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容：忠勇归侨女杰
林添茂
“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何惧剥重皮！”这是忠勇为党的归侨女英雄陈康容在被国民党顽军活埋前，挥笔写下的一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感天动地，惊天泣鬼，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抗日救亡急先锋
陈康容，原名月容，曾用名陈亚莹，笔名胜子，祖籍福建省永定区岐岭镇下山村，1915年出生于缅甸一个华侨家庭。父亲陈锡梅，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前往缅甸曼德里谋生，经营一家照相馆。
陈康容烈士故居——岐岭下山望森楼
1930年，15岁的陈康容跟随父亲第一次回到家乡岐岭下山。岐岭下山已于1929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个个扬眉吐气，喜笑颜开。康容的父亲看到过去的穷兄弟们都不愁吃穿，世道变好了，决定将女儿留在国内读书。康容听到后特别高兴，不久后进入厦门集美中学读书。在集美中学读书期间，康容深受革命师友思想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34年春，厦门地下党组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不少进步学生遭到杀害。陈康容只得离开厦门返回缅甸，在仰光华侨女子初级中学任教。该校是爱国华侨捐资创办的，校长思想开明。康容在校园里总是满腔热情地向学生传播抗日救国进步思想，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并在课余排练抗战话剧。在校外，她是仰光进步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进步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她参加了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宣传抗日的文艺团体——椰风社，在《仰光日报》上发表诗歌、散文。1935年，她发起组织缅华妇女联合会，团结一批进步妇女，宣传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同年8月，她参加缅甸华侨进步青年组织的仰光青年学会，进行抗日活动。
陈康容（1915—1940）
1937年春，国内团结抗日形势日显，陈康容拒绝父亲为她安排的舒适生活，毅然返回国内，考入厦门大学文学系就读。在中共厦门工委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她担任中共厦门工委妇女支部委员，是厦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康容担任厦门慰问抗战将士工作团宣传股长。她和众多抗日志士一起，早出晚归，上街演讲、教唱抗日歌曲，在各大戏院组织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宣传动员，开办妇女夜校等等。每逢日军飞机轰炸，她总是不顾危险，奔上街头救护伤员，还到湖里山等前沿阵地慰问驻防将士。
陈康容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厦门诗歌会”的领导成员，在她和蒲风、童晴岚等爱国诗人的努力下，《厦门诗歌》创刊出版，并定名为《轰炸机》，抗日救亡诗篇不断地激励厦门人民奋起抗日。她还以“胜子”为笔名，在《江声报》《晨光报》《南洋商报》《抗敌导报》等报刊发表抗日救国文章，用手中犀利的文笔进行战斗。1937年7月，《南洋商报》发表了她的长诗《家乡沦亡曲》。在这首诗中，她号召人民：“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了自由，为了不再饥饿，为了解脱奴隶的锁链，为了重建我们新的家园，我们不再等待黎明。放一把火，在三更夜半，炫耀着每个角落、每个方向，咆哮着，怒吼着反攻！”同年9月，她撰写的《厦门妇女怒吼起来了》一文，发表在中共厦门工委主办的《抗敌导报》创刊号上。她满怀激情写道：“……这时候不再是空洞的呐喊，而是坚决地实际行动的时候。只有获得全民族的自由，我们妇女才能解放！妇女的敌人亦即是全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起来吧，全中国被压迫的妇女们，斗争的时候已经到了……只有全面抗战，才会获得胜利……全厦门妇女，不愿做奴隶的吼声响起来了，这就是抗战的力量，这就是解放的武器！”她高呼道：“保卫我们的祖国，这就是抗战的力量!”“厦门的妇女们，踏上民族解放的大道了!”这篇文章曾被人们称为“最具战斗力的文章之一”。康容以这些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向日寇宣战，许多厦门妇女受她的文章感染纷纷加入抗战救国的行列。
闽西大地播火种
1937年11月，陈康容接受党的派遣，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厦门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来到当时闽粤赣抗日救亡中心龙岩白土，参加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举办的第一期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学习。训练班负责人是闽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会斋，他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素养较高，受到康容的钦佩。而陈康容那纯洁高尚的气质和活泼大方的个性，也受到黄会斋的倾慕，相互之间撒下了爱情的种子。
