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里哭禹烈
张 茜
下雪了，圆明园里肃穆圣洁，汉白玉“三一八”烈士公墓碑，卫士般屹立在园子西部。这里原是九州清宴殿，寓意九州大地河清海晏，天下升平，江山永固。
“三一八”烈士公墓碑，六角飞脊碑顶上塔尖高耸，指向苍天。须弥底座同样六角形，正面阴文镌刻《三一八烈士墓表》和 47个英烈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所在单位和职业，这是彼时北平市长何其巩的手书：“……会此役者，或为青年女子，或为徒手工人，或为商贾行旅，皆无拳无勇，激于主义，而视死如饴。”来自福建崇安的北京工业大学学生—江禹烈，名列其中。
禹烈被惨案屠虐时，年仅 28岁。那是 1926年 3月 18日，他走在自己学校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目光坚毅，一遍遍振臂高呼，“打倒段祺瑞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突然，罪恶的枪声响起，一颗子弹击进他口中，穿后脑而出，人立时倒地，血流如注。身旁同学张占春急忙附身拉他，禹烈倾尽力气大呼 :“诸君小心，乱则事败矣。”语音未落，卫队挥刀砍杀过来，大刀扎进已经不省人事的江禹烈胸腹，当晚他含恨而绝。游行总领队李大钊、陈乔年负伤，大家熟知的鲁迅的学生刘和珍身中七弹，还遭铁棍劈打，斧刃摧残，当场气绝身亡。
圆形墓地里，座座墓穴环围成一朵傲然怒放的雪梅，禹烈就在第五穴，他躺在这远离家乡亲人的北国园林里近百年了。他血肉模糊的躯体，还疼吗？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指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先生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墓园西北角上，还有江禹烈、刘保彝、陈燮三人的姓名与简介，他们手挽手在一座三菱形的纪念碑上，北京工业大学师生用前仆后继的千百双手将他们永远擎举。“苟活着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芒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近百年走来，岁岁春暖花开时，老师和同学们都会聚集这里，敬献上一枝枝亲手制作的花朵。每一朵花出自每一双温热的手，一个世纪了，从未改变，这是谁的规定？是心，是情，是共同的信仰和志向。
在徐徐春风里，在先烈革命事迹的回荡里，塑造出一代代学生的理想和家国情怀。
“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据说出府娱乐的段祺瑞闻讯扔下棋盘，慌忙赶到横尸载涂、流血成渠的政府门前，这个号称“北洋之虎”的皖系军阀，浑身颤抖，长跪不起。19日，北京工业大学师生马上组成“三一八”惨案工大善后委员会，由校长马君武董其事，公推吕毖、李进峨等 20余人为委员，召开 500余人紧急会议，到会师生无不痛哭悲愤。会议议定：派代表 4人，由马君武校长率领，前往海军部门首，设法领回刘保彝烈士遗体，再派代表前往协和医院领回江禹烈烈士遗体，全校同学在校门前整队迎接，买棺厚殓，灵柩暂停于学校大礼堂；全校同学臂缠黑纱两个星期，校中下半旗志哀，并即日停课；在校内建立纪念碑、烈士亭，由于右任先生题书；组织演讲团即日出发，向社会人士宣讲惨案真相；发表宣言即通电全国，请一致罢市罢课作严重的表示；延请潘大道律师，向地检厅告发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宋玉珍诸国贼蓄意枪杀群众，强烈要求处以极刑并没收其财产，以谢国人；定 22日举行公祭；烈士灵柩，厝于校之东院，用砖砌成灵屋，以避风雨，并设法保存烈士血衣；请在北海建立“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专祠，28日召开大规模的烈士追悼大会；赞成民大校长雷殷主张，公葬此次殉难烈士于圆明园；《烈士纪念册》应于“三一八”两星期后印成。惨案发生后，大学校长雷殷率先提议，厚葬烈士于西京圆明园内 —“该处既为历史上之纪念地，风景亦佳，诸烈士合瘗于此，种种上均为圆满。”办理完牺牲学生的相关事宜后，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也就是江禹烈的校长马君武，愤于“青年无辜，横遭浩劫”，毅然辞职。
段祺瑞在“首犯听候国民处分”的怒吼声中通电下野，北洋时代从此结束。“三一八”惨案不仅仅是终结了一个政府，更重要的是 —用正义、鲜血和生命结束了一个黑暗的时代。
江禹烈牺牲两个月后，他和刘葆彝的生前好友衷至纯、吴文林以及长辈老师潘谷公、潘祖武等人，护送两位烈士血衣、遗物、巨幅遗像，一路南行回故乡。
