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骥将军与武夷山

朱燕涛

1949年 4月 23日，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长江天险，一举解放了南京及沿岸多个重镇，全中国的解放从此势如卷席。解放军能如此顺利跨越长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驻防长江的国民党第二舰司令林遵率队起义。毛泽东主席称赞这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而成功策反该舰队投诚的重要功臣，即武夷山之子、共和国首批少将孙克骥将军。

孙克骥，1917年 1月 20日出生于武夷山。他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加入新四军，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屡立战功。他历任闽浙赣特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新四军多个支队、军区的政治部、宣传部领导人，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华东海军政治办公厅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原广州军区公安军政治委员，原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顾问等职。

孙将军品性儒雅，在共和国军界被称为“一代儒将”。他的生平和光辉业绩，是武夷山人民的自豪与骄傲。他虽然一生大半时间戎马倥偬、在大江南北奔走，但对武夷山充满深厚的感情，与故乡及亲友的往来频繁，因此在武夷山也留下和传颂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事迹。

一、传奇家世

孙克骥外祖父朱敬熙（1852-1917），为旧崇安著名乡绅，朱子裔孙，清农部郎中，后改二品花翎候补浙江道台。祖上以贩茶起家，是参与“万里茶道”北上南下的重要闽商，于内陆和沿海商埠经营银庄票号，咸丰后财富声誉居旧崇安郡望之首。

朱敬熙身体力行朱子道德思想，是闽北著名的慈善家。所捐建的垂裕桥与余庆桥称为“闽北巨构”“孝义丰碑”，其中的余庆桥 1999年荣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还捐修了许多道路、津渡，修复了五夫朱子社仓（亲书石匾并落款“朱子裔孙鼎建”）、城区景贤书院、景区武夷精舍，捐助孤儿院，长年赈济贫困乡民与过境灾民。他还是位政治开明人士，支持辛亥革命，宣统退位，接受公推，“代摄县事”，孙中山大总统手书“模范缙绅”褒奖。

朱敬熙祖上及自己因财富巨万，在捐助公益的同时，在当年寸土寸金的商旅重镇崇安南门街修建和扩建了满足庞大家族需要的武夷山风格的深宅大院。民国崇安县志称朱宅“规模宏大，光线充足，闽北当首屈一指”。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崇安县委便于朱家吉房大宅成立，并两度作为崇安县委办公楼院。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包括孙克骥在内的众多朱家成员参加了新四军或亲中共的组织，朱家大院因此也成了公开和半公开接待林植夫（新四军敌工部长）、王文波（中共闽北游击纵队司令员）等人物及地下党员往来活动或留宿之所。1949年 5月 9日，秦基伟率领的解放军队伍入闽抵达崇安城。次日，由朱宗汉主持的城工部组织解放军和各界代表 500多人，在南门街朱家大院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共庆崇安解放。

朱敬熙子孙众多，大多于学龄期就送往大城市甚至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长大后许多才华出众，思想进步，不少同情革命和直接投身革命。如朱敬熙的次子朱尔英（孙克骥的二舅）于清末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推翻帝制运动，后担任民国少将，曾于福州参与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回崇安南门街老家。抗战期间他在南门街老宅接济、掩护与解救过留日时的同学、“皖南事变”被俘的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等。第七子朱尔猷（孙克骥的七舅），20世纪 20年代在北京读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热心投身学生运动，后来回崇安开展农民运动，是与崇安潘家女婿陈昭礼（又名陈豪人、陈希周，组织领导过百色起义、代理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较早到闽北开展革命斗争的中共党员，后在王明路线中被作为改组派错杀。朱敬熙长孙朱宗汉（孙克骥的表弟、朱尔英长子），深受表哥孙克骥的鼓舞与指导，在福州上学期间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展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夕受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委派回崇安县任中共县委书记。他以崇安第一中学英语教师身份为掩护，利用特有的家族身份与影响，发展地下党员和开展地下武装活动，最终成功解除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在解放大军入闽前三天，便实现了崇安县政权的和平接收。武夷山作为“福建解放第一城”，对随后的福建全境顺利解放起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朱敬熙次孙朱宗夷（又名朱一瓢、朱淮）也在福州读书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创作革命文艺作品和参加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活动，是朱家的文艺才子。朱敬熙还有一个女儿朱月筠，嫁给先后在北京任《晨报》编辑（代总编）、西南大学当教授的刘勉已（孙克骥的二姨夫）。刘勉已是陈宝琛（清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宣统帝师）的外甥，是双博士，才华横溢，参加过李济深、陈铭枢发动的“福建事变”，用他自己的方式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刘勉已还利用胞弟刘攻芸在李宗仁代总统的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的便利，为孙克骥策反国民党海军起义潜伏上海提供过帮助。

