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武 夷 魂

黄文山

正是暮春时节，武夷山山花烂漫。不闻虫唧鸟鸣，山野里一片肃寂。静谧的山道上忽然传来响亮的号子声和有力的脚步声。“嗨荷”“嗨荷”，随着一声声整齐铿锵的号子，只见二十多位精壮汉子，抬着一具沉重的灵柩，正沿着蜿蜒的山道，由江西铅山向着福建方向行进。

傍晚时分，灵柩到达温岭关。温岭关是武夷山八大要隘之一，这里群山环抱，道路十分陡峭，抬棺的汉子们早已汗流涔涔，但号子声和脚步声一刻不乱。而此时关口处挤挤挨挨的已站了一排人，他们是从二十多里外的坑口村特地赶来迎接灵柩的。当人们见到灵柩时，立时齐刷刷分两排跪了下来，放声痛哭。一时群山震栗，天地动容。

灵柩里躺着的是黄道的遗体。抬棺的二十多位精壮汉子是两天前从坑口长涧源村出发的。长涧源村距铅山县所在地河口镇百余里，他们抬着棺木，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往返三天，终于将黄道的遗体安然运到长涧源村。

中共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已经在这里设下灵堂。中共中央华东分局代表陈丕显，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领导曾镜冰、王文波等为他守灵。当地干部、群众数百人参加悼念。悼念进入高潮时，在人们的再三请求下，棺盖打开了，好让大家最后瞻仰一遍黄道的遗容。出葬的那天，附近乡村的百姓纷纷赶来，小小的长涧源村挤满了人。送葬的队伍越走越长，大家都想来送黄道一程。长涧源村是闽北苏区机关的最初驻地之一，1931年，黄道出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来到武夷山区，长涧源村便是他常来常往之地。他心系百姓为他们排忧解难，与贫苦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是在这里，他重建了闽北独立师，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这位闽北苏区的创立者，在武夷山百姓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闽北苏区，地处武夷山脉北段，闽赣两省的毗邻地区，是连接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的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这里也是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薄弱地区。1928至1929年，随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号角响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闽北多地发生暴动，创建了以崇安为中心，包括崇安、浦城、铅山、建阳等县部分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55团。这里群众基础深厚，富有革命传统。

1931年，黄道受中共闽赣省委的指派，来到崇山峻岭中的闽北苏区，担任闽北分区书记。黄道是江西横峰县人，早年投身革命，早在中学时代就与方志敏、袁玉冰等人参与发起组织“江西改造社”，编辑出版进步刊物《新江西》，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又和方志敏、邵式平等一起，领导了弋阳、横峰起义。他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的创建者之一。从1931至1937年，除在一个短时间到闽赣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之外，他一直战斗在武夷山区。尤其是从1934年到1937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闽北根据地军民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组织，还扩大了游击根据地范围，成为党领导地方游击斗争的典范。

1931年4月，方志敏等率红十军进入闽北作战，扩大了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大片疆土。当年7月，黄道来到武夷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共闽北分区委扩大会，会上制定了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分配、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加强独立团建设、发展地方武装等决议案，作为指导闽北苏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首先，他以红十军留在闽北的特务营为骨干，整编成立了红军独立团，为闽北建立了第一支训练有素的红军主力部队，并成立分区军事委员会和军分区，他亲任主席和政委。接着他主持召开闽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同时创办闽北银行，建制币厂铸造银元、印刷纸币。军、政、财也成为稳定闽北苏区的三大支柱。

苏维埃政府甫成立就迅速在闽北苏区实行土地改革，将没收来的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开办信用、生产、耕牛、农具等合作社，让农民得到所需生产资料和资金；兴建被服、制革、制茶、榨油、造纸等工厂，为红色区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应战争需要，闽北苏区建起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兵工厂，生产高峰期每月可制造各种枪支1000余支，子弹15万多发，炸弹、地雷1万多个。为搞活经济，苏区还设立对外贸易处，组织出口苏区生产的茶、木、竹、笋、纸等大宗产品，输入苏区急需的盐、布、铁、药品等物质。闽北苏区以大安为首府，在县、乡、村开办三级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分区设立列宁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黄道亲自编写课本，供学校和部队作教材。分区各机关还编辑《红旗周刊》《红色闽北》《列宁青年》等报刊，开办歌咏会和体育会，丰富了苏区文化活动。一个红红火火、生机勃勃的闽北苏区，跃然出现在重峦叠嶂的武夷山间。