到福州，闽北诸省同学会为两位英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潘谷公夫人郑心如率子女敬献挽联：“为国牺牲心可碎，前赴后继志益坚。”
到崇安，各界人士臂缠黑纱，夹道迎接英烈之魂归来，在县立高等小学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会后，烈士亲属和与会群众手捧烈士血衣、遗像进行游行，江禹烈妻子怀抱襁褓乳儿，手牵蹒跚幼女，接连哭昏倒地，路人无不掩面挥泪。随后，家乡父老又在县立高等小学校门前，为江禹烈修建了衣冠冢和纪念碑。
不管那个哭昏过去的名叫周坤娥的农村少妇如何呼唤，不管那一双幼如嫩芽的儿女怎样依偎坟前，猛士江禹烈的一生都定格在了 28岁。
江禹烈出生于 1899年 10月 25日，那天，他的父亲 —崇安老字号协泰盐店老板，格外欣喜地望着哭声响亮、胖乎乎的儿子，心中充满无限期望。经过反复琢磨思考，给儿子取名江家辉，字甸之。家辉（禹烈）8岁师从二伯私塾启蒙，学习十分刻苦，秉性耿直，坦率好问，同学都笑他戆直、愚钝，但他并不在意，仍是“心有所思，随口而出，无论臧否，不饰文饰。与人交亦常以忠信自勉，故人多乐与交游”。二伯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特地为他取了学名“江禹烈”，加上其父取的“甸之”，寄寓“禹甸之忠烈”，禹甸乃中国疆域也。希望他努力学习，将来精忠报国，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这个期许既是激励也仿佛预言，江禹烈忠烈在了救国救民的宏途上。正当少年江禹烈如饥似渴地学习《春秋》《论语》和《孟子》时，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使他猛然清醒，思考片刻，便和同学们走出私塾，加入推翻清廷、缔造民国的进步洪流之中。1912年初春，参加上海起义立下军功，被攫升为镇江勤务督察长的崇安人刘逊谦将军回乡省亲。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欢欣激动。刘将军利用探亲假期，启迪民智，宣传革命，号召乡亲剪掉封建的尾巴—长辫子，并组织人员逐家挨户检查敦促。剪刀“咔嚓咔嚓”，一条条扼住人民思想前进的“紧箍咒”辫子，被甩在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竟成封建统治阶级愚弄控制百姓的千年枷锁。少年江禹烈率先剪去脑后“长尾巴”，兴奋得彻夜睡不着觉。新学、新思想、革命，像磁石般紧紧地吸引了他那双探索世界的眼睛，江禹烈暗暗立志，要以刘将军为榜样，做一个献身轩辕、振兴民族的革命志士。
又读了 3年私塾，按照父亲的设想，该是去祖业协泰盐店学徒的时候了。江禹烈经过一番思考，与父亲探讨：“咱家几代人苦苦经营盐店，但苛捐杂税、天年灾荒、盗匪猖獗、官府欺压、军阀混战，让我们日子总是过得战战兢兢、捉襟见肘，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为什么？”最后父亲答应了他 —去县立高等小学继续求学，寻求实事真理。这所县立高等小学可非同一般，享有新式学校、中西学堂、革命家摇篮之美誉，培养出了辛亥革命志士、曾任孙中山政府参议院议员的潘谷公等进步人士。江禹烈进入这所富有民主、自由色彩的新式学校后，被禁锢的思想顿时像脱缰野马，驰骋奔放。他求知若渴地学习新知识，博览古今中外有关阐述科学、民主的书籍，思想逐渐成长，视野逐渐开阔起来。
1917年，江禹烈满 19虚岁，遵照父命，按乡俗与仙店的农村姑娘周坤娥结为夫妻，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妻子贤惠美丽，女儿牙牙学语，小家庭充盈着甜蜜和幸福。这年夏天，江禹烈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
建立了进步思想、视野雏形的江禹烈，振翅欲飞，他和同窗好友衷至纯等以优异成绩考进了设在福州的省立第一中学。
秋风习习，红叶翻飞，禹烈告别妻女，第一次出远门赴省城求学。省立一中，优秀学生济济，强中自有强中手。江禹烈生活俭朴，刻苦攻读，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这大大激励了同来的崇安籍学生，个个发奋，力争魁首。同乡学生曾敬佩地说，“当时校论，有谓吾邑学子为武夷灵气所钟，实则受江君感化之力为多也！”
福建颇具影响力的进步报纸《闽报》，常以犀利笔锋抨击地方军阀的种种劣迹，深受民众欢迎，江禹烈和同学们省吃俭用也要订阅。后来得知，报纸主编是崇安人，也从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名字叫潘谷公。这让江禹烈喜出望外，他约上衷志纯等同学去登门拜访潘先生。潘谷公主编颇感欣慰，他常常一边给这些来自家乡的学生们泡茶，一边传授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革命道理。江禹烈汲取了营养般地感到眼前明亮起来，初步认清挽救中国必须铲除军阀、打倒列强。这两位年龄相差 16岁的同乡和校友，成为忘年之交。
