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少年  智斗顽敌 

楚   欣 

武夷山市，即原崇安县，既有独特的奇山秀水，又有丰厚的人文历史，还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三者合一，极为罕见。

1930年，崇安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同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一部分人马从上杭的古田镇出发，向北经连城以东的宁化、清流、归化等地，越过武夷山，向江西转移。途中，领军人诗兴大发，写下了《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生动描述了红军长途征战的路线、方向和目的，展示了红军战士的英勇形象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020年，恰逢崇安苏维埃政府成立 90周年，也是毛泽东《如梦令·元旦》创作 90周年。武夷山市组织“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的采风活动。笔者有幸参加，受到红色文化的深刻教育。其中，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大洲谈判，中共代表黄知真的表现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黄知真，1920年生于江西横峰。其父黄道，192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因积极投身“三一八”学生运动遭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返回江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之后，与方志敏、邵式平等发动弋阳横峰起义，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黄知真自小聪明机智，7岁时，每当父亲黄道与方志敏、方志纯、吴先民、邹琦、邹秀峰等人串联或开会时，他都会主动站岗放哨。方志敏夸赞他，称之为“红色小警卫员”。

弋横暴动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整个信江流域，黄道将黄知真送到根据地列宁小学就读（后转入师范）。1931年，因调闽北根据地工作，即请战友方志敏照管黄知真。春后，黄知真从列宁师范毕业，分配到赣东北工农剧团。1932年，调闽浙赣省儿童局任巡视员。方志敏认为，这个少年人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都大大超出实际年龄所具有的水平，有必要放在更加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锻炼。

1933年 7月，黄道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1933年冬，方志敏派人将黄知真送到闽北苏区首府大安。此时的黄知真已是共青团员，中共闽北分区委任命他为共青团闽北分区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闽北特区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北分区委的书记是曾镜冰，组织部部长是左丰美，黄知真很好地和他们共事，领导闽北少年儿童工作，发展儿童团、共青团组织，配合苏区中心任务，开展拥红扩红运动，取得很大成绩。1934年冬，黄知真调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转为中共党员。

1935年 2月，闽北红军撤离首府大安，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敌人追击，红军游击队的处境极端困难。为了消除李德胜叛变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黄道编写了《骂李德胜歌》，指令黄知真到部队教唱。黄知真带着宣传队，深入机关、连队，教唱这首歌，揭露李德胜叛变革命的罪行，收到很好的效果。后人称此歌是土地革命时期闽北红军中普及广泛的荣辱歌。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黄知真作为闽北分区党委负责人黄道的儿子，处处以身作则。打赤脚，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干活又比别人多，且从不叫苦叫累。战士们都把他当成榜样，努力克服困难，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前进。

1936年 6月，黄道主持闽赣省委全面工作。1937年 3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华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党中央指导下，黄道与闽赣省委的另一位负责人曾镜冰联名致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建立南方抗日岚谷横源村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接着，又派专人致信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再次提出地方国共合作的主张。

收到熊式辉同意国共合作的信函后，闽赣省委迅即决定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谈判，时间定于 1937年 9月底 10月初，地点在光泽县霞洋乡大洲村。

与国民党谈判，是项艰巨的任务，派谁为谈判代表，事关重大。闽赣省委经过慎重考虑，指定了两个人。一是闽北分区教导队大队长邱子明，另一为黄知真。

黄道是闽赣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派自己的儿子为谈判代表，许多人既感到意外，也不赞同。因为黄道的夫人和另外几个子女第四次反“围剿”时失散，至今下落不明，黄知真是他身边唯一的亲人，参加谈判又有危险，这怎么行呢？对此，黄道做了解释，他认为，派自己的儿子为谈判代表，既可向对方表示诚意，又可避免其他同志冒此风险，而他对黄知真的能力则充满信心。经过一番动情的劝说后，他的意见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大洲谈判，国民党当局派出的代表也是两个，一是江西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另一为光泽县县长高楚衡，都是老奸巨猾的家伙。可以说，这是一场比意志、比智慧、比技巧的斗争，也是对身负重任的黄知真的考验。谈判按我方提出的三个条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政治犯；划出我军驻防地，解决军需供应）进行。

（一）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高楚衡、周中诚原则上同意，却又节外生枝，说“政治犯”是哪些人要查清楚，且有些人关押的监狱不属江西管辖，他俩难以顾及。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在耍赖。黄知真洞若观火，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政治犯”，含义很清楚，即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苏区群众，以及主张抗日的人士，既然国共双方都同意合作抗日，就没有理由不释放他们。至于关押的地方在哪里并不是问题。高楚衡、周中诚听了，哑口无言，只得同意释放在押的闽赣两省的“政治犯”。

（二）关于红军驻防地点问题。

谈判前，闽赣省委内定的地点，一是崇安，二是铅山，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可以保障红军的安全，不让土地革命成果受损。谈判时，我方首先提出崇安，国民党方面觉得，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红军逼出崇安，怎么能让红军再来？于是坚决反对。这个情况黄知真早就料到，他因势利导，以退为进，淡淡地说道：既然崇安让二位如此为难，那就不勉强，改为铅山吧。这一改，高楚衡、周中诚不再反对，我方却轻而易举地实现预先所设定的第二方案。

（三）关于红军粮饷和军需供给。

国民党方面说，闽北红军不属于江西的部队，由江西提供粮饷和物资有困难，企图把我军编入江西保安团。黄知真听了并没有驳斥，而是向对方做了解释：就红军而言，粮饷、军需本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方已做出不再打土豪分田地的决定了，因此才需要政府提供。周中诚、高楚衡听出这个解释的弦外之音，即国民党政府若不提供粮饷、军需，红军只好再打土豪了，便改口答应我方的要求。大洲谈判，我方两位代表圆满完成了闽赣省委交给的任务。尤其是年仅17岁的黄知真，以超人的胆略、雄辩的口才，制服了骄横的对手，表现得相当出色，受到一致称赞。

大洲谈判后，闽北红军游击队从大山中走出，在坑口长洞源集中，结束了三年的游击战争。1938年 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

有关黄知真与大洲谈判的事，笔者之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内中写道，1961年 8月，毛主席见到黄知真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啊，知道真理的人来了！ ”乍看像戏言，但撰稿人认为，主席用知真的名字称赞他，是对黄知真革命睿智的肯定与称赞。这个见解很有道理，一个未满 17岁的人，能够做出那样了不起的贡献，确实令人赞叹。

新中国成立后，黄知真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省长等重要职务，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他对武夷山革命老区怀有深厚的感情，多次到这里参加活动。每次都要去看望老红军、老党员、老苏区干部、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还要到闽赣省委驻地以及他父亲黄道的墓地瞻仰。1985年 7月，他参加闽北苏区创建 55周年纪年大会，应邀在会上做革命传统教育的专题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会场上不时响起阵阵的掌声。

1993年，黄知真逝世。2020年，是他诞生 100周年纪念。笔者谨以此文与小诗一首献给这位“少年老革命家”：黄氏少年知真理，心红志坚斗顽敌。赢得大洲谈判事，闻者无不称神奇。

（本文选自于《风展红旗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