祖先从河南高阳迁徙而来，楼主人许文仲取楼名“高阳楼”。前面的中式大厝亦如众多闽南古民居，为弯月形的燕尾屋脊硬山顶建筑，前厅面阔三间，进深三柱。屋脊下的山墙有悬鱼、鸟踏图案，有模糊残存的飞马、老鹰、花瓶等浮雕图像。山门砌青白石门框，上覆红瓦，青砖红瓦皆功底瓷实。门楣贴朱红的六角砖，墨书“高阳”两个大字。门楣外四沿有宝蓝色构线，显得壮观富丽。一楼前廊有欧式廊柱、拱门，有浮雕、镂雕的人物鸟兽图。顶楼正中圆轮上有猛狮、飞马的西洋雕塑。高阳楼与一般的闽南古民居的不同之处在于，高阳楼的飞檐翘角处少了闽南特色的琉璃瓦点缀，没有龙凤麒麟等异禽怪兽，少了些金翅金鳞，少了些金粉木雕、檐头飞花，较少俗艳元素，而凸显素颜之美。

8.东山的福成大厝

福成大厝是典型的闽南西洋结合建筑。“福成”是其“福成号”商行之名，该商号初始以经营柴炭为主，后又拓展为专营粮油，还兼营南北货运，且是当时铜山最大的米行。随着家业壮大，该家族在铜山城西门内置地约300平方米，建造福成大厝。该厝外观以西洋风格为主，而室内则以闽南传统民居建筑风格为主。大厝中西合璧的外墙，轮廓线条非常简洁明了，腰部及檐口部有古罗马几何图案装饰，是铜山古城最大的民国时期西洋建筑。

福成大厝的前、后座均为两层楼房，建筑结构左右对称，中间为厅堂，天井隔开，天井两侧各有一条回廊。大厝前座面积较大，上下各为一大厅四居室，上厅为祭祀厅，下厅为食膳厅。大厝的后座面积较小，上下同样各为一大厅四居室，上厅下厅分别是纪念厅、会客厅。门厅右边设有庭院花园小局，与厅堂互相渗透，植有草木，形成幽美的自然环境及宁静和谐的生活氛围。庭院中间用石板铺砌，后面是书房。其室内装修陈设相当讲究，红木家具，加以精巧雅致的木雕花饰，富有异国特色的西洋式窗台、门饰，别有一番韵味。

9.东山何氏番仔楼

该楼位于杏陈镇埕英村，村中8座番仔楼，保存完好。番仔楼由旅居新加坡华侨江桂珠等建造，建筑坐南朝北，前后排开，形成集南洋异域风情与闽南传统风格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交融合璧的特征。

江桂珠，新加坡南海观音(庙山)佛祖庙负责人，出生于诏安县四都镇林头村，自小被送到东山县杏陈镇埕英村抚养。1933年，江桂珠离别两岁的儿子何荣茂，与吴软英、林雪花下南洋，远赴新加坡谋生。身在异邦，身无分文，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亲朋好友，异国他乡谋生之路异常艰难。她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随身携带的神灵香火之上，把祈求庇佑的信仰也带到了南洋。她们亲眼看到当地人信奉道教，设道坛供奉师公，以祈求神灵保佑平安，而且做醮祈福风气浓厚，于是在新加坡黎氏哥士律443号创立了新加坡庙山佛祖庙供奉随身奉祀的东山石庙香火。前座供奉庙山佛祖，称为福善堂；后座供奉南海观音，即是龙善堂。其香火日渐兴旺，每天来庙堂烧香进贡的香客络绎不绝。她们的名字也传遍新加坡的大小角落。

江桂珠自1953年起陆续建造多处何氏大院，大体上都是砖木石结构，条石框架，红砖砌墙，红瓦盖顶，木质楼板。楼内布局仍保留着传统的闽南风格，天井、大厅、厢房等错落排列。建筑中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西式门窗等建筑材料及工艺，使得楼房在层高、跨度、采光、通风上都有不小的提升。其门框、廊柱上寓意追本溯源的题刻，无不时时训育后人应具有中华传统美德。一座座楼房结合西洋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楼外楼里，凸显了近代海疆乡村的不平凡的变迁。（黄辉全：《风韵犹存番仔楼》，《闽南风》2019年第11期）

胜南庐是吴软英按照传统的闽南民居木结构营造技艺所建，中西合璧，建筑整体外墙线条硬朗，南洋风格浓厚。庭院中两棵高耸的凤尾葵，颇有南洋椰风气息。建筑中布满墙面的浮雕、陶塑以及彩绘装饰，琳琅满目、风韵犹存，不难看出当年的富丽堂皇与精致讲究。

10.漳州市区新行街的番仔楼

新行街番仔楼，是20世纪20年代从南洋苏门答腊回乡的陈顺筹斥巨资所建。该楼为庭院式大厝，主要由主楼和天院组成。主楼坐北朝南，高3层，总面积550多平方米，为典型的中西结合风格建筑，南面设通廊，立6支仿多立克柱式(一种希腊柱式)前檐柱；室内中部为门厅通道，两侧为房间，地板铺设从南洋运来的花砖，楼板及屋顶则为传统桁架。建筑四面均开窗，外墙窗户顶设南洋风格帽檐。由于是番客所建，又颇具南洋风情，本地都称此楼为“番仔楼”。主楼四周环绕近400平方米的花圃。（林绿：《新行街番仔楼的红色往事》，《闽南日报》2020年3月31日）

