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大禾上湖：悲壮的“最后一战”

邓一笑

中央苏区福建党政军机关烈士陵园，位于福建省武平县大禾乡上湖村。陵园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建设有入口广场、陵园大门、瞻仰步道、纪念广场、烈士雕像、革命史迹陈列室等。该陵园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张凭证：揭开上湖历史之谜

清明节前，大禾乡上湖村的村民邓胜辉，都会打电话催儿孙回家，而他自己则提前操办着祭奠红军英烈的事宜。这个邓氏家族，遵守着上辈的嘱托，几代人延续着这个祭祀风俗。

事情由来得从2006年11月4日说起。上湖村民邓胜辉，交出了一张由祖辈三代人保存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收据凭证。这是由当时的贤坑乡政府出具的上缴“上湖乡苏维埃政府印章凭证”。

这张用普通土纸书写的长条形字据长16厘米、宽8厘米，上写“兹收到上湖自然村缴来长条一个”，下盖“武平县下湖区上湖乡苏维埃政府”。此据上还写有“又交来贫农会成立字一张司令支书王佛珍贤坑乡政府53、9、26”等字样，左下角盖武平县贤坑乡人民政府印章，左上角还印有三个私人的方形印鉴，字迹已经模糊。

这张凭据一直由邓胜辉的爷爷邓维清藏匿着。邓维清原来是上湖区下湖乡苏维埃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临终前，把这张凭据交给长子邓端景，嘱其不要轻易示人，要好好保管，并叮嘱：“祭祖时，一定要记得祭红军。只要有我邓姓人在，每年清明节千万不能断了这些香火。”2003年邓瑞景因病去世前，再嘱其子邓胜辉小心收藏好，叮嘱“一定要留在村里祭红军”！邓胜辉也许怕丢失或认为有历史研究价值，便向上湖村干部透露此事，村干部遂向县党史办上报查询这段历史。

当年红军长征后，上湖乡苏维埃政权多次受到白军蹂躏，财政部长邓九万等人遇害，邓维清等人收藏好印鉴等物，凭邓姓身份躲过了重重劫难。

新中国成立后，武平县于五十年代做过一次相关文物上缴统计工作。邓维清把印鉴等物上缴后，祖孙三代人守在上湖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这张小小的“纸片”，用草纸包好，夹在毛主席语录的塑料封皮里藏着。也正是邓维清一直保存传下的这张“一纸印痕”，让后人有据可查，有史可凭，最终揭开了一段尘封的红色历史。

临危受命：掩护主力红军转移

1934年夏秋之际，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作为红军长征前最后的战场，当时驻扎在福建的中央主力红军主要集中在宁化和长汀，其中驻扎在长汀的中央红军有红1军团、红9军团和红24师等共20000多人。

当时，由于江西兴国告急，红1军团已于此前从长汀奉命回师增援。坚守松毛岭的只剩红9军团和红24师，福建军区从长汀、上杭动员了新战士约2000人补充红9军团。战斗打响后，红9军团、红24师和长汀的地方武装，与敌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7天7夜。据《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松毛岭战斗进行之时，红9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关于撤出战斗转移江西的命令，红24师则坚守松毛岭，继续阻击敌人。9月28日，红9军团撤出松毛岭战斗，当天，福建军区又动员了新战士1600人，从长汀濯田开到钟屋村（今中复村）补充到红九军团。9月30日上午，红9军团在长汀钟屋村观寿公祠堂门前大草坪上召开告别群众大会。下午3时，红9军团兵分两路从钟屋村出发，经汀州、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长征征途。

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到了最后的紧急阶段，国民党军派遣飞机天天袭击、轰炸汀州。原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组织省委、省苏等机关向山区搬迁。刘少奇在红军长征前夕，主持召开省级干部会议，主要指出：对即将“留守”的福建省委具体务实地作了“以四都山区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部署，要求他们加强党对地方的领导，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加紧抢运粮食到四都山区，树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思想，坚持革命斗争。10月初，刘少奇奉命随主力红军转移，中央苏区中央局任命万永诚为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负责全面的政治、军事指挥，吴必先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龙腾云为省军区司令员，游瑞轩为省军区参谋长。

