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白短衫

马照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十万重兵，从四面八方疯狂围攻闽北根据地首府大安。1935年1月，中共闽赣省委常委、秘书长兼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同志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将根据地党政军机关撤离红色首府大安。从此，闽北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在红军掩护下，闽北党政军机关先撤退无线电队、兵工厂、医院，后是党团政权机构，最后是教导队和司令部，整个队伍共两千多人。红军队伍当夜撤走到离大安15里的陶观厂山上，尔后在洪溪村过了个春节。不久就转向坑口、温林圳、江西的桃树坪一带山上。闽北分区无线电队只拥有一部电台，是从敌军手中缴获的。有电台，闽北党政军可以随时保持同赣东北、红十军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后来闽北军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投敌，并带敌军追杀闽北红军及闽北党政机关。无线电队被迫进入茶山的绝路，在翻越悬崖峭壁时，电台的大电瓶被敌人的机枪打破，电台落下山崖丢失。由此，闽北分区委与中央联系中断。

敌人攻占苏区后，妄图全面切断闽北分区委与外界联系，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联系。他们采取大规模的“移民并村”，实行“一户通匪十户连坐法”的“连环切结”法，以及“一人通共，四邻遭殃”的五家联防切结“连坐法”。群众家里的所有粮食都被反动派搜走，然后“计口售粮”、“计口售盐”，实行少量分配，目的是 “困死红军、饿死红军、淡死红军”， “抽干塘水捉大鱼”。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面对敌人的 “重兵合围”、“重兵封锁”，黄道深刻领悟、准确运用毛泽东、方志敏同志战略思想，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度智慧，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困境中求生存，在困局中开新局。领导闽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击退了敌人多次“清剿”。在最困难时刻，黄道主持召开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黄龙岩会议”，决定避开敌主力，主动将红军主力从崇安老苏区突出外线，恢复和开辟资（溪）光（泽）贵（溪），邵（武）顺（昌）建（阳），建（瓯）松（溪）政（和）三块游击根据地，在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燃起了游击战火，从而扭转了被动状态，打开了闽北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这时，与闽北毗邻的以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区和刘英、栗裕领导的浙西南游击区也都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独立地坚持着，东南三块游击区，互相配合，唇齿相依。鉴于这块地区直接威胁敌人统治中心，有其重要战略地位，蒋介石建立了“闽浙赣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以卫立煌（1936年1月由张发奎接替）为总指挥，率三路大军，对闽北、闽东、浙西南实行“总会剿”。在长期失去党中央领导，斗争环境极为艰苦的形势下，作为中共闽赣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黄道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一面千方百计获取外界信息，力图恢复与中央的联系；一方面力图打通兄弟游击区，加强相互联系和配合。

1936年2月，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部通过闽东北，突入闽东，同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师，打通了两个游击根据地。4月，闽北的黄道、黄立贵等同志，闽东的叶飞等同志在洞宫山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员会。黄道任省委书记，省委委员有黄道、叶飞、范式人、阮英平、黄立贵、吴先喜、曾昭铭、曾镜冰、吴华友等，当时吴华友是广（丰）浦（城）县委书记，负责省委组织工作和工会工作。洞宫山会议后，为将游击战争的开展情况报告中央，并将中央闽赣省委组成名单报请中央批准，黄道决定派负责省委组织工作的吴华友同志突围出去，寻找党的关系，向党中央报告。

（一）

吴华友生于书香家庭，自幼走南闯北，当过海员。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参加了革命斗争，入了党。在上海、香港参加过革命运动；1932年，他转到中央苏区全总执行局工作，1933年4月闽赣省委成立后，又被派到闽赣省工会联合会任筹备处主任。第五次反“围剿”黎川失守时，吴华友同黄道、曾镜冰、曾昭铭等一同到了闽北苏区。由于吴华友革命立场坚定，工作岗位变动多，经验丰富、性格沉稳、足智多谋，黄道和省委同志一致认为吴华友最合适。

但怎样突围出去呢？这时敌人进一步加强对游击区封锁，设置了层层封锁线，主要交通要道都有重兵把守，山间僻路也都布满便衣队和反动大刀会。敌人甚至狂妄地吹嘘：“飞鸟经过也要掉下几根羽毛，别说共产党想从闽北飞出去！”黄道同志决定由吴华友同志的搭档、时任广浦独立团政委的叶全兴先突围出去。叶全兴同志是古田县凤都桃溪人，熟悉古田情况。

1936年6月的一天，黄道又找吴华友交谈，交给他一个小布包。

“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要向党中央汇报的内容都在这里。千万小心！”

“放心吧，黄道同志！人在文件在！” 吴华友信心满满的向他保证。

黄道一拍手，站起来，幽默地说：“文件？哪有什么文件？一件白短衫！”他打开布包，露出一条通常的白绸布短衫，“这是给中央的报告。我和黄华树同志用米汤写成的。白短衫嘛，按照你的身材缝制的。也符合你南洋商人的身份。”

