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 沃 武 夷

王晓岳

一

在长征路上复出的毛泽东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途中，写下了他诗词创作中颇为得意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是毛泽东在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写的第一首词作，看似在描写娄山关战斗战前的凝重和战后的悲壮，实际是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央红军险遭全军覆没的灾难和血的教训。西风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都是在回顾殊死搏斗的惨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状写湘江之战的悲惨和震撼。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对失去中央根据地之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感叹。

1933年 9月至 1934年 10月间，蒋介石调集 100万兵力，采用“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16万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毛泽东在党中央失去了发言权，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用所谓的正规战、阵地战代替毛泽东创造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第五次反“围剿”的仗越打越苦。1934年 4月，广昌失守，苏区的北大门陡然洞开在了敌人面前，红色政权的命运危在旦夕。此前，毛泽东曾接连三次向中央献退敌之策，但遭遇的却是嗤之以鼻。当中央电令毛泽东从养病地赶回瑞金时，枪声就在耳边，敌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1934年 10月 18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毛泽东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被围追堵截的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硬是往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中钻。

1934年 11月 27日至 12月 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和军委两个纵队由 8.6万人锐减到 3万人。漂满了湘江的红军尸体在烈风和霜月中发出了最悲壮的控诉，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打击，面临绝境的中央红军翻开了中国军事史上最为沉重的一页。

为了斩草除根，国民党对井冈山、赣东北和闽北红色根据地继续实施重兵“围剿”。1936年冬天，陈毅领导的井冈山游击队遭到强敌围困。陈毅受伤又生病，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梅岭树丛草莽中隐伏了 20多天，心想这次大概不能突围了，就写了《梅岭三章》三首绝命诗藏在衣底。第一章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句，第二章的“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句，第三章的“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句，都说明了陈毅“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情操，也映出了白色恐怖下的血雨腥风和革命形势的极端严峻。

1935年 11月，红军已经开始长征，南方各根据地理应在原地长期坚持独立斗争。但是，中央军委却下令方志敏亲手创建的红十军团离开赣东北苏区，立即从玉山常山间挺出铁道以北，威胁衢州，创建皖浙边苏区。要求赣东北军区部队到外线打大仗，这显然是驱羊入虎口。当蒋介石获得赣东北一万多红军在皖南汤口镇集结的情报后，立即下令顾祝同率 20万国民党军进行“围剿”。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重围，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弹尽粮绝，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被俘。方志敏拒不接受蒋介石的亲自劝降，在南昌英勇就义。坚强的赣东北红色根据地就这样被祸害了。

本文的主旨是写武夷山三年游击战争，为何首先写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写井冈山和赣东北红色根据地的陷落呢？因为不写这些，就难以说明“左倾”军事路线仍是闽北根据地最大的危险；不写这些，就无法看清闽北根据地与井冈山、赣东北根据地的唇齿关系，唇亡齿寒。不写这些，就讲不清楚这些外部环境带来的生存危机，就无法看清闽北根据地危如累卵的大势，就无法看清坚持武夷山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

二

闽北根据地是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一个重点区域。1933年 10月 21日，国民党 10万大军向闽北苏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发起围攻。此时，闽北军分区仍然受制于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采用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策略，红军伤亡惨重。崇安失守后，闽北苏区与中央军委的联络中断，但仍然遵照与敌针锋相对的方针进行反“围剿”作战。四渡桥炮台是闽北苏区首府的门户，闽北军分区领导命令红军死守四渡桥。

1934年 12月，敌东路军 56师攻占上梅；敌西路军 21师占领邵武；敌南路军 45旅已逼近崇安四渡桥炮台；敌北路军 21师占领紫溪镇后，疯狂向离大安仅十几华里的黄连坑推进。闽北苏区首府大安陷于敌军四面合围之中。