临危受命，确保“汀州十月份不能丢”，对广大红军战士和人民武装进行部署，以掩护主力红军安全北上。早年参加革命的万永诚，非常明白留在闽西全面负责战斗意味着什么。由于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层层包围，并持续向腹地推进。

斗争经验丰富的万永诚虽有预感，但当“留守”的任务交给自己时，万永诚没有多说一句话，以无比的忠诚，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率部阻滞、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出色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集结和转移的重任。

为了掩护红9军团和赣南的中央红军顺利转移，福建军区红19团、20团设置于汀南一线，红24师和地方武装分别在松毛岭、钟屋村、南山坝、河田、白叶岭、牛岭等地开展了规模较大的阻击战、游击战，沿途节节阻击和后撤，消灭了一部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为主力红军长征的准备工作赢得了时间。

11月，长汀县城沦于敌人之手，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等单位以及福建省银行、闽西工农银行、主要工厂、医院等共计四千余人，先后迁驻长汀梁屋头、陂溪、元口，而后被迫迁到四都山区。由于当时闽西党组织与政府工作系统基本遭到敌人破坏，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已不可能与各地保持正常的联系。福建军区直属的红19团、红20团，与在永安、宁洋、连城、漳平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的红9团和明光独立营1700余人，与在漳州至龙岩公路两侧区域活动的红8团600余人，被敌人分割隔离，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

在红军长征前夕，中央通知刘少奇随军转移后，万永诚领导游击队、省保卫队及军区所属部队约4000余人，坚持斗争。

   陷入重围：牵制十万虎狼之师

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及红军部队，面临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分区“清剿”的严重局势。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斗争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和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部队经受了极其残酷与严峻的考验，并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攻占了苏区的县城和交通要地后，将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实行残酷的分区“清剿”。国民党军完成“清剿”部署，从会昌经武阳和瑞金经隘岭至长汀要隘构筑了碉堡封锁线，敌精锐部队第36师进驻长汀，由福建省保安14团钟绍葵部配合，还有陈济棠部独立一师严应鱼旅第4团，依仗强固的堡垒战术，步步为营、层层包围、南北夹击的严重态势，向福建省委驻地推进。

11月，白匪进占濯田、四都，省委机关被迫转移到琉璃，后再转移到万团、乌泥。严应鱼旅第4团侵占了粤赣军区第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帽村后，又调集围剿武平县东留乡桂坑文昌宫红军的独立营1000多人，向四都方向进逼。而红19团和红军独立营经过美溪角同钟绍葵匪军作战，再经过濯田石下、四都圭田、赤土面同匪军作战，几次失利，致使红19团力量削弱，省军区武器、食品日益匮乏，伤员日增，处境十分艰难。

12月，攻占瑞金后的国民党东路军回师闽西，总指挥蒋鼎文加大了对福建各地根据地的“清剿”力度，敌第3、第8、第9、第10、第36师，对苏区进行疯狂的围剿。敌36师进占四都后，对四都山区采取分片分山分村的“驻剿、围剿、追剿、困剿”等方式，同时利用逃出苏区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叛徒进行反动宣传，组织保甲长、义勇军进入深山放火烧山“搜剿”“堵剿”。生死存亡的关头，万永诚在琉璃召开省一级干部会议，做出“干部编入游击队去建立独立领导，家属人员安排在群众家里保存，以便利游击行动”的决定。

