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红心”的保长

刘   雄

谢赞聚(1896—1975)，宁德市蕉城区洪口乡人。1930年到福州做生意时接受了革命教育，随后投身革命斗争，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闽东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国共合作，到处捕杀革命人士。为了坚持革命斗争，党组织派谢赞聚去当王花坪“白皮红心”的保长。王花坪附近的花兰渡、金钟渡等渡口，地处宁德、周宁、屏南等县的咽喉要道，谢赞聚常利用“保长”的身份，用这些渡口的渡船运送革命同志和游击队安全渡河。每次护送革命同志和游击队安全渡河后，谢赞聚都想方设法巧言应对敌人，从而既保住了革命秘密，又使敌人找不到他“通匪”的把柄。他还经常巧妙地给党组织和游击队送情报，使他们化险为夷。

夜过花兰渡  巧言匿行踪

谢赞聚青年时候代就流放过木排，长年在屏南至宁德的溪河上“讨生活”，为人机智，口齿伶俐，因此虽屡遭敌人怀疑，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1940年8月2日晚，谢赞聚配合左丰美领导的游击队打了停泊炉金的盐船后，谢赞聚引起敌人的怀疑。可是，就在打盐船后不久的一天夜里，30多个游击队员从周宁去宁德梅坑，必须当天晚上渡河。情况紧急，谢赞聚立即与渡河小组的同志立即把他们渡过了花兰渡。，临走前，游击队负责同志叮嘱：“我们夜里住菖蒲坑，你要注意敌人的活动。”游击队走后，谢赞聚脑子立即盘算开来：自己已引起敌人的注意，队伍这么多人渡河，影响肯定不小，不向国民党莒州乡公所报告过不了关。因此，他拖到下半夜跑到莒州，气喘吁吁地向国民党乡长谢绍基报告：“村民刚刚向我报告，有一队“土匪”从花兰渡过河了，据说往照栏那条路走的。”

谢绍基一听跳了起来，连忙拿起电话机向国民党霍童区公所报告，但电话打不通，因为电话线已被我游击队割断了。这下谢绍基发疯了，立即叫电话兵抱起电话机，带上二十20几名乡兵，逼谢赞聚带路赶到洪口。渡过花兰渡后，谢绍基忽然叫电话兵把电话机的线搭上电杆上的电线，接着对着话筒喊：“喂喂，菖蒲坑……”发现电话挂不通，谢绍基叫了起来：“‘土匪’一定往菖蒲坑去了。”

好狡猾的家伙，被他识破了，怎么办？谢赞聚脑子一转，立即对谢绍基说：“恐怕不见得！我听说‘土匪’常会搞这一套，实是虚，虚是实。他们走路连踩倒的草都要扶起来，还会这样割电线又走这条路，难道不怕我们去‘追剿’吗？”谢绍基听了觉得有道理：“也对，我们去洪口。”

到洪口后，谢绍基又把电话机的线搭上电杆上的电线，对着话筒喊：“喂喂，霍童，霍童……”还是不通。电话兵七检查八检查，发现原来没有安地线，插上地线后打通了电话，国民党霍童区公所一查：“照栏没有发现‘匪情’，但菖蒲坑接不上线，不知道那里的情况。”谢绍基听完直顿脚：“真该死，真该死！”这时天已大亮了，追已没有用了，只好派人把菖蒲坑的两个甲长叫来，听他们说昨夜狗叫了半天，他们出来看了一阵，没有看到半个人影。

谢绍基又气又恨，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垂头丧气地带着乡兵返回莒州。路过花兰渡时，他把满肚子的怨气发泄到渡船上，抽起刀砍断了锚绳，谢赞聚和渡河小组的同志们好不容易建造的新渡船，随着滚滚山洪飘到青桥濑，碰上礁石撞裂了。谢赞聚和渡河小组只好架起木筏渡河，游击队的同志来往周宁、宁德依然畅通无阻。

不枉“冤枉路” 报信得脱险

在掩护游击队从花兰渡过河后没几天，国民党霍童区公所通知谢赞聚去开保甲长会。

天黑时谢赞聚到达霍童，刚想抬脚迈进国民党霍童区公所，忽然他的手腕被人抓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霍童的一位“白皮红心”甲长谢石孙，他把谢赞聚拉到一旁，心急火燎地告诉谢赞聚：“刚才一个便衣队特务在区里打电话给咸村保安队队长，说有‘土匪’驻扎在上论石洞，今天夜里保安队从高山进上论，基干队从富濑进上论，天亮以前集中包围……”

这个突然的消息把谢赞聚难住了，他知道这几天宁屏区委书记张恒喜，正带领30多个游击队员转移到上论石洞。时间这么紧，又找不到可靠的人去报信，谢石孙要开会去不了，怎么办？想了好大一会儿，谢赞聚心生一计，立即去找国民党区长的勤务兵：“我有张公文放在邑坂忘记拿来，我去拿，明天一早就来。”因为去邑坂要在霍童过河后往东走，恰好与从霍童去王花坪的方向相反，这样可以避免事后引起敌人的怀疑。

