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群众巧送情报和掩护革命同志脱险的故事

刘   雄

闽东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区，在旧社会生活在这一带崇山峻岭间的畲族人民，深受阶级剥削压迫和民族歧视压迫双重苦难。当时的畲民“无田地、无钱财、无势力、无笔头。”绝大多数人长年过着“野菜作粮草，生姜当油炒，竹篾当灯点，火笼当棉袄”的悲惨生活。经过党的宣传发动投身革命后，他们立即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一支可靠而且重要的力量。有关畲族群众巧送情报和掩护革命同志脱险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广为流传。

钟成坤巧送密信

天峰亭畲村坐落在宁德县虎贝乡北面的山坳里，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东有龙潭峡，西有虎岩头，北有九肩岭，南有五虎头，其间还暗藏着辟支洞、莲花洞、龙潭洞等天然洞穴，与许多闽东畲村一样，这里也是一个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因此早在1933年间，这一带就被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开辟为后方基地。

该村的钟成坤，与村里其它畲族群众一样，也是因为受不了地主恶霸的欺凌从外地搬来“做山（即上山开荒）”而定居下来的。革命同志进村后，钟成坤经过他们的宣传教育很快觉悟过来，随即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洪流中。他经常给红军游击队送秘密信件，东边送到桃花溪联络站与吉纯交接，或再送新坑联络点与林坤达交接；南边送到林口村交陈德维收；西边送到中洋里村交叶书久收，或再送桥头村交叶隆丰收。

地下交通工作看似简单，跑跑腿、送个信，实际上地下交通工作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地下交通工作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闽东城乡反动势力猖獗、白色恐怖严重，城乡各地驻扎着国民党军、地方保安队、区警察队、乡处丁班，还有豪绅地霸控制的反动民团、大刀会、自卫队、联防队等。这些反动武装到处设置关卡，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红军游击队。他们还派出便衣探警四处打探，千方百计寻找共产党地下组织和红军游击队。

在残酷的斗争中，钟陈坤等畲族革命群众想出了许多巧妙的送信方法。有时把密信摺好后绑在脚底下，再穿上草鞋；有时把密信塞到斗笠夹缝里，或缝到衣服的补丁里；有时把密信塞进竹竿，手执竹竿盘山过岭，既可当拐杖也可防身，如果遇到敌人把竹竿一扔了事；有时把密信用树叶卷上捆好，中间塞个小石子捏到手掌中，如遇危险就将它顺手丢到路旁草丛里，不易被敌人发觉。白天送密信，有时将密信装在夹层木桶中，雨天就夹塞到棕衣边上。冬天跑短途就夹塞到火笼底下，既能借火取暖又看不出是个赶远路的，如果碰到敌人，可以把信件捻入炭火中自然烧毁。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钟陈坤每次送信都要反复告诫自己小心小心再小心，自己杀头事小泄露革命秘密事大，因此每次送信都要变换一种方式。由于钟陈坤每次送信都不敢稍有懈怠，所以他跑交通送信多年，虽几次遇险，但都能化险为夷，顺利完成任务。

畲族群众以最常用方式传递密信

畲族革命群众跑交通送信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把密信用野草或树叶裹好后与小石块扎在一起捏在手中。

福安凤阳畲村的钟阿伱，经马立峰等宣传教育后投身革命，立场坚定。他经常为红军跑交通送密信，工作积极，办法又多。有一次，闽东独立师二纵队纵队长陈挺，要他将一封信送到福安下南区苏维埃政府，钟阿伱取道溪潭西隐山的小路前往甘棠，走到西隐村附近时遇上国民党特务，他立即将手中扎着密信的小石块扔到路边草丛中，接着再从路边捡起小石块，装作很专注的样子朝刚才那片草丛扔去第二个、第三个小石块……那几个国民党特务走近看了看，看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就离开了。待特务走远了，钟阿伱连忙跑过去捡起草丛中的密信，三步并作两步加紧赶路。福安下南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收到钟阿伱送来的密信后，立即组织畲汉群众武装及时赶到指定地点，配合陈挺指挥的红军伏击国民党军新十师的船队，拦下敌船8艘、毙俘敌兵8人，缴获步枪11支和一批弹药物资。