在黄道的领导下，闽北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不断壮大，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33年，闽北苏区已经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范围包括福建的崇安、建阳、建瓯、邵武、光泽、松溪、政和，江西的铅山、上饶、广丰、资溪、贵溪、金溪，浙江的江山、龙泉、庆元的边缘地带，纵横达300余里，人口五六十万。武装力量拥有闽北独立师2000多人，地方武装5000多人。担负着中央苏区东北大门的防御和作战任务。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闽北苏区由此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年底，国民党集结重兵，北从铅山、上饶，南从建阳，东从浦城，西从光泽、邵武，进行四面合围，准备对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发起总攻。军分区司令李德胜主张修筑堡垒，死守大安。黄道通观全局后，于1935年1月在大安召开分区委会议，以坚决的态度抵制了死守大安的错误主张，率领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迅速撤离大安。当年大安的军民都亲眼看见了黄道作为一个优秀军事家的风采。1月25日，南面之敌已到小浆村，这里与大安只隔一个山头。当晚，分区机关的同志全在操场上集合。黄道全身戎装，微笑着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一脸轻松镇定的表情扫除了人们的不安情绪。黄道朝着天空有力地挥了挥手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撤出大安了。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敌人占领大安，除了迎接他们的地雷和炸药外，什么也得不到。从今天起，我们要在崇山峻岭中和敌人周旋。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而且我们还要打到福州、南京去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35年上半年是闽北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最艰苦岁月。国民党为了清剿闽北红军，布置了六个师的兵力，并以崇建浦公路为封锁线，进行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度，企图切断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红军游击队的日子非常艰难，被困在高山上，住草棚、岩洞。最困难的是粮食越来越少，黄道和大家一样，吃野菜、嚼草根、啃生笋，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一天，见大家面对一大盆苦涩的难以下咽的野菜，不愿动筷子，黄道走过去盛了一碗，和大家坐在一起，笑着问：“你们说说，什么时候最快活？”说着，他用筷子敲了敲碗：“要我说，今天肚子饿了，吃碗野菜最快活。”他边吃边笑着说：“将来革命胜利了，这些东西可就吃不到了，现在要多吃点。”有时，他还讲笑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积极乐观的精神贯穿了黄道的一生。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黄道曾这样概括自己的革命生涯：“这10年中，我经受他人所未经受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受过他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于我却是津津有味的生活。”即便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黄道仍然不忘抓队伍学政治学文化。每天，只要没有敌情，机关的同志们就聚集在大树下，听黄道讲哲学、政治经济学，讲中国历史和俄国革命。为了帮助战士们认字、习字，他还自编了一本字帖，供大家临摹。三年游击战争，就这样成了游击战士们的露天大课堂。

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黄道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于当年8月在崇安岚谷乡的黄龙岩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会上，黄道分析了当前严峻的形势，提出不坐以待困，挺进敌后，开辟新区的大胆设想。他风趣地说：你搞到我的家里来，我为什么不能搞到你的家里去！我们要做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他还主张改变一些原来的做法，比如将没收地主土地改为筹款和减租减息，将建立苏维埃政权改为分化、争取保甲长。可以允许保甲长们采用“红心白皮”的策略，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帮助红军游击队。黄龙岩会议后，闽北红军重整旗鼓，兵分三路打出外线，开辟新区，从而打破敌人的封锁，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纵横600多公里，红军发展到6个纵队3000余人，并与闽东、浙西南三块根据地取得了联系。

这段时间，黄道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研究和分析国内外形势上。1937年1月，在一张包盐的上海《新闻报》上黄道看到一则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的报道，引起他的极大关注。他敏锐地感觉到国内形势有可能会发生大变化。一次，部队抓到了一个大地主，黄道指示说，不要向他筹款，只要他为我们订一份《福建民报》和一份《民国日报》。不久，由黄道派出寻找党组织的吴华友千里辗转送来了党中央的有关文件，还介绍了我党就西安事变的应对策略。黄道和闽赣省委的其他同志仔细阅读和研究了中央文件，做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迅速成立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并向福建、江西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吁请。

1937年9月，黄道收到光泽县长高楚衡的一封信，表示他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委托，愿意与游击队谈判。在闽赣省委的不断努力下，10月国共双方代表在光泽县大洲村举行了谈判，达成停止军事行动，合作抗日的协定。也正是在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皖南抗日战场。

当年，闽北红军游击队奉命下山，先在长涧源村集中，后开到江西铅山县石塘镇参加整编。骁勇善战的1500名闽北红军被编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成为日后驰骋在抗日战场上的无畏之师。在石塘，黄道为每位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老战士颁发了银质“闽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

1938年1月，黄道出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1939年5月23日，黄道在铅山河口镇养病时被国民党特务毒害，时年39岁。噩耗传来，闽北苏区军民都悲痛万分。

1939年，陈毅同志发表了《悼念黄道同志》的文章，他在文中这样写道：“1935年春，方志敏同志殉难后，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完全落到黄道同志一个人身上。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无比的革命天才。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的长年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日战争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最大贡献。”

黄道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长涧源村的鲜花绿树丛中。武夷大山接纳了他，从此，黄道坚毅的身影，还有他的动人故事和他爽朗的笑声，便长留在武夷山间，留在他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献身的土地上。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