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州各校学生纷纷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抗议北洋军阀卖国行径。江禹烈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加入潮水般的游行队伍，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卖国条约！ ”“坚决抵制日货！”并沿途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查封、焚烧日货。江禹烈望着沿街成堆成堆的日货对学友说：“帝国主义之所以欺侮我们，就是因为他们经济富裕、科学发达，我们要拯救中华，除了振兴实业之外，就没有其他道路。”从此之后，钻研工业、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成了禹烈四年中学的奋斗目标。
1922年夏天，江禹烈从省立一中毕业，如愿考取北京工业大学，迈上自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之路。他认为，“国家之弱，由于财政竭涸。欲辟财源，舍振兴工业未由”。他回家动员父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几亩田产，支持他北上求学。
到了北京，又是一番新的景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地掀起，江禹烈爱国热切，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投身于民众运动。《向导》《先驱》《新青年》成为他手不离卷的书籍，阅读、思考和现实，改变了禹烈原先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认知，“内有军阀之摧残，外有帝国主义之压迫，振兴工业，今非其时”，“我们整日埋首在实验室，固然是好的，但是中国目前用不着这般书呆子，所要的是革命人才”。他坚定地表示“从今以后，吾愿与同志起作革命事业矣”！为了鞭策自己，他写下“乾坤正气”，高悬于自己宿舍的读书处，同乡学友无不动容而肃然起敬。1923年，李大钊领导“驱彭斗争”游行示威，坚决要求撤除军阀豢养的无耻政客彭允夷教育总长。游行学生惨遭反动军警毒打，数百名伤员倒卧在地，鲜血染红几里长街。江禹烈在日记里奋笔疾书：“今日驱彭之请愿不特无愿可偿，反遭国会毒打，致重伤几十人，但学生本神圣不可侵犯，今被此无人格之徒大辱，安肯与之干休！”他立即与福建籍在京同学，共同创办一本《闽灯》杂志，致力于“军阀恶棍之横行，努力攻击 ;青年思想之灌输，不遗余力”。《闽灯》如星火般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代购点。暑假里，江禹烈回到家乡崇安，与衷至纯、杨峻德等联络闽北在外求学的学生数十人，组织成立了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他们提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打倒一切恶势力”，来一个“彻底的破坏”；主张从文化宣传入手。禹烈在自己家中办起暑期学校，向家乡人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并把《向导》《新青年》以及高尔基的作品等纷纷寄向闽北各县，推动了闽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这个暑期，家中协泰盐店的运盐船遭到土匪袭击沉没江中，父亲老泪纵横，关闭了祖传实业，经济窘迫，江禹烈面临辍学。他目睹地方官府腐败，兵匪混淆，土豪捐棍为非作歹，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心中更加愤恨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于是经常来往于福州、南平、建瓯及闽北各地，联谊志同道合的学友，宣传革命，切磋真理。当他接到“五卅惨案”发生通电后，立即在崇安高小、县立职业学校、南门小学中进行宣传发动，组织 400余名学生和进步教师进行