宁德巫家山的畲族妇女蓝彩容，在给红军游击队送信时也常常采取这个方式。有一次，党组织派蓝彩容给红军游击队送信，为防止意外，她事先找来一粒小石子，拿苇草将密信捆到小石子上。走到半路就遇到七八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保安兵，她知道如果避开敌人绕道走，一定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因此，她装作闲着没事“搭聊”（当地土话，意即找个机会寻开心），将捆着密信的小石子往路边的草丛里一扔，然后若无其事地从敌人面前溜达地走了过去。等到敌人远去后，蓝彩容赶紧返回来到草丛中找回那封密信，快步向目的地奔去，顺利完成了任务。

当年闽东畲村的革命群众与钟陈坤、钟阿伱一样，为了能及时给红军游击队传递敌情，还想了许许多多办法。畲族有自己的语言，遇到敌人前来“搜剿”，他们就用事先约定的暗语喊叫“山猪来啰”，设在山上的“暗哨”立即应和，这样一山传一山，很快就把敌情传到红军游击队驻地。畲族人人会唱山歌，一发现敌人动向，他们常用山歌传递信息，对面山上的畲族群众听到后立即应和传唱，红军游击队很快就能得到敌情。畲族群众还用古老的办法向红军游击队通报国民党驻军的兵力情况，例如在预约情报点放一个大石头表示100个敌人，放3个小石头表示3个敌人；用黑色石头表示国民党中央军，用白色石头表示地方保安兵等等。红军游击队侦察员到预约情报点，只看看石头的颜色，再数数大小石头的数量，就知道敌人的最新兵力部署等情况了。正是有了畲族革命群众的支持，闽东红军游击队就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常对敌人出发的时间、人数、路线了如指掌，他们根据敌情或隐蔽起来保存实力或抓住战机打击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畲族群众巧送革命同志脱险

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当年闽东畲村的革命群众同样想了许多巧妙的办法。

柘荣茶湾畲村的革命群众蓝其妹，为了把掩蔽在她家3年多的吴碧英安全送回寿宁，就与她的公爹雷春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当地人若得了疯病，往往将病人绑起来，用轿子抬着去远近闻名的巫医处“医治”。于是，她立即叫来村里的4位畲族革命群众，用箐叶汁将吴碧英的脸涂得青黑，用泥水污垢将吴碧英的衣服裤子弄脏，再把她绑起来，交待一番后用轿子把她抬出来，声称抬到寿宁蛇头拜菩萨看病。抬到福安上白石沙坑村时，故意将轿子停到国民党民团住处的门口休息，民团兵见把一个疯女人放到住处门口，大喊“晦气”后，厉声叫骂“明天回来还要经过这里，我们要检查！”

将吴碧英安全回到寿宁后，第二天，蓝其妹将她一个远房亲戚照吴碧英先前的样子打扮一番，穿上吴碧英先前的衣服，绑上后原路抬回来。路过沙坑村时主动找民团兵来“检查”，国民党民团兵见这伙人“很老实”，挥挥手就让他们过去了，从而轻易骗过了敌人。

畲族在旧社会备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尤其畲族妇女更是深受歧视和压迫，常常被骂为“臭畲姆”，在社会上人们不拿正眼看她们，走路遇到了就像避瘟神一样躲着走。为了掩护革命女同志，畲族革命群众常教她们记熟几句常用畲语，再把她们打扮成畲族妇女。1934年2月下旬，闽东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团副主任吴鸿琴，突围来到暗井下坪厝畲族单座楼时，畲族妇女钟淑兰就是这么掩护她安全转移的。

吴鸿琴来到后，钟淑兰一家立即给她换上畲族服装以掩人耳目。随即，为了吴鸿琴的安全，又在后门山丛林中搭了一座“秘密寮”让她暂住。在钟淑兰一家的掩护下，吴鸿琴在山上平安地住了9个月，但不久还是被驻扎在茜阳的国民党教导团听到了风声，便派人装作“砍柴人”“割草人”，上山暗中探查。为了确保吴鸿琴的安全，钟淑兰教她记住几句常用畲语后，一天黄昏，把她打扮成自己的女儿安全送走了。

