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中国共产党首名女党员

缪伯英故居

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1920年，年仅21岁的缪伯英就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成长中的“桃哥”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今属开慧乡)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缪芸早年曾去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母亲汤尚恒，是一“略知诗书、贤惠朴实”的家庭妇女。

幼年，缪伯英随父习文识字。10岁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读书。在家里，她能帮助母亲挑水、买米和做其它杂活，看起来就像个男孩子，弟妹亲切地叫她“桃哥”。在学校，缪伯英是个活泼、聪颖、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诗书传家的环境，更让她耳濡目染，努力上进。饱读诗书的父亲教她“孤怀未展行吾素，一字无传即是贫”的诗句，勉励她读好书，学好知识，将来做一名教师，以继承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快乐地成长。

1916年7月，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地处长沙市中心，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和新思想广泛传播。17岁的缪伯英爱思考，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喜爱接触新生事物。1919年秋，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告别长沙时，父亲送她到火车站，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带回的一面蓝色闹钟从怀里拿了出来，递到了女儿手里说：“将此钟带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爱时惜时。你是一个女孩，要有男儿般的豪气。无论身处何地，都需向着光明的路上走。”

缪伯英一踏上北京，即被五四前后新思想、新潮流所吸引，很快投入到了革命的热潮之中。其间，她参加了北京大学湖南学生同乡会，广泛结识了一批思想活跃、探求改革的知识分子，一起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缪伯英

参加工读互助运动

1919年12月，缪伯英参加了“工读互助运动”。“北京工读互助团”是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的一个团体，“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其目的是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缪伯英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成员。加入第三组的还有致殊、冰如、张人瑞、田维，以及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等十几个女同学。缪伯英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由于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她在女高师的学习延长了一年，直到1924年秋季才毕业。一次聚会，她听到李大钊关于国家民族存亡问题的报告。会后，她找到李大钊，激动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看到她那诚挚炽热的眼神，欣然答应了。

“向光明的路上走”

1920年初，缪伯英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会里，她潜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积极参与有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的讨论，认真阅读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思想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北京第一位女团员。同月，为充实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时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从此，她坚定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缪伯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分析和思考问题，特别关注妇女的解放。1920年12月15日，她发表《家庭与女子》一文，发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冲决封建罗网，做时代的新女性。在从事革命活动中，缪伯英与共同战斗、志同道合的何孟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21年10月9日，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主婚人是李大钊。夫妇俩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英”“雄”夫妻。他们将自己在北京景山西街中志胡同5号的寓所作为北京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国只有53名党员，缪伯英与何孟雄名列其中。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秘书，兼管女工部的日常工作和《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她经常深入丰台、南口、石家庄等地，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缪伯英曾用笔名“伯英”、“英”等，与何孟雄共同撰写文章，报道国内外劳动消息、各地工人受奴役尤其是女工的痛苦生活，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1923年2月，缪伯英与何孟雄一道全力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斗争。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缪伯英与几个同志遵照李大钊的指示，在北京骑河楼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寄往各地，扩大了罢工的影响。她还慷慨激昂地走上二七死难烈士追悼会的主席台，义愤填膺地控诉了反动军阀残酷杀害工人的罪行。1924年3月，她出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由于工作出色，曾被李大钊誉为“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夏，缪伯英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列入“严速查拿”的要犯之一。接到党组织通知后，缪伯英当天就与正身患疾病的丈夫何孟雄一起匆匆离开北京，乘车南下，回湖南家乡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25年1月，缪伯英受母校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的聘请，担任附小主事(校长)，并受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的推荐，担任中共湘区委会第一任妇委书记。随后，缪伯英以这两个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被推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行委员，带领长沙各校女学生，成立女子宣传队、纠察队、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声援青沪工人的反帝斗争。

1926年1月，缪伯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去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3月初，她被推选为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缪伯英主持召开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逐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民主革命，以慰烈士之灵。”

北伐之际，湖南人民驱逐省长赵恒惕的呼声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缪伯英参加了长沙市三万余人的驱赵大会，大会提出了《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被推选为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7月，北伐军进抵长沙后，她积极发动广大妇女支援前线，还带领湖南慰问队、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湖北慰问北伐将士和救护伤员。

以身许党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作。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兼军委工作。缪伯英以华夏中学物理教师的公开身份进行地下工作。她不断改名换姓，每天披着星辰出门，踏着月色回家。清贫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使缪伯英身体越来越虚弱，终于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她被送进了上海仁济医院，病危之际，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善待重九、小英两个孩儿，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10月下旬，缪伯英溘然长逝，年仅30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缪伯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短短30个春秋，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