二、不负韶华

孙克骥晚年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夕拾集》，书中深情地叙述了家乡崇安、外祖父一家对他成长的影响和对他们的怀念。他在《序》中写道：“我是福建省崇安县（今为武夷山市）人，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祖籍福州。清朝末年，祖父与外祖父共事多年，私情甚笃，遂订下我父母的婚约。祖父早逝。外祖父应亡友之约，在他家乡崇安县为我的父母完婚。并赠给一部分田产、房屋。于是，父亲迁居崇安。”开篇就对自己是崇安（武夷山）人充满自豪，对外祖父有如南宋崇安五夫刘氏兄弟接受朱松托孤收养朱子一样的义薄云天，字里行间充满崇敬。

孙克骥的外祖父朱敬熙，是当年崇安德高望重的著名乡绅。他的家庭是一个大地主官僚家族，《崇安县志》有其浓墨重彩的传记。孙将军曾计划以此为原型写成长篇小说，描述这一家族的变迁，反映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遗憾的是，已写好的小说提纲被红卫兵抄没，令今人无缘品读该家族从创业到辉煌到没落的历程。虽然小说不曾问世，但朱敬熙家族如同武夷山历史河流中的垂裕桥与余庆桥，在当地人心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孙克骥既崇敬外祖父，也十分崇敬母亲。母亲朱九畹自幼跟随朱敬熙读书习字，有大家闺秀风范，不仅知书达礼，还极重视孩子教育，时常教孙克骥背诵唐诗宋词与古文名篇。孙克骥所以文化素养很高，且秉性正直，他说都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

如果说朱九畹启蒙了孙克骥的文化知识，那么他的小学校长则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者。孙克骥 6岁时，入读崇安小学，校长董涵球是位有着浓烈爱国情怀的进步人士，常向学生讲述中国被侵略、遭割地的屈辱历史，号召学生发愤学习，长大后收复失地、振兴中华，在童年的孙克骥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第一颗爱国主义的种子。

由于孙克骥父亲孙伟功是位纨绔子弟，不务正业，母亲朱九畹与他貌合神离、感情不和，为了孩子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几年后便带着孙克骥远赴北平投靠妹妹朱月筠。

孙克骥寄居二姨母朱月筠家，得到了二姨夫刘勉已的许多帮助。至 1949年，已迁居上海的刘勉已，明知孙克骥的中共身份，仍然义无反顾地为孙克骥执行任务提供掩护帮助。孙克骥对此念念不忘，在回忆录中说：“他（刘勉已）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掩护我。”“是长辈中值得我敬爱和怀念的一位老人。”

少年时期的孙克骥，不仅深受外祖父、母亲、二姨夫等长辈言行的影响，而且在北平投靠二姨母就读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期间，还受到来自崇安家乡也于北平工作和读书的长辈和同乡的参加革命活动热情的影响。

这期间，正值军阀混战时期，北平作为政治中心，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孙克骥受老师和前辈的革命思想感召，也投身其中。他的多位客居北平的长辈亲戚，如朱尔猷、吴文林、江禹烈、刘宝琪等共产党人时常在二姨家聚会，商议革命活动，孙克骥便在外面放哨。1926年 3月，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组织和领导北平学运的崇安籍学生江禹烈（中共北京工业大学支部首任书记）、刘宝琪当场牺牲。孙克骥目睹了吴文林一身是血，跑来朱家换衣服，给他以极大的震动。