说完，黄道爽朗地笑了。吴华友也大笑起来，接过布包，把东西收拾好。那件白短衫，则藏在随身包袱里。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叶全兴同志的联系工作了。

7月底的一天，叶全兴同志兴冲冲地跑来，拍着吴华友的肩膀说，“老吴！有办法了！”

原来，叶全兴到了古田，找到他常年在外经商的亲戚，名叫卢灿光，有一定经济实力，说好条件，由他送到福州，并负责今后的各种往来。开始卢灿光有点犹豫，由于是亲戚，叶全兴晓以利害，加之我红军游击队在那一带经常往来活动，卢灿光最终答应了。

8月1日，吴华友向黄道告别。黄道紧紧握着吴华友的手说：“华友，今后就称你老伍，相信老伍你一定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祝你成功！”

老伍坚定地点了点头。转身由叶全兴同志和他从广浦独立团特务连中抽调的十名短枪队员护送，踏上了艰难的旅程。十名短枪队员全部便装，十分精干，战斗经验丰富。短枪队的杨班长是当地人，对地形十分熟悉。他们穿过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个敌碉堡，夜行昼宿，历尽艰辛，经松溪、政和、建瓯、屏南，行程三百余里，终于从敌人眼皮底下钻了出来，悄悄地溜进古田，到了卢灿光的家。

叶全兴对卢灿光严肃地介绍说，“这就是老伍，对他的一切，你要绝对保证。”

卢灿光也诚恳地说：“当然保证，尽量努力，没有问题！”

叶全兴再三嘱托卢灿光配合老伍完成任务，也留下秘密联络方式，同十名短枪队员回去了。就在这次回去不久，叶全兴在一次同敌人的遭遇战中英勇牺牲。

第二天，老伍同卢灿光一起，带上行李来到闽江边，登上小船，经水口沿江而下。此时正是闽江丰水季节，闽江波浪汹涌，滔滔江水向东流。老伍见景生情，想到游击战争困难重重。不由吟诵起宋代朱熹《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水多。

朱熹诗歌描绘了闽江大雨过后满山绿树风光美好的秀丽景色。老伍相信，尽管当前危险多多，但是前途一定光明。一定要胆大心细、谨慎应对，完成黄道同志交给的任务。

老伍、卢灿光一到福州，就躲进离台江江边不远的上下杭“古田会馆”。卢灿光见老伍当时刚从山区出来，尽管打扮了一番，装束还是不成样子，忙带老伍到理发店理了发，到服装店做了两套西装，买了皮箱、皮鞋等。老伍把白短衫放进皮箱，把自己打扮成南洋客一样。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马上离开小旅馆，搬到城区的一家大旅店住下。

福建是个侨区，有许多南洋客来来往往。老伍当过海员，扮成南洋客倒是挺像的，可以不引人注目，行动也自由些。

（二）

8月底，卢灿光设法给老伍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老伍和他约好通讯联络方法后，提着皮箱同他告别，登船启程了。

船出了闽江口，驶入大海。老伍从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一直往山里活动，现在回到大海的怀抱，心里说不出多么激动。看着浩浩大海，想着黄道同志带领闽北的红军战士还在英勇战斗，像盼望北斗一样盼望着能同中央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老伍深深感到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

几天以后，船在上海码头靠岸。老伍还是一副南洋打扮，住进了新亚酒店。

安排好住宿，随身藏好白短衫后，穿过繁杂的街道、人群，老伍找到了武昌路新庆里二弄一家。当时这里是一家海员俱乐部，住在这里的二房东何惜玉是个进步群众，过去老伍曾在这里住过。老伍把周围注意观察了一番，见没有异常情况，就伸手叩门。

“你找谁？”果然还是何惜玉，他马上认出来，“哎呀！是你，快进来吧！”

老伍一进去，她就把门关上。不速之客的到来，使她非常意外，对坐了一会儿，谈了一番家常。她用疑虑的口吻问，“你不是到中央苏区去了吗？现在从哪里来？”

老伍把这几年的经历约略讲了一些，但没有说来的任务，只是说党的关系没有了，想找过去的同事关系，问他有没有办法。

何惜玉摇摇头说：“你们走后，没有人来过。”

老伍带着惆怅的心情离别何家。当时在上海一起工作的同志，或被捕牺牲，或转移到别处去了。就算依然在上海，偌大的都市，又到哪里去找呢？

回到新亚酒店，已是掌灯时分。窗外万家灯火，码头长鸣的汽笛声清晰可闻。老伍忽然想到个办法，到码头去，或许可以找到熟人。

从第二天起，老伍就经常到码头去。当时上海码头有很多广东人当领港（导游）。老伍装作领港的样子，每到一条船，就到那里去碰。一天终于碰到一个熟人，就谈起来，说起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名字，问他有没有见过。熟人想了半天，说，“好像有看到冯燊，在安乐园碰到过。”

