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穿越岁月的传奇
杨少衡
龙岩市新罗区充满故事,既有当今城区日新月异的发展故事、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故事,更有众多往昔中央苏区的红色故事。这些故事无不引人入胜,其中不乏传奇。
那一天我慕名前去拜访一幢旧日楼房,该楼位于龙岩城区下井巷,街心花园东北侧,是一幢屹立于路旁的四层砖土结构骑楼,其下三层正面均四柱三拱,建筑形态非常典型,与旁边连体楼房区别明显。这幢楼房建于1927年,系当年龙岩修中山路时所筑。如今它被细致保护起来,旁边立有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2013年3月,