1928年，孙克骥随母亲返闽到福州读书。在福州拥有更多来自崇安家乡的、充满爱国热情的亲朋，他也得到更多的帮助。1931年，他转学至福建学院附属中学。这年“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孙克骥也与同学一起，上街张贴标语，抒发抗日救国的决心。福建学院由爱国人士、后来担任民盟福建主委的林植夫担任院长，与林植夫为留日老友的二舅朱尔英也在本校任职。林植夫院长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将学生制服制成军服样式；吃饭前，要求学生唱国耻歌以铭记历史责任。1932年5月，孙克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很快崭露头角，在中学组建团支部，开始了革命工作生涯。

三、建功立业

孙克骥结束学生生活后，进一步投身革命活动。

1936年春，他与林次东等多名进步青年在福州成立大众社，作为失去了与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的联络机构。不久，孙克骥与俞长樾等启程到上海市寻找党团组织。在上海，他们加入了上海共青团组织的“上海青年抗日义勇军”，之后转赴香港、福建开展抗日工作，9月在福建发展义勇军组织。

1936年冬，孙克骥接受了闽中特委的一项任务 —到闽北崇安将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黄道。孙克骥回到故乡崇安，发现闽北红军游击队为躲避国民党军事进攻，已经转移。不久，福州传来消息，省团委书记王于洁和委员俞长樾等人及大众社部分成员被捕，闽中特委也遭到破坏。福州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孙克骥为此暂停了革命活动，不久于福州南台谋了一份小学教师职业。

1936年 12月 12日，西安事变暴发，次年国共关系相对缓和。1937年 4月，孙克骥陪同并保护受中央委派到福州巡视活动的孙大光，经孙大光介绍，孙克骥于 1937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中共南方工委汇报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暴发期间，孙克骥被派往香港党训班学习，并等待安排工作。9月，八路军参谋长张云逸在香港召见孙克骥，说他马上要到福建同国民党商谈，布置孙克骥到闽东游击区给叶飞送机密文件，要求叶飞在福州确定个商谈联络点。同时，他叮嘱孙克骥断掉福州的一切社会关系，住到旅馆同国民党打交道，并做好两手准备，万一国民党失约，立即设法到时为闽浙赣边委首府的闽北崇安县长涧源找黄道，请闽北方面将秘密文件转送叶飞。11月，国民党方面代表果然在约定商谈的时间“玩消失”。孙克骥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南方工委，并马上离开福州，奔赴闽北崇安找黄道。此时，闽北红军已同国民党当局完成谈判，红军游击队已经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正向江西铅山石塘集中。在崇安长涧源，孙克骥找到了闽浙赣边区党委的财务科长王忠华，王忠华派交通员送孙克骥到铅山石塘的江西省委。孙克骥见到黄道与曾镜冰，将文件交出，并转达了组织指示。几天后，孙克骥准备回南方工委复命。黄道和曾镜冰却挽留他留下来抗日，负责闽浙赣抗日的青年学生工作。适逢中央秘书长涂振农在南昌，黄道托他向南方工委打招呼。孙克骥于是决定留在闽浙赣省委，并从此开启了他在新四军奋斗的光辉历程。

1938年 1月，孙克骥在石塘见到了叶飞，进行了愉快的交流。2月，黄道自南昌返回石塘，通知闽浙赣省和闽东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其中闽浙赣的部队改编为第五团，闽东的部队改编为第六团，并准备开赴江南敌后作战。此间，闽浙赣边委改组为特委，曾镜冰任书记，汪林兴任组织部部长，孙克骥任统战部部长。至年底，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改任孙克骥为支队政治部宣传教育科科长。这期间，福州新四军办事处成立，开始重新建立党组织。孙克骥将之前他组建的大众社的所有成员悉数介绍给办事处主任王助。随后，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恢复了关系，大众社的大多数进步青年后来也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从此以后，孙克骥就跟随新四军部队转战大江南北，是新四军中著名的文武双全的政治工作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主要为来自孙克骥家乡崇安的子弟兵组成。来自崇安的乡亲战士最终大部分牺牲于疆场，在新四军军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