“冯燊！他在哪里？”老伍如同见到光明。

冯燊是海员，当时在上海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后来也去了中央苏区，不知道他怎么也在这里。

熟人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就在安乐园喝茶时碰到过一次。”

老伍说：“我现在想找点事做，有看到冯燊和其他熟人，叫他来找我。我也住在武昌路安乐园附近，每天中午都在那里喝茶。”

老伍一有空就跑到安乐园，泡上一壶茶，等待着机会。一天中午，他像往常一样，正翻着报纸，摆出一副悠闲的神态喝着茶，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形从楼梯口上来，果然是冯燊！老伍高兴极了。这时冯燊抬头也看到老伍，大吃一惊，转身就想走开，老伍忙叫：“姆系燊！”

姆系燊是冯燊的化名，在上海工作时用过的，很少人知道。他听这么叫，只得回来了。

多年不见，大家之间都不敢完全信任。老伍对他说是从南洋回来。随便谈了一会，约好第二天再来，就分手了。

接着几天，两人都在安乐园见面，互相恢复了信任。他说了真话：“部队长征途中，我病得没法走，留在农民家里，后来才回到上海来的。”

老伍也把实话对他说：“我是从闽北来的，那边游击战争打得很艰苦，现在局面打开了，要找党中央联系。”

他说：“我在上海也没有关系。现在要找党中央，有一个办法，就是找榻荣。”

“榻荣，他在哪里？”

“在美国，可以写信给他。”

两人经过商量，由冯燊按照原来商定方式，给榻荣写了信。接着，老伍按原先与古田卢灿光约定的联系方法给他写了信，请他向黄道同志转告情况，并叫他汇些款来。一方面试试他是不是还可靠，另一方面，原先带的款项也差不多花光了。

9月中旬，卢灿光汇来了300元钱，但美国榻荣那边仍无消息。于是老伍同冯燊商量，由他留在上海等冯燊回音，老伍回香港，看看能否找到其他关系。冯燊也同意，两人约好密码暗号，一有消息，马上通报。

（三）

9月底，老伍从上海到了家乡香港九龙衙前围村。老伍弟弟吴潭华所在的吴家祠学校的几位年轻教师也闻讯而来。

老伍试着和他们交谈了几次，想通过他们找到些线索，但很快就失望了。原来他们只是同一个叫叶仔的有联系，叶仔常到他们学校来，毫无用处。

于是，老伍又到香港码头，找到当年熟悉的海员，费了好大功夫，找到刘达潮、方世林同志，但他们也都失去组织联系。

有意思的是，方世林同志后来联系了邱金同志，邱金派了吴有恒来联系，邱金觉得老伍回来突然，居然以为是叛徒，不敢信任。吴有恒来了一回，再不来了。解放以后，吴有恒同志见到老伍，谈起这事，都觉得好笑。

虽然找不到组织，但都是共产党员，总不能不工作。于是老伍和刘达潮、方世林同志自动组织起来，在香港油麻地各海员港口宿舍活动，恢复了香港海员工会。一面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一面继续找党的关系。老伍还在香港油麻地旺角开了一间“新生书店”，作为同闽赣省委的联络站。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不久，老伍终于盼到冯燊从上海来的密信，信中说，榻荣同志向当时也在美国的饶漱石汇报了情况，饶漱石派了朱挺同志（即江开松）到了上海，叫老伍立即去联系。

接到信后老伍立即赶到上海，不巧的是，朱挺同志已离沪，到香港来找老伍，等回到香港，他又到广州去了。

1937年2月，朱挺同志到了香港，找到了“新生书店”。

老伍向朱挺同志转达黄道同志意见，详细汇报了中共闽赣省委成立的情况和闽赣边游击战争的情况，并郑重将密写着文件的白短衫交给他，请他转给党中央。这样，老伍经历了重重曲折，辗转千里，终于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把闽赣省委的白短衫文件，交给了党组织。

据朱挺同志说，当时党中央对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还没有具体的指示。老伍通过“新生书店”，用密信向闽赣省委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况。同时将当时能够得到的有关抗日新时局的“八一宣言”“红军东进山西宣言”“民主共和国决议”等文件和书籍，藏在衣物内，用邮件通过古田卢灿光，辗转送给黄道。这些文件和书籍对黄道等同志认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我们党重大方针、政策，有很大的帮助。

1938年初，吴华友不再化名老伍，他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消息，闽北红军已在江西铅山石塘集中，编成新四军。吴华友经广州到达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张爱萍。后组织任命吴华友为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副官处主任，开始了新的工作。

不久，吴华友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见到了曾山同志和涂振农。不一会，闽赣省委老首长、新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也来了。他还是那么热情、乐观，两道浓眉下闪烁着深邃的目光。吴华友向他汇报了出去后的情况。黄道说，你寄来的文件材料，我们都收到了。你不辱使命，历尽艰辛，勇敢、机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作者简介：马照南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文明办主任。现任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