1935年1月，敌人对驻四都山区的福建省委和省军区部队及活动在武北地区红10团、武平战地委员会为重点发起进攻。2月，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及红19、20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受到严重损失，四千余人伤亡过半。万永诚将部队进行整编成两个纵队。省委、省苏、省军区均编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为保卫局及警卫部队。而活跃在武平梁野山区、聂云虎指挥的红军独立10团也遭受重创，武平游击大队邹兴龙、兰东辉，原中堡区苏主席石寿才等人被袭牺牲。

3月，敌第36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继续向四都发起围攻，并逐日缩小包围圈。万永诚带领人员凭借山地死守，最后大部分人员牺牲。

浴血上湖：洒尽最后一滴热血

1.上湖邓德利老人讲述

上湖村在“头帮”红军时就是红区，参加红军的有邓维达、邓龙文、邓维驹、邓维高、邓维容、邓维清、邓芹标等人。邓维清当过上湖乡苏维埃的主席，邓芹标当过乡苏的文书。上湖战斗之前，这一带红一阵白一阵。白军天天来围剿，见到村里有猪、鸭，便强抢杀来吃，全村的家禽家畜都被白军吃光了。

而红军来到上湖村后，纪律严明，对群众非常客气，尤其是对小孩子。红军部队用大铁盆子装饭菜，开饭的时候还会给小孩子吃又香又脆的锅巴。红军来了就住在邓家祠堂，本地人讲“大厅下”，在村里借门板稻草打地铺。红军在岗子上设了哨，用谷笪围的哨卡，有兵在那里守着。他们出去到周围村庄活动，走的时候会帮群众打扫地板，村里到处搞得干干净净，离开时把借的门板还给人家，亲手上门板。邓子恢到过上湖，就住在邓家祠堂，邓维信在世时经常对村里人讲。

上湖设的是乡苏，下湖设的是区苏，桃溪的亭头设的是县苏。而上湖最后一战，三日打了两仗。

第一次战斗打响的那天，白军打来了。只见从下湖、贤坑、邓坑等方向的山头上都涌进来白军，白军从上、下、后三路包围了红军，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红军边打边退，路过祠堂下的红军，个个都是鲜血满面，枪杆倒提，没有子弹了。红军的伤员抬到祠堂里，厅子上下都是伤员，断气的伤员被抬到祠堂前面的大坪里。有个姓王的红军指挥员牺牲了，从邓坑抬来的，用棺材装了尸体，红军在棺材的尾巴用锯子锯了做记号后，抬出去埋掉了。

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被白军打散了，那时候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到处又湿又滑。红军跑起来很困难。当天晚上，在村后的后龙背山上，也叫上禾地，突围的红军战士点着香火照明，摸黑走夜路，怕被敌人发现目标都不敢点明火。

后来又打了一仗。战斗过后，村里的群众把很多红军烈士尸体埋在村后的上禾地，白军的尸体他们自己抬走了，留下的红军尸体全部由上湖的群众掩埋。

村里还有苏维埃政府的印章，这个印章还是邓维清当乡苏主席时使用的，新中国成立后被邓维清交给贤坑乡的钟子元，钟子元当时是贤坑乡的文书。后来听说上交给县里了，就不知道它的下落了。

村里人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在上湖战斗中牺牲的红军烈士埋在这里，因战乱，无法统计。那个叫“寒坑”的山坳，有八个烈士的尸骨。那个叫上禾地的山窝里，几棵青松翠竹下的一个大坟堆，里面究竟掩埋了多少红军烈士的尸骨，永远没有人知道。

2.历史回放

1935年元旦刚过，万永诚率部1000多人驻扎在流璃坑，不料被敌人袭击，连夜突围，损失惨重，400多人（包括伤病员）突围到濯田、武平龙归礤、小澜、亭头大水坑。

2至3月，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清剿”，省级机关先后搬迁到谢坊、琉璃、汤屋、小金、乌泥等小村庄。