1945年 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不久后，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又拉开了序幕。孙克骥跟随部队重新转战南北，不辞辛苦，兢兢业业，再立新功。特别是在 1949年孙克骥通过与国民党第二海军司令林遵的福州老乡关系，以及孙克骥表兄邵仑任第二舰队主力战舰永绥舰的中校舰长，且为林遵心腹的关系，策动林遵起义。林遵的成功起义，不仅对解放军渡江减少了很多阻力与伤亡，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军建设有很大贡献。为此，1955年，孙克骥与林遵一起被授予共和国首批少将军衔。

因此功绩，孙克骥随后被委任华东海军政治办公厅主任，为新中国海军创建与发展建立再立新功。之后，他转战公安岗位、军校岗位、军队政治岗位，辗转于北京、广州、云南、南京等地，党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挪。粉碎“四人帮”后，他焕发了青春，发挥他的文学专长，收集编写新四军历史文献。他对在新四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且曾交往较多的陈毅元帅和粟裕大将充满敬意，一往情深，投入巨大的精力，为他们编写了《陈毅传》和《粟裕军事文集》，也为自己编写了感人至深的《夕拾集》。

1982年，孙克骥被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继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之后，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四、感恩情怀

孙克骥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立下了累累功绩的同时，也并没忘记曾生他养他的武夷山家乡和乡亲，感恩武夷故乡，感恩武夷亲人对他哺育和帮助，尽其所能奉献桑梓。

他以许多饱含深情的乡愁文章，表达对崇安故土与外祖父等亲人的感恩情怀。他的《夕拾集》及夫人束颖女士为他主编的《儒将孙克骥》与《孙克骥将军奋斗的一生》文集，便记录了孙克骥对武夷山及家人往事的美好回忆。

他以向家乡捐赠生平至爱的藏书藏画，表达他的“读书起家之本”的感恩情怀。孙克骥本出身书香世家，他外祖父有一个“武夷朱氏藏书楼”，其中的“古文舆轩库”收藏了许多古籍善本。民国崇安县政府初创要成立“县图书馆”，他外祖父一次就慷慨捐助了《四库全书》中的《御制全唐诗》等古籍及其他图书 6000多册。孙克骥识字后，具有良好的条件博览群书，尤其喜好文学和历史。他曾戏言：“若不是土地革命时期即背离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我可能成为一位文学创作者。”因此也培养了藏书习惯，平时购买与收集了大量的书籍。他说：我最宝贵的财产，恐怕就是那些藏书。除了读书外，书画艺术是孙克骥的一大爱好。几十年间，孙克骥购买收藏的历代名家佳作有近百幅。进入暮年，他觉得这些收藏与其传给子女，不如展示给公众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决定分别捐赠给他的出生地武夷山的图书馆与祖籍地福州的福建省美术馆。他捐赠武夷山市的图书中既有明清线装古籍，也有民国到改革开放后的现代书籍，既有名人传记、诗词小说、文艺科学，也有政治理论、养生园艺等等4000多册。2007年，束颖及子女遵照老将军遗愿，又将其生前的读书卡、写作手稿、笔记、藏书等珍贵遗物赠送给家乡图书馆。对此，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市图书馆中心展区专辟《孙克骥将军赠书展览室》，展室有 60平方米，内设 16个书架，用于珍藏和展示孙将军的这些图书，并对市民开放借阅。市民读者为此交口称颂，说他有外祖父的风范。他的善举，与朱敬熙一脉相承，必将流芳千古。