谢赞聚离开国民党区公所，先在霍童镇拐了一个大弯，然后一口气跑回王花坪，立即找来交通员，叫他们马上前去上论报信。交通员走到半路上遇到游击队管理排的同志，顺利完成了报信任务。听到回报后，谢赞聚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忙叫母亲煮了点饭，草草吃完赶回霍童开会。天亮前当他路过洪口时，听到富濑那边枪声大作，心里暗暗高兴：“你们去晚啦！”然后大步流星，按时赶到国民党区公所。谢赞聚不仅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那位国民党区长的勤务兵还称赞他：“谢保长很守时啊！”

智借金钟渡  淡定对审问

1942年的仲秋后的几天，宁德东北部山区连日秋雨，霍童溪上游的莒州溪河水暴涨，当地党组织在花兰渡准备的木筏都被洪水飘走了。正在这时，闽东游击队98人来到黄花坪，要谢赞聚想办法把他们渡过河去，因为他们急着到屏南开展抗日反顽斗争。

一向机智过人的谢赞聚这时也颇感难办：这可怎么办？即使弄到木筏，一次也只能渡过几个人，那样七渡八渡，莒州的敌人早就闻风追来了。谢赞聚算来算去，莒州溪上只有金钟渡还有一只渡船，但金钟渡离莒州只有几里地，太危险了！可公鸡已经叫了几遍了，天已破晓了，只能冒险了。谢赞聚与游击队领导商议了一下，随即赶往金钟渡。到渡口后，谢赞聚壮了壮胆，拉开嗓子把船停在对岸的老船工叫醒。“快，快呀！有要紧公事啊！”当老船工见到从草丛中一跃而出的游击队员时吓呆了：“谢保长，他……他们是谁？”“是自己的队伍。老哥不要怕，有事我负责。”老船工见谢赞聚这么说，往手掌吐了口唾沫，就使劲划起桨来。

将游击队员全部渡过河后，谢赞聚和老船工这才深深吐了一口气。可是怎么对付莒州的敌人呢？90多个游击队员过渡，目标太大了，瞒是瞒不住的。老船工很着急，问谢赞聚“怎么办”。谢赞聚想了想：“你就说‘谢保长叫我渡的’好了。”“那，那怎么使得？”老船工为谢赞聚担忧起来。“我有办法，老哥放心吧。”老船工这才点了点头，掉转船头向对岸驶去。谢赞聚立即蹲下身抓起地上的泥巴往衣服裤子上擦，再把手上的皮肤擦破让它流出血来，然后装作慌慌张张的样子跑到莒州国民党乡公所报告“匪情”。

国民党乡队副谢宜太还在床上睡大觉。谢赞聚上气不接下气向他报告；“昨夜一伙‘土匪’到我王家坪来，5把驳壳枪指着我。逼我去金钟渡喊过渡！”“怎么，你给土匪喊过渡？”谢宜太跳了起来。“我不喊，他们就要枪毙我。”“死你一人有什么？要是莒州给打了，死你一家也不够！”谢宜太疯狂咒骂起来。随即把谢赞聚软禁起来，又派兵到金钟渡把老船工抓来。

谢宜太手指老船工，瞪圆眼睛喝问谢赞聚：“他是你什么人？”“什么人都不是。我是保长，我说是公事，他怎么敢不渡呢？”“你为什么说是公事？”谢宜太又跳了起来。“他们逼我喊公事，不喊要枪毙我呀！”谢赞聚死死咬住这句话。“真正该死！”谢宜太全身像被火烫了一样站立不住，下令把谢赞聚和老船工关起来。但敌人找不到证据，几天后不得不让谢赞聚和老船工取保回家。游击队行动的秘密保住了，谢赞聚的保长却再也当不成了。

正是有许多像谢赞聚这样立场坚定又机智勇敢的“白皮红心”革命同志，当年闽东党组织建立起许多条秘密交通线，为闽东革命斗争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仅谢赞聚经常走动的地下交通路线就有四条。第一条路由宁德渡霍童溪，经柏步、上野抵半岭，住谢允生家；往葛藤凤经停池头村，住池陈旺家；再往虎贝到新亭，住黄垂辉家；最后经上堡、白溪至古田杉洋，向土匪彭希寿等购买枪支。第二条从周墩的马岭出发，经里陈、溪兜到油湾，住何明久家；至后垅住何香济家；翻越山界岭到屏南寿山村，向苏则由匪帮等购买枪支。这条线路还可前往屏南漈头，直通古田。第三条路从周墩马岭出发，经为门至排头过渡后，抵宁德槟榔下，翻过门头岔至屏南前乾，再经横垅、漈头前往古田。第四条路由宁德莒洲村出发，爬过岭岔头，经鱼仓抵山后，住毛文斌家；之后再过上荐渡头、前亭坪，到达屏南康里，与村党支部书记郑云亭交接，再到屏南梨洋和胡永晏交接，再到屏南熙岭住张良栋家，再前往古田。谢赞聚通过上述这几条交通线，仅为游击队购枪一项，谢赞聚通过他使用暗语，称长枪为“台蔗”、短枪为“斧头仔”、子弹为“泥鳅”、运枪为“运粮”等，就从古田、屏南一带的民团和匪帮中，购买了300余支枪支、5000多发子弹，可谓历经艰险。时任闽东红军第三纵队参谋长的许一峰，曾为谢赞聚的一次脱险赋诗一首：“运粮闯境牛一山，带领人马过蒲山，石堂贼兵拦去路，无法出口到松岔，南蛇脱壳此关过，此计果然胜古人。”

作者简介：刘雄，宁德师范学院教授，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理事。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