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海交商贾黄谨

黄谨，字子真，福建晋江安海人，是一个活跃在北宋英宗治平（1064年—1067年）至神宗熙宁（1068年—1077年）年间的我国东南沿海开拓东线贸易的商贾，他以航海商贸活动家的身份而被载入《宋史》。《宋史·罗拯传》记载：“罗拯，字道济，祥符人……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自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黄谨）俱来。至是，拯以闻，神宗许之，遂遣金梯入贡。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

《宋史》这段文字，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晋江黄谨贸易高丽时，是驻在高丽国的礼宾省，与国王有往来，国王对他说：自宋仁宗天圣以后，职贡就断了，他拟派使臣与黄谨一路同来中国入贡通好。罗拯把这桩大事向朝廷禀奏，宋神宗皇帝首肯答应。于是高丽遂遣派金梯这位官员，与黄谨一路到中国入贡通好。

《宋史》列传《外国三》《高丽》有云：“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从中得知，这些商贾闽人都是乘坐黄谨所带领的船只，从晋江安海湾出发，北经东海，转东北向过朝鲜海峡，再转北过日本海峡，穿波犁浪至高丽咸镜进行商贸活动，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已经定居在高丽国，有的被诱而弃商当了高丽国的官吏。

安海，古称湾海，或曰安平。它是古代泉州海上交通的辅翼港口。《安海志》载：北“宋元 二年丁卯（1087年），泉州设市舶司，客舶海到者，州遣吏榷税于此……”泉州设置了市舶司，以统制内外海商，从而告别以往海泊寄港于广州的种种限制。安海也“成为郡制通贸海外之港口”。

“咸镜”，在朝鲜东北部，北界中国及俄领沿海州，西界平安道，南界江原道，东临日本海，寒气严烈，土地平饶，分为南北道，南道首邑曰“咸兴”。北海首邑曰“镜城”，合称为“咸镜”。

晋江与高丽通商，据《晋江市交通志》“大事记”载称：“大中八年（1015年），晋江商人首航高丽国（今朝鲜）至元祐五年（1090年）的75年间，先后航行至高丽船舶共19起500多人次。其中查有姓名者，有黄谨等20人。”中国与高丽通好，虽说是商贸往来的巧遇，但是中间如果没有福建省商人黄谨（子真）作媒介，努力斡旋，没有黄谨的政治见识，这一沉没已久的线索，根本不可能浮出水面。史事资料相互印证表明：

其一，南唐至宋初，泉州人到现在朝鲜东北部的咸兴去做生意的人，都先调查其物资的缺欠情况，一般是贩运高丽国的“白参、貂茸……”等贵重药材回来；而带出口的是本地区的陶器、瓷器、棉布、荔枝干、龙眼干”等土特产。以“利”而论，正“合乎十倍之利”。它反映了在这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之下，创造了历史性商贸盛况。

其二，这一东线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中国与高丽国之间文化交往的友谊，这友谊是通过晋江安海人黄谨通商于高丽而实现的。它说明晋江的黄谨，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而不是纯粹的生意人。

其三，黄谨商航高丽国，是靠发运使罗拯在晋江（泉州）的开放政策。这中间，不难看出当时晋江安海港的海交贸易处于全国所瞩目的地位。

其四，晋江的海商通贸高丽国，并不是从黄谨开始的。早在南唐，黄光略便已经导舟高丽，与高丽国进行商贸交易了。

大海茫茫，不会将黄谨航海的任何痕迹留下，但是，1977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道德岛附近发掘的古沉船，经过专家研究鉴定，其“主尺度比值与泉州古船十分相近”。韩国海域古沉船的发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印证了唐宋以来，泉州港开辟了漫长的、纵横交错的海交友谊航线，其中一条就通往今天的朝鲜半岛。

黄谨继承父辈的业绩，冒风顶浪，胼手胝足，受到高丽王的种种优待。由于他亲身经过海上漂泊，更觉得睦邻友好的可贵，终于被高丽王委以重任，带领高丽王派遣的使者金梯及其船队到中国“入贡”，这对两国通好，无疑作出特殊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黄谨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海峡西岸一个举足轻重的海交高层人物。历史应当记住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