他以向家乡小学母校捐赠资金建设校图书楼，表达他的不忘师恩寄望学生快乐成长的感恩情怀。他捐赠给福建省画院的字画，有吴昌硕、徐悲鸿、陆俨少、徐扬、傅二石、亚明等名画珍品，也有董其昌、郑板桥、何绍基、张大千、林散之、武中奇等书法家的翰墨精品，行家评估总价值达数千万元。受赠方福建省美术馆按照惯例给予了捐赠人孙克骥夫妇象征性奖励 25元万作为答谢。对于这 25万元，孙克骥夫妇分文未取，将其中的 15万元捐给了孙克骥的母校武夷山实验小学（剩下的 10万元捐给了束颖的母校丹阳实验小学）。武夷山市实验小学根据孙将军的愿望，将所赠捐款用于建造学校图书馆综合楼，建成后的综合楼包括阅览室、音乐室、舞蹈室等，为师生读书和活动提供了方便、实用的现代化场所。孙克骥逝世两年后，束颖和子女根据老将军遗愿，又将老将军生前撰写、编著、参与整理的 10本文集赠送给武夷山实验小学图书馆。这些书包括《夕拾集》《青年陈毅》《霜重色愈浓》《铁军党代表》《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探索》《元帅外交家》《树海春秋》《哀军北渡》《传檄到中原》等。它们是丰富的精神食粮，成了孩子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师益友。实小的师生们感怀不已，每年重大节庆，都向孙将军寄去各种贺信贺卡表达诚挚的问候。他以向家乡捐赠生平嘉奖勋章形式，表达他的一切荣誉归功培育他的故土和人民的感恩情怀。武夷山市作为闽北 22年民主革命的中心，建有一座展示闽北革命历史的纪念馆。1985年，孙克骥参加了奠基仪式。1987年，孙克骥亲切接见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并对布馆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建设性意见。2007年 6月 15日，一场隆重肃穆的捐赠仪式在该馆举行。孙将军夫人束颖及子女根据将军的遗愿，将孙将军各个时期的任命书、1955年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授衔命令、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委任状、将军礼服、3枚金质军功奖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中共十二大党代表证等 28件珍品珍物，捐赠给了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为此特设了孙克骥将军遗物珍藏室并悉数展示给公众，用以缅怀先辈，教育后人。这批见证着孙克骥一生革命历程的珍贵历史文物展出后，受到广泛的赞誉。他以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夙愿，终极表达他依恋故土回归乡亲怀抱的感恩情怀。2005年 3月 11日 10时 05分，孙克骥将军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 88岁。

家乡武夷山的有关领导和亲友代表前往悼念或发去了唁函与挽联等，表达了对老将军的无尽赞颂与怀念。孙克骥虽然自小离开家乡，但他一口地道的崇安话终身未改。他一直惦念着故乡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 1982年、1985年、1998年三次回武夷山考察，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尽心竭力。孙克骥逝世后，南京方面对建墓于雨花台已作了安排。作为武夷山的儿子，孙克骥最是难忘故园情，生前表达过情系家乡、叶落归根的愿望，而武夷山市政府和人民也热切欢迎将军归葬故里。在武夷山市政府与孙克骥家人几经磋商后，孙克骥部分骨灰移葬在武夷山市。2009年 4月 3日，在武夷山市列宁公园内，隆重举行了孙克骥将军骨灰安放仪式。这天细雨纷纷，武夷山市的多位领导和武警战士、少年儿童代表、孙克骥在武夷山的亲友、市民等参加了这一仪式。杨永华副书记代表武夷山市五套班子和全市人民致辞，向孙克骥将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悼念。杨永华副书记还满怀深情地介绍了孙将军的主要生平和对武夷山家乡做出重大贡献的业绩。束颖代表家属作答谢时深情地说：“今天，家乡人民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安放仪式，以母亲温暖的胸怀迎回自己的儿子。市委、市政府决定将你的墓地安放在武夷山市列宁公园内。这里有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有粟裕大将的墓地，你生前曾追随粟裕大将南征北战，身后又与粟裕大将长眠相伴在此。克骥，你可以安息了。在这青山绿水之间，在这春花盛开时节，在我们的悠悠思念之中，你将永存！”骨灰安放过程庄严、肃穆。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及各界人士分别向孙将军墓敬献了花圈，60位少先队员代表全市少年儿童和全市人民，一个接一个地向孙将军墓敬献了一束束鲜花，表达了对孙将军的崇敬和继承革命先辈遗志的

（本文选自于《风展红旗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