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福州城工部的一次秘密会议

王一士

1947年到1948年初，解放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革命战争已经打进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镇压更加严厉残酷。在国统区，党的组织和活动，一直处在秘密状态。

我1947年末从南平中学毕业后，组织关系转入福州，南平中学党的组织由市委派陈文湘同志接收。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孙道华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你在学生中工作的任务要作调整，准备派你去农村开展工作，你要把头发理成平头，换上农民服，你先做好思想准备。最近市委要开一个秘密会议，你去参加，会后再安排你的工作任务。”

过一段时间，大约是194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孙道华同志通知我，当天下午6点，到中藤路门牌××号米店会合。一同前往的还有郑孔佩同志，由孙带领我们三人，向郊外盖山方向走去。过了三叉街，天开始黑了，那年代没有公路，沿途都是弯弯曲曲的小道，两旁都是稻田。再往前走，尽是丛生杂草。走了一个多钟头，又黑又静，好像进入了无人区。忽然间，在不远处有手电筒光亮起，闪了几下。孙道华也用手电筒闪光回应，对上暗号。那个人就走过来，向孙问话。孙对答无误后，那人就带我们走。

一路上不能说话，大约半个多钟头，隐约中可以看出一排民房，估计是一个小村落。我们被带到一间小屋子，屋子里有一盏小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地上一角铺上一层稻草，一张草席，一床旧棉被；另一角放着一个农用的大尿桶，两条长板凳。来人蒙着面孔，露出眼睛和嘴巴，向我们宣布会议纪律和注意事项：白天睡觉，夜间开会；不准带本子或纸张；不准做记录；食宿、大小便都在小屋子里，除了开会，不准离开；见到任何人，不问姓名、职业、履历、住处；遇到突发事件，不得紧张乱跑，听从指挥撤离。宣告完毕后，就给我们每人发一个面罩。面罩是用圆筒形的空心松紧带制成，长约30厘米，两头空，从头上套到脖子，把整个脸都蒙住，只留三个洞，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每个人面罩的额上，都贴上一个号码。我的号码是9号，道华14号。负责照料我们生活和带我们去会场的那个人是29号。

到了半夜12点，29号来到我们房间，叫我们戴上面罩跟他走，经过一条窄狭的通道到达会场。会场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窗户用黑布紧贴着，不露一丝光线。房屋中央有一个长形的方桌，是用三个八仙桌拼成的，上面盖上一层布。桌上点着两盏煤油灯。座椅是农村常用的木条长凳。房间一角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一个大茶壶和几个茶杯。各人由不同的房间进入会场，每人都戴着面罩、额头上贴着号码，互不打招呼，发言都称呼对方的号码。

每回开会都是半夜12点开始至凌晨4点半结束。会议由14号孙道华主持，主题是学习毛主席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通过学习报告，认清大好形势，明确党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联系实际，讨论福州市城工部的工作，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任务。主要议题有三项：一是加强学生运动的领导，在学校中发展党的组织。二是加强农村工作，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三是在条件具备、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准备组织武装斗争。会议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发言只能讲认识体会，讲工作方法和经验，不能讲党组织名称和工作地点，更不许讲人名。有的同志介绍如何在农村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的经验，他说道：农民的文化水平低，有不少文盲，对他们讲马列主义，讲共产党的主张，不能用学校老师对学生讲课的方法教育农民，只能用最朴素、最简单的、农民能听懂的语言来开导。比如讲马列主义，就说有一个姓马的先生，他的名字叫克思；还有姓列的先生，他是单名叫宁。这两个先生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人会富，有人会穷？为什么种田的人，辛苦劳动，吃不饱饭，不种田的人，坐收地租，谷子满仓？为什么盖房子的人没房子住，不盖房子的人住上大楼房？这两个先生给我们讲清这个道理。他们还教我们怎样翻身，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民听得很入耳，就是文盲也能听得明白。

宣传党的主张，就要讲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就要讲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组织，是工人先锋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翻身做主人，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些朴素的语言，农民一听就明白了。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者有其田”是农民迫切的要求，也是共产党的主张。现在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共产党掌权了，就要实施土地法。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分得土地，自己耕种，自己收获，不用交地租。这些话通过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传播出去，收到很好效果。一位同志还介绍了用编民谣的办法做宣传。正巧碰到天干旱，农民祈求降雨，于是就编一个民谣：“草将尽，石已枯，天降泽，民得苏。”意思是：草将即是蒋字，蒋家王朝已到了尽头。石头就是介石，已经孤立，无法脱身。天降泽，就是天降下及时雨，泽就是泽东了。“民得苏”，老百姓得救了。苏是苏醒过来了，苏又是苏维埃的简称，说明共产党很快就会得天下，这是天意。农民很相信天命，宣传也收到很好的效果。

会议交流了农村工作经验之后，又谈了学生运动。学运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外围组织和党组织的关系。那个时期，学校中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很多，也很活跃，比如办读书会、研究会、墙报、论坛等。党要善于在这些组织中积极参与，掌握主导权。利用这些组织作外围，阅读进步刊物，评论时弊，宣传党的主张，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二是明确导向。那时，解放战争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区进行，必须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不能给敌人喘气时间。因此，过去使用的“反内战、反饥饿”口号，不适用了，必须改变为“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要把握好时机，党的组织在幕后指挥，见好就收，保存力量，在运动中培养和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情绪很高，都认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时代即将到来。会议将结束时，有一位同志提出“许多朝代，建立时都是朝气蓬勃，到后来就不行了，党建立的新政权会不会变质”等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不会变质，理由：一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党的阶级性质所决定。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无法与之相比拟；二是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监督；三是党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了缺点错误，能够很快得到纠正。这三条结论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同，也成了我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大鼓舞了斗志，大家决心回去要大干一番。后来由于原闽浙赣区党委对城工部的错误处理，城工部组织被解散，大部分城工部的骨干被错杀，致使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受到极大摧残。但革命的烈火并未熄灭，留下的城工部同志，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各自为战，有的组织联合小组，坚持斗争，一直到福州解放。

作者简介：王一士，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