国民党又派第8师、第36师、武平钟绍葵保安14团，分别从会昌、长汀、武平向红军、游击队活动地逼近，强制移民并村、设置封锁圈，使红军、游击队寸步难行。但是红军、游击队员们仍然决心征服种种困难，寻找突围的机会。

4月初，白军第36师沿四都、荣坑一线进攻汤屋，钟绍葵部进抵中坪、苦竹一线配合围剿。困守在长汀、会昌、武平三县边界大山之中的福建军区部队，粮食药品匮乏，伤病员不断增多，甚至万永诚等指挥员也两腿浮肿，处境极端恶化。

万永诚在腊口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将部队和省级机关实行战时编制，成立三支游击队进行分兵突围。一路由万永城、龙腾云率领，向武平方向突围；一路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率领，向长汀濯田方向突围；毛泽覃率领一路向江西会昌突围。

在万永诚和龙腾云的率领下，省级机关和红军部队转移到武平会昌交界的大禾乡梅子坝的大山之中，在善坑（今贤坑）村附近休整，计划向永定靠拢，与张鼎丞汇合。

孰料部队进入武平上湖村时，敌人抢先占领制高点，“三天打了两仗”，令人心碎的血肉绞杀战，成了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的“最后一战”。

其时，省级机关和红军部队经过上湖村准备前往帽村，走在前头的第二纵队即遭国民党军上千人伏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终因力量悬殊，红军伤亡惨重。时值春寒，路烂泥滑，阴雨绵绵，群众听到枪声后，马上组织人员冒雨支援前线作战，送衣送饭，救护伤员，把重伤员抬回家中救治。不料武北民团头子邓立文听说有红军伤员，组织民团几十号人，将留在进步群众家的红军战士尽数杀害。当时有一个师长负伤后牺牲，当地群众用土豪钟福安的寿棺装殓师长准备厚葬，结果被邓立文手下开棺抛尸于河上，后遇山洪暴发被大水冲走。随后白匪又杀害收留红军的家属，整个村子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

4月10日，省委书记万永诚和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率突围未取得成功的省委机关干部、红军游击队员几百人，再次来到上湖村。尖兵侦察到村里没有敌情，便停下来煮饭吃。区苏政府把祠堂提供作指挥部，提供大批物资给部队。部队在村中埋锅煮饭时，陷入国民党第8师一个团和钟绍葵保安14团及邓坑邓立文民团的包围中，万永诚临危不惧，组织部队顽强抵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万永诚和军区司令员龙腾云、参谋长游端轩、纵队司令员吴楚云，及省级机关和红20团余部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红军损失惨重，遗体遍布祠堂四周及附近山头。

在此战斗中，上湖区苏政府、赤卫队积极参加战斗，组织群众救助伤员、运送物资。战斗结束后，组织群众寻找红军遗体，用谷席子将烈士遗体分别掩埋，福建省级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大多也埋葬于此，估计红军烈士遗体总人数有二、三百人，掩埋的地点即有三处：邓姓祠堂后山，原村部旁，禾地下山脚下。

战斗结束后，劫后的上湖村几乎沦为荒村。此后70多年来，上湖村群众在每年清明节与中秋节，都会自备三牲、鞭炮、蜡烛，在祭扫祖宗坟茔后，来到红军埋葬地，祭奠革命英烈。

上湖村惨烈的最后一战，福建军区领导的红19、20团及地方游击队全部损失殆尽，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也停止了活动。

   长风浩荡：白云依依映后人

青山处处埋忠骨，白云依依映后人。高高的纪念碑，傲然挺立，俯瞰着上湖村的山山水水，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当年战斗的惨烈悲壮、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

长风浩荡，星汉垂泪。七十多年的冰霜雪冻、凄风苦雨，早已淡漠了血色中的记忆，这些孤寂的忠魂烈骨化作沉默的山脉，胼手胝足、痴情护卫着脚下的这方土地。当地村民年年岁岁祭奠先烈，早已把烈士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代代相传、缅怀不忘。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