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14.漳州人的海洋意识
漳州历史悠久,相传远古时代便有太武夫人在此拓土而居.漳州市区北郊的莲花池上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证明4万~8万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生息。战国时漳州隶属越.秦朝时,今漳州梁山山脉以北属闽中郡,以南属南海郡;东晋义熙九年(413)在今漳州境域内建置了绥安县;梁天监(502—519)年间又置兰水县;梁大同六年(540)在九龙江畔建置龙溪县;隋开皇十二年(592)并绥安、兰水入龙溪县。唐垂拱二年(686)建州,因州治临漳江而称漳州;后州治再迁,贞元二年(786)徙至龙溪县治之桂林村(今漳州市区)。
两汉至隋唐时期,闽越人以及后来的“蛮獠”的主要交通工具为船,其“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南抵越南,北达江淮.隋唐时期,北方汉人陆续南迁,与土著居民相处相安,逐渐掌握水上生计,为日后漳州的海外交通奠定了基础。
漳州海岸线绵长,域内丘陵起伏,植被良好,内河纵横交错,水量丰沛。沿海可称为溪海过渡区,有4个主要出海口:一是九龙江出海口,汇北溪、西溪和南溪至厦门湾出海;二是漳浦的鹿溪,在佛昙至古雷一带与海交汇;三是云霄的漳江,在东夏、峛屿与海相接;四是诏安的东溪,梅岭港为福建最南端的出海口.宋代,朝廷在九龙江口的海口镇(今属厦门市海沧区)设置“场务”,“收海道商税”,沿海居民亦视海为田,泛海求利.绍兴(1131—1162)年间曾任漳州知州的廖刚在上奏文书中报告:“平时海舟欲有所乡,必先计物货,选择水手,修葺器具,经时阅月,略无不备,然后敢动.则又必趁风信时候,冬南夏北,未尝逆施,是以舟行平稳,少有疏虞.风色既顺,一日千里曾不为难。”([宋]廖刚:«高峰文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大多数中小海商,抱着“轻生射利”的心态,在海上讨生活。
元代的漳州社会受到冲击,经济文化乏善可陈,但海上贸易仍持续发展。至正二十三年(1363),漳州右丞罗良“遣僚佐具舟由海道运粮抵辽东”。这一航线自南太武发舶经东海、黄海、渤海,途多险象,而漳州航海人却“操舟如神,则不惮此”( [明] 吴朴: « 龙飞纪略» 癸卯 « 罗良遣其将运粮给行在»条 )。
可以说,宋元时期漳州人的海洋意识已然形成。从精神层面说,面对狂涛,了无惧意。从物质层面说,所造海船够坚固,对驾船技术够谙熟,方能“操舟如神”。
明代是漳州人海洋意识的扩张时期。15世纪至16世纪中叶,漳州沿海走私贩海盛极一时,以月港为中心,形成民间海外贸易网络.月港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港汊密布,为龙溪县八九都地,僻于一隅,官府鞭长莫及。正统景泰(1436—1457)年间,月港一带民众即“多货番且善盗”,正德(1506—1521)年间则“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月港私造双桅大船,不啻一二百艘,鼓泛洪波巨浪之中,远者倭国,近者暹罗、彭亨诸夷,无所不至”([明]谢彬:«剿抚事宜书»,载«(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九«艺文四»)。沿海民众的思想倾向是以鱼死网破之心反抗朝廷政策。贫困之户为衣食计,纷纷“捐生竞利,灭没风涛间”“以海为业”“通番获利”.富豪之门也为利所驱,不惜“一倍博百倍之息”。至嘉靖(1522—1566)时,诏安一带以宗族为纽带,进行规模性的集体走私.据载,田、林、何、傅、苏、吴等姓氏,计有千余家参与通番走私。号称“闽南一大都会”的月港,不仅“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福建其他地方的海商也从这里发舶。原来一直到广州贸易的外商“欲避抽税,省陆运”,亦改道月港,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商船“潜泊漳州,私与为市”(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零六«嘉靖八年己巳»,第2507页)。嘉靖二年(1523),仅留居漳州的葡萄牙商人即多达500人“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明]冯璋:«通番舶 议» ,载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67页),甚至武装拒捕,“海禁愈严,贼伙愈盛”也就是说,明廷祭起杀威棒也没能遏止海上贸易活动,只好调整海洋政策,局部开放海禁,“先是发舶在南诏之梅岭,后以盗贼梗阻,改道海澄”([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2页)。隆庆元年(1567)于海澄月港开设“洋市”,由官府监管民间海外贸易,月港进入了全盛期.万历(1573—1620)年间,“四方异客,皆集月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之«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这时期漳州的缙绅士大夫阶层大都视野开阔,观念日新,理性评估海外贸易,从主张“听民贸迁”到充分肯定其成效是“公私并赖”,海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而推动并维护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明末月港已呈衰败之相:一是西方殖民势力东渐：二是闽南沿海成为郑成功军事集团与清廷势力拉锯的主要地区,长年兵连祸结；三是清廷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次年设闽海关总口于厦门。从此,月港沉寂于历史的潮汐之中。
明末至清中期,漳州人经略海洋的雄心未泯,但形禁势格,主营方向有所变化,一部分海商往返于广东、浙江,做国内贸易,一部分则到暹罗等南洋地区经商。清宫档案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闽浙总督杨廷璋奏请优叙由暹罗贩粮入闽2000石以上的海澄商户陈炳芳,援例赏授九品顶戴。嘉庆(1796—1820)年间,龙溪商人吴竟买了暹王商船“金协顺”号,往来于广州、厦门。海澄县的吴让,乾隆十五年“放洋暹罗”,经营有方、获利无数,获得暹王的高度信任,主宋卡城,三代相承。龙溪潘振承雍正五年(1727)出洋,数年后入粤,乾隆十五年前后在广州创办同文堂,一度是广州十三行行首。
进入新时代,漳州人的海洋意识得到复苏,朝着“依港立市、工业强市、生态名市、科教兴市”的目标奋力前行。漳州,这座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焕发新的活力,扬帆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