畲族群众深山搭建“秘密楼”

闽东畲族村寨大多地处人迹罕至的僻远山区，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在畲山找一深山密林处隐蔽起来，山外来的人想找都很难找到。因此，在深山里搭建“秘密楼”掩护革命同志，这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畲族群众掩护闽东党和红军同志最常用的办法，上面说起的畲族妇女钟淑兰，就是用这个办法掩护闽东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团副主任吴鸿琴的。

1934年底至1936年是闽东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几乎全区所有的畲族山村都成为红军游击队的隐蔽点，畲族群众在村庄、山楼附近的密林深处搭起一座又一座“秘密楼”供革命同志住宿，有些“秘密楼”还成为党和红军游击队领导机关的临时办公地点。当年福安、霞浦边界的龙潭山一带的畲族群众搭建的“秘密楼”多达30多座，其中柳溪尖搭盖了13座、大弯底搭盖了5座、龙潭后门山上搭盖了6座、笊篱山和帝谷山搭盖了6座。宁德（蕉城）猴盾一带的畲族群众，为了安置转移到该村过旧历年的50多名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连夜在村子附近的平湖石壁头、南岗狮子头、长浿坑底、后门楼、金竹湾等山上，赶搭起了5座“秘密楼”。

1936年初，霞浦后章村的畲族群众钟宝英，为了隐蔽各地转移来的革命干部，在双牛望月山上搭盖了“秘密楼”。7月间，福霞县苏维埃政府、霞鼎县苏维埃政府转移到龙潭村与岭面区苏维埃政府合署办公，一共有干部30多人。由于人多目标大，为了便于分散隐蔽，钟宝英又带领畲族群众上山找了几处隐蔽地点搭盖“秘密楼”。为了让革命同志住得舒服一些，钟宝英还把自家晒谷用的竹簟全部搬到山上盖“秘密楼”。革命同志住进“秘密楼”后，钟宝英又立即组织畲族群众开展安全保卫、生活供应和交通联络工作。当时，国民党军封锁了山下各处路口，没法买到粮食。钟宝英就把自已家里的一点粮食拿出来，这些粮食吃光了就发动畲族群众献粮，再连夜送上山。为了解决“秘密楼”的夜间照明等问题，钟宝英亲自下山跑到70多里外的赛岐购买蜡烛、电池、胶鞋等日用品。当他返回路过福安洋西桥头时被敌人逮捕，为了保守革命秘密从容就义。钟宝英牺牲后，钟奶财接过为革命同志送粮的任务，他和钟进发、雷兴全等畲族群众在粮食更加困难时，想方设法节俭出一百多斤番薯米送到山上。霞鼎后溪村的畲族群众雷阿兴，上山烧炭时发现五区区委工作团的阿金，就将带来的午饭留下，自己饿着肚子挑炭回家。以后，他经常以烧炭挑炭为名带番薯米上山给阿金，一直坚持到1935年春敌人撤退为止。霞鼎县委书记林辉山，隐蔽在福鼎双华畲族乡的“秘密楼”里长达半年之久，畲族群众主动给他送饭送情报，但乡里其他人都不知道。有人来找，畲族群众就用事先约定的各种颜色灯笼给他打信号联络。不久，牛埕下畲村的雷阿鼎、雷淑妹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他们在最难忍受时也只说自己是红军，最后都英勇牺牲，但保护住了林辉山的住处等革命秘密。

正如当年闽东革命的亲历者钟大湖所说：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红军游击队的封锁，闽东畲民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每一个畲族山村都是一座红色的堡垒，那里曾是闽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又是红军游击队伤病员治病养伤之处，还是刺探敌情、协同军事行动的交通站。”

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起闽东革命斗争的往事时，当年闽东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叶飞感慨不已地说：这个民族人数不多，但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革命斗争支援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掩护才能坚持。”三年游击战时期闽东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范式人对此同样深有感触：“闽东畲族对革命贡献很大，据我所知，畲族群众没有叛变投敌的。”另一个闽东革命早期领导人曾志，忆及往事时同样感念不已：“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闽东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特别是少数民族，成了我们的依靠。”

作者简介：刘雄，福建宁德师范学院教授，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理事。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