1938年3月，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党组织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决定选派一批同志深入闽西各地加强农村工作。5月，陈康容受党组织委派，化名陈容，回到家乡金丰大山的岐岭下山村。
陈康容的祖家在岐岭下山的“望森楼”，家里只有嫂子卢秀珍一人。当地党支部书记陈荣松既是小学教员，又是“白皮红心”的保长。在他的安排下，康容来到培文馆任教，还担任岐岭党支部宣传委员。她以学校为阵地，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岐岭青年同志会”，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开展宣传活动，发动支援前线募捐等活动，还自编自演了《打倒卖国贼》《抓汉奸》《放下你的鞭子》《大刀曲》等街头剧和舞蹈；演唱《九一八》《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使金丰地区方圆数十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陈康容任教学校旧址——岐岭下山培文馆
陈康容不但宣传搞得出色，教学也搞得出色，而且挨家挨户地发动妇女，办起妇女夜校。她自编自印课本，给妇女们讲学文化、懂道理的重要性。有妇女问她：“阿容，你认字识词，为什么不在南洋安安乐乐过日子，偏偏回家乡辛辛苦苦教我们识字？”康容回答道：“我一个人认字识词有什么用，只有大家都认字识词，并且都懂得了道理才有用。妇女千千万万，天下半边天，不识字好比睁眼瞎，样样不便，又易上当受骗……”
当时，陈康容的父亲频频来函催她回缅甸去。她给父亲回信道：“爸爸，我准备接受组织的委派，到斗争更为激烈、条件更为艰苦的闽西山区去工作，你一定是为女儿能为家乡的人们做事而感到自豪的。”党组织了解到康容的父亲的意见后，并考虑到康容的实际情况，再三请她要慎重考虑后再做去闽西的决定。她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在厦门时就考虑过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一定要坚持革命到底。”回到闽西后，与她同住的嫂子卢秀珍也不忍心一个年青姑娘受这样的苦，曾心疼地对她说：“你是读书识字的人，为什么要回来同我受苦，吃臭风菜(腌坏的菜)，不如去南洋安乐得多。”康容却轻松地回答：“现在苦一点不要紧。好日子在后头。”
1939年春，经党组织批准，陈康容到龙岩白土闽西南特委机关所在地，同黄会斋结为伉俪。结婚后，康容留在特委机关工作。1939年春末夏初，闽西南潮梅特委机关先迁到大埔，一个月后又迁到梅县的丙村一带。这年冬，康容在梅县丙村革命接头户家里生下一男孩，取乳名为“小蛮牛”。这时，黄会斋的母亲杨氏从香港回来帮助他们照顾小蛮牛。1940年初夏，黄会斋调任漳州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康容对家乡革命工作十分牵挂，于是带着婆婆和幼子重回永定岐岭，住在下山祖屋望森楼的嫂子家里，继续以教书为掩护，坚持抗日救亡斗争。这时，陈荣松等人已转移到金丰大山打游击，岐岭党的工作主要由康容负责。
慷慨就义壮山河
1940年夏天，闽西形势日益严峻，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制造第一次反共摩擦。同年秋天，国民党当局以下山群众接济金丰大山游击队为由，绑走了十多个无辜的群众。消息传到山上，陈荣松为陈康容的安全担忧，冒险回到岐岭下山，通知康容立即上山避一避风头。8月18日早晨，康容正整理行装准备上山时，国民党保安队来到她家门口。康容见情况危急，立即回房间，一边把写有情报的两张小纸条吞下，一边把作为暗号挂在窗口的衬衣取下，示意已出事；接着快步走出房门，但已经来不及了，大门已被敌人堵住。随即，康容遭敌逮捕。
敌人害怕游击队来营救，当天便冒着大雨把她押送到40里外的保安团驻地——抚市，关在一间又暗又湿、充满血腥气味的牢房。关押期间，顽军先以荣华富贵诱惑劝降，企图利用金钱和幼子来软化康容，都被她严词拒绝。敌团长还亲自审问，把一叠纸币塞给康容，要她说出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字。康容把钱狠狠地摔在地上，严厉地说：“共产党员不稀罕你的臭钱！”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敌团部有一个张团副，过去也在厦门大学读过书，自称是康容的老同学，他办了丰盛的酒菜来“宴请”康容,甚至向她求婚，想用此来打动康容。康容气愤至极，大声怒斥：“人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你们便。要我依从，万万办不到！”遭到康容严拒后，敌人对她施以种种酷刑，并扬言如果3天内写出自首书，就放她与家人团聚，否则就要剥她的皮。被吊打得死去活来的康容，面对死亡威胁，毫无惧色，毅然以诗句回击敌人：“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何惧剥重皮！”1940年9月17日，恼羞成怒的国民党顽军凶残地将她活埋在永定抚市的山墩上。康容就义时年仅25岁。
陈康容牺牲的第二年，她年幼的儿子小蛮牛因失去母亲的哺育夭折了。她的婆婆看到媳妇、孙子都去世了，儿子又不知死活，悲痛过度，不久亦因疾病而魂断异乡。
陈康容的丈夫黄会斋悲愤交加，为了纪念心爱的妻子，改名为“黄康”。战友们听到康容牺牲的消息非常愤怒，发誓报仇雪恨。1944年，中共闽粤边委在金丰大山鼓坑成立“康容支队”，坚持抗日自卫武装斗争，以纪念这位英勇的女英雄。这支游击队活跃在金丰大山，驰骋于汀江之畔，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战斗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陈康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9年1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连环画《岐岭女英烈》，以纪念这位八闽抗日英烈。
一代归国女侨，客家英杰，气壮山河，魂动九天。
作者简介：林添茂，中共永定区委史志室研究人员，闽西作家协会会员。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