在此紧要关头，闽北军分区委于 1935年初，在大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议题是讨论御敌方针。负责军事指挥的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主张重新组织力量，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死守大安。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是方志敏的亲密战友。方志敏任闽赣省委书记时，派黄道前往崇安领导闽北根据地工作。黄道指出，闽北苏区能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发展壮大，主要取决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方志敏同志游击战和运动战战术思想的指导。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井冈山和赣东北根据地已经落入敌手，闽北红军已经失去了固守苏区的条件，唯有撤出大安，依托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才是正确之路。会议虽然分歧严重，但多数意见同意了黄道提出的战略决策。

大安会议之后，军分区教导队一中队奉命接替四渡桥炮台的防务，先后歼敌 2000余人，为掩护闽北分区党政机关及直属队的撤离争取了时间。1935年1月 11日，一中队完成了四渡桥阻击任务后主动撤离，在距大安 7华里的路口村，遇上了回防大安的红 20师师长黄立贵。此时，他们获悉敌独立 45旅进攻大安的一个团孤军冒进，正朝路口村奔袭。黄立贵果断布下埋伏，当敌军进入埋伏圈后，红军居高临下，猛打猛冲，将敌军拦腰斩断。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此战歼敌 300多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为闽北分区委党政机关及直属部队撤出大安杀出了一条血路。崇安县党政机关随闽北分区委机关退至武夷山坑口地区隐蔽休整。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时指出，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黄道的正确路线拯救了“一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闽北根据地”，揭开了武夷山游击战争的序幕。

三

大安突围之后，国民党集中第 76师、12师、21师、56师、新编 11师、独立第 4旅、“剿匪军”第二纵队和闽赣两省的保安团等 10余万人封锁了崇安为中心的武夷山区。与此同时，对武夷山根据地的红色基点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抢光、烧光）政策。据统计，仅崇安一县就有 549个村庄被烧毁，4600多户被杀绝，34000多村民被杀害。国民党还采取了移民并村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一户通匪，十户连坐”的“连环切结”法，并把百姓所有的粮食、食盐收缴上去，严格登记，限时配发，妄图切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把红军困死饿死。这给刚刚脱离根据地的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35年 2月中旬，黄道终于收到了党中央的电报，告知遵义会议已经清算了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要求闽北分区委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以武夷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闽北分区委决定，在组织上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制，黄道任最高领导，把党领导的群众斗争、秘密斗争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在崇安县坑口区长涧源村重建闽北红军独立师，下辖 4个团，采用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刚成立的红军独立师第四团，在崇安游击队的配合下，在崇安县北路的黄村歼敌 45旅一个连。接着，红军独立师在师长黄立贵的率领下在磨石坑袭击敌人，歼敌 500余人，展现了游击战的威力。

1935年 2月下旬，蓄谋叛变的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借口牵制敌人，将分散游击的红军独立师 4个团全部拉到敌人重兵驻守的江西沿山西篁村附近的东坑集结。而后，在分区委党政机关向江西沿山转移途中，李德胜谎称侦察敌情，只身逃往篁村投敌。并立即带领数万敌军“围剿”红军独立师。红军独立师和闽北分区委遭受重创。李德胜还带领敌军包围了红军医院，将红军伤病员悉数烧死。他还带领敌人破坏了红军的兵工厂和银行。期间，红军失去了唯一的一部电台，再次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