罢课游行，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还组织一支洋货检查队，深入大街小巷，封缴日货，并把它们集中在大岭头城陶庙外烧毁。江禹烈领导的学生、教师反帝宣传运动，得到了崇安各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邮电工人、商人也相继罢工罢市。这是崇安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它为两年后崇安党组织的建立，为以后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
暑假还没有结束，江禹烈多方筹集到学费，告别刚刚分娩二胎的妻子和小
女，负箧北上，重返京城。11月 28日，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革命运动—“首都革命”。江禹烈毅然加入学生敢死队，与工人保卫队肩并肩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在神武门前开完示威大会后，李大钊同志率领队伍，秩序井然地向着执政府前进。示威群众包围了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在段祺瑞的巢穴，险些抓住这个独夫国贼，江禹烈兴奋得彻夜不眠。他为民众的威力而激动万分，也为未能掌握武装推翻段祺瑞政府而深感遗憾。同乡们回忆说，“他在日记中，痛骂官僚，痛骂议员，痛骂政棍，痛骂洋鬼子，痛骂假礼教，痛骂污浊的中国社会”。这年年底，江禹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北京工业大学支部书记。
1926年 3月，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在津沽一带打败了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便派出两艘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进行自卫还击。日本政府竟向段祺瑞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并赔款 5万元，同时还纠集英、美、法、意、西、荷、比七国，于 3月 16日提出了所谓“最后通牒”，要挟中国政府满足其无理要求，否则要决然采取其所认为的必要手段。
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中共北方区委、中共北京地委组织北京各社会团体迅速行动起来，决定在 3月 18日“八国通牒”限期未满之前，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督促段祺瑞严正驳复帝国主义的无理通牒。
3月 17日，北京各社会团体代表到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被段祺瑞的卫队枪杀，重伤 6人，轻伤数十人。
3月 18日上午 10时，北京各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江禹烈连夜通知应到会的人及时赶去开会，北京学生总会、女师大、师大、燕大、北大、清华、中俄大、工大等 200多个单位约 5000人参加了大会。会后，满腔怒火的群众列队去国务院请愿。队伍在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陈毅等率领下，沿途高呼口号。江禹烈带领北京工业大学的党团员、学生和工大工厂的工人，走在请愿队伍的中段。中午时分，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分列数十行，面对执政府大门。李大钊站在整个队伍右边的最前面，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员会书记乐天宇，站在西部各团体队的最前面，江禹烈站在北京工业大学队伍的最前面……陈毅和北大党支部书记黄道以及邵式平作为学生领袖，也率队加入到了执政府门前。
队伍站定后，请愿代表上前要求会见段祺瑞，遭到拒绝。段祺瑞的侍卫官逼令代表们退出大门，解散游行队伍。于是，请愿队伍中爆发出一阵阵怒吼：“打倒段祺瑞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时，执政府门前布满了军警，左右两边耳楼窗口露出黝黑的机枪枪口，东、西辕门陆续被关闭。而代表们还在激烈交涉，请愿队伍还在高呼口号，军阀们开枪了，预先埋伏的反动军警四处冲杀出来，向着请愿人群乱杀乱砍。霎时间血肉飞溅，天悲地哭。
同学李书信回忆禹烈说，“他目光勇毅，一言未发，跃身一走，竟成我脑幕对他生前最后的摄影”。江禹烈为革命血洒京城，长眠在了圆明园里。他是崇安最早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英勇事迹影响和激励了崇安的工农革命运动。
（本文选自于《风展红旗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