11.东坂青年路番仔楼

番仔楼位于芗城青年路中段，始建于1934年，原计划作为医院大楼，刚竣工时，投资人陈氏因药材生意受挫，只得变卖家产，崭新的洋楼出手给当时的官方机构。该楼主体3层，天台建“十”字形阁楼间，并建柱式烟囱。整座建筑呈正方形，檐廊水泥柱，墙体为黑砶清水砌法。门廊呈月台式，台基砌4级弧形石阶。4支立柱是经典的多立克柱式，支撑半圆形月台，方形瓶状栏杆。从外观看洋气十足，与绝大多数“番仔楼”的格局一样，其内部是传统的砖木结构，内饰除一层大厅地板铺从海外进口的花砖，走廊及楼上都是粘土窑砖砖墁。大楼高敞厚实，匠作精细，除少许木梁糟朽外，砖石件及水泥预制件保持完好形状，木质楼梯和大部分天花板仍然结实耐用。大楼原有后花园，前有门庭，20世纪中叶，前庭后园改造成公租房，大楼内隔间也有所改动。（田丰：《漳州“番仔楼”》，《闽南日报》2006年8月28日）

12.诏安天然楼

该楼乃香港侨商吴天然在西门街建造。修造该楼前，吴天然还特地邀请香港的荷兰建筑师进行设计。该楼建于1930年，仿哥特式建筑，共4层楼高，建筑面积共600多平方米。墙体采用贝灰、沙子、糯米糨糊砌成，而外墙、地砖及装饰材料则全部是从香港海运而来的洋货，整座建筑十分坚固。罗马风格的石柱、欧式的大阳台、雕刻着图案的窗户、彩色的窗玻璃，颇具南洋风格。

楼顶四周还分别建造了中国长城烽火台、美国的沃尔华斯大厦、英国的白金汉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等微缩建筑，将中国传统风格与欧陆格调融为一体。该楼建成之后，吴天然购置了手摇电影放映机和留声机，并添置了豪华的卫浴设备，乃闽南粤东闻名之豪宅。

13.继鳌堂

继鳌堂位于龙海白水镇金鳌村，是新加坡华侨杨南离在尖峰山下祖籍家所兴建。该宅堂于1935年动工修建。闽南特色的院子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院子里的偏厅门框有联：“继续蕃衍方征裕后，鳌头独占始见光前。”从院子看，正堂右边通道门上刻“可乐居”3个大字，是来自《左传》中的“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左边通道门上刻的是“善养斋”，出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杨氏家庙中的继鳌堂，有联：“继统追源建高堂而彰有德，鳌宗复振隆祭祀以表征诚。”从可乐居进入后堂，通道有门联：“可以享天伦，乐其中情味。”家庙后门也有对联：“澳畔多芳草，内庭聚菁英。”后方居中四知堂有门联对应：“澳畔兰花秀，内庭桂子芳。”众多门联体现了宅堂主人的生活情趣。四知堂正门两边的藏头对联，则反映出了杨南离的名字、职业、人生理念与操守：

“南国营商躬行信义方能满载而归荣故里，离乡雅操手续完全始得同胞洽望贺新基。”堂内两边厢房门上各有一联：“门墙多古意，家世重儒风；五云蟠吉地，三瑞映华门。”

    (四)漳州庙宇的海外文化元素

近年在漳州芗城区西郊院内村法真寺故址出土了风格独特的四牙象石碑底座，以及几段雕刻奇特动物形象的石柱础，说明漳州寺庙有域外元素的存在。谢重光认为，漳州北郊石亭镇北斗村朝真堂，应该是一座清真寺。北斗村朝真堂附近的高坑村村口，有一座“蕃人墓”，估计是伊斯兰教徒的墓地。（谢重光：《唐宋元时期的漳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大众考古》2017年第3期）

理由是《八闽通志》引用宋代《漳州图经》云：“唐嗣圣中，胡商康没遮经此，将浴，投十钱，泉为涨溢，浴毕，泉复如故。”漳州的方志中也有记载，有古迹为普贤寺，“在城西厢，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建。南唐保大(943—957)中，有三佛齐国将军李某以香货诣本州，易钱营造普贤院，手书法堂梁上。元祐(1086—1094)间，僧善麟摹其墨迹以示人，无能知者”，（《(光绪)龙溪县志》卷十一《古迹》）这说明五代至宋，漳州也是胡商、胡人往来之地，带着香货前来做生意的三佛齐国李将军可能即是其中之一。

芗城区西郊院内村法真寺故址出土的四牙象石碑底座，背上驮的是一轮火焰般的法物，谢重光认为此极可能与古代波斯或中亚某些宗教的拜火习俗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此法真寺出土的四牙象石碑底座应是耆那教遗迹，理由是耆那教教主筏驮摩那出生之前，其母梦见四牙象的故事。（黄国华，谢伟中：《千年印度耆那教遗迹惊现漳州》，《海峡都市报》2006年6月1日）法真寺出土的四牙象石碑底座应是耆那教遗迹，漳州所存耆那教石雕是国内罕见的古迹。这些反映了漳州在海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吸收和容纳了不少海外文化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