风云突变，武夷山的武装斗争再度面临绝境。

四

黑夜漫漫，生存之光在哪里？怎样才能带领红军残部从失败走向胜利呢？黄道认为，闽北的党组织和红军必须过三关。第一关就是方针政策关。1935年 8月，黄道在中国工农红军 50团的诞生地—崇安县岚谷乡黄龙岩村主持召开了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会议对坚持武夷山游击战争做出了战略性的转变：军事战略上以武夷山为依托开展内线防御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游击战，积极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新区；政治策略上实行“白皮红心”政策，与同情革命的保甲长、大刀会建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顽固敌对分子；在政治方针上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教育和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武夷山游击战争。这次战略性的转变既是对国民党“围剿”苏区的反击，又是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清算。第二关就是军事斗争关。到 1935年底，武夷山红军游击队已经学会了在各种恶劣条件下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武夷山以东的浦城、松溪、政和，以南的建阳、建欧、顺昌，以西的光泽、邵武，以北的江西沿山、资溪、贵溪方圆数百公里地域开辟了游击区，搞得当地反动的地方武装不得安宁。敌人不得不把主力部队调往上述 10多个县城增援。国民党军一旦分散于众多山区作战，便失去了主动权，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深山峡谷中转悠，东扑一阵，西扑一阵，如老虎吃天，疲于奔命。敌人在武夷山区设立的 50道防线不攻自破，这给武夷山中心区域的游击战创造了条件。崇安中心县委成立了游击司令部，在敌人封锁线上、据点周围、碉堡脚下，剪电线、埋地雷、摸哨兵、打伏击，使得敌人夜里龟缩在碉堡和据点之内不敢出来，封锁线成了摆设。此时，“白皮红心”政策发挥了很大的效应，潜伏在白区的党员利用合法身份策动大刀会以及“白皮红心”的保甲长们为红军和游击队筹集到数百担粮食和大量食盐、药品。我敌工人员张彩姬还成功策反了敌 45旅一个手枪班，携带武器加入游击队。

第三关是动员群众关。在开展武夷山游击战争的第一年，仅武夷山区就发展党员 30多人，新建了十几个党支部和一个地下交通站，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深入人心，贫苦农民自觉投入游击战争，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故事。北乡岚谷区染溪村黄有明三兄弟因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被民团在锅中投毒害死，但染溪村的群众仍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游击队。地源区妇女干部连凤玉，一家三位亲人数十次为红军送粮送盐，惨遭敌人杀害。连凤玉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要到敌占区买盐买粮买药，送给红军。岚谷区江阵村接头户王瑞娇，长年为红军送情报送粮食。1936年 4月，由于本村地主告密，被敌人抓去严刑逼供，用尽酷刑也撬不开王瑞娇的嘴。敌人就把她的丈夫和儿子抓去相威逼，直到丈夫和儿子在她面前被杀害，她也不肯低头就范。后来，敌人以为王瑞娇断气了，就把她扔在山崖下。王瑞娇被群众救了，伤愈之后，仍然坚持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人民群众无畏无惧，一心向着共产党，这使闽北红军在武夷山区牢牢地扎下了根基，并经受住了游击战头一年最为严峻的考验。1935年冬，闽北红军独立营再次扩编为独立师，成为武夷山三年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

五

1936年，武夷山游击战争进入第二年。这年 1月 14日，国民党行政院任命张发奎为闽浙赣边区“剿共”总指挥。张发奎改变以往全面出击战略，派出“剿总”一半兵力（两个纵队十万人）对武夷山游击区进行重点“清剿”。这时的张发奎又聋又瞎，直至当年 5月还没找到闽北红军主力。其实，红军主力早已在武夷山外围活动。1936年春，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部直插闽东北，在宁德牙竹坑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师，打通了闽北与闽东两块根据地的联系。是年 4月，黄道、黄立贵、叶飞等在政和与周宁交界的洞宫山举行会议，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黄道任省委书记，叶飞代表省委领导闽东游击战争。此举，形成了对闽北和闽东的统一领导，加强了革命武装的战斗力。

1936年 5月，黄立贵率领的红军独立师兵分四路，在运动中击溃了唐景天率领的敌 45师。是年 7月，红军独立师和崇安游击队展开了对敌“围剿”部队的全面反攻，捷报频传，红军队伍迅速扩大。8月，闽赣省委决定，将原闽北特委划分为四个分区委，闽北红军独立师改为纵队编制。1936年冬，以崇安为中心的武夷山游击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形成了以崇安坑口、大安、岚谷等八区为中心的广大游击区域。1936年是武夷山三年游击战争中最为辉煌的一年。

六

1937年，武夷山游击战进入第三年。

1936年 12月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 12月 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蒋介石阳奉阴违，一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派重兵，对南方八省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剿”。其中，武夷山根据地成为这次“清剿”的重中之重。

为彻底斩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实行了最惨无人道的移民并村政策，崇安县超过一半人口（八万余人）被赶出自己居住的村庄，并采取“一家通匪，十家杀光”的野蛮政策，大批群众被杀害，大量村庄被烧毁，尸首遍野，血流成河，崇安崇山峻岭之处均成为无人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在民团的带领下日夜不停地搜山，将红军住的竹寮、草棚、山洞悉数烧毁，把红军压缩在几处原始森林之中，然后进行烧山。1937年 3月，闽北独立纵队政委吴先喜在光泽战斗中英勇牺牲。同年 7月，纵队司令黄立贵在邵武为掩护部队突围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红军主力突围后仅剩 400余人。闽赣省委随红军余部转移至光泽与建阳交界处的猪母岗。这里是远离村庄和交通线的大山深处，除派人到敌占区寻粮之外，只能天当被，地作床，草根野菜当干粮。无油无盐的野菜吃得人面黄肌瘦，四肢无力。有一天，黄道带头盛了一碗苦涩的野菜大口大口地吞咽，他笑着问大家：“什么时候最快活？”有的说：“打了胜仗最快活。 ”有的说：“跑累了，睡一觉最快活。”黄道用筷子敲了敲碗边说：“肚子饿极了，吃下这碗野菜最快活。”黄道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和激励着红军官兵，使他们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937年 8月，黄道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国共谈判的消息，随后叶飞从闽东转来“党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指示”。1937年9月，黄道收到国民党江西省光泽县县长高楚衡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受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委托，要求与闽北红军领导人谈判。随信还寄来朱德、彭德怀就任八路军正副司令员的《通电》以及范长江写的《西行纪事》通讯。

1937年 9月，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国民党部队撤出崇安驻地，以保障闽北红军和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的安全。

1937年 11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分局领导项英、陈毅委派顾玉良、孙克骥来到崇安游击区，向闽赣省委传达党中央关于闽北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团的指示。整编地点原定在崇安县的大安。由于崇安至分水关一线的国民党驻军迟迟不肯撤出，整编地点后改为江西铅山县石塘镇。消息传来，隐蔽于各处养伤养病的红军官兵纷纷归队，几天内到达石塘的红军人数已达 800多人。在石塘整编期间，闽赣省委开展了大规模扩军，不到一个月，新编的抗日义勇军已扩充到 1300多人。1938年 2月 9日，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铙守坤为团长，曾昭铭为政委。2月 25日，新四军第五团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9年 1月至 12月，日军连续五次进攻繁昌。繁昌是皖南的门户，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新五团顽强阻击，打退了日军的五次进攻，创造了繁昌保卫战的辉煌胜利。

在“皖南事变”中，新五团担任保卫新四军军部的光荣任务，顽强血战数日，绝大多数官兵为国捐躯。叶挺军长赞誉新五团不愧是武夷山人民的优秀儿女，不愧为新四军的楷模。

1939年 5月，调任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兼任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和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的黄道被敌人设计杀害。陈毅在《悼念黄道同志》一文中说：“1935年春，方志敏同志殉难后，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完全落在黄道同志一个人身上。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无比的革命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民运诸工作，都是在闽赣省委领导下进行的，黄道同志恰恰是省委的领导重心。在与党中央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长年包剿下，黄道同志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卫革命阵地，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日战争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陈毅对黄道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是对武夷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科学总结。说“闽北游击区，是南方八省一块重要的战略支点”，恰如其分。她像一棵参天大树，撑起中国南方游击区的一片蓝天。她之所以不惧风刀霜剑、凄苦酷寒，是因为无数红军烈士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滋养着武夷山这块土地。

红旗不倒，血沃武夷。

（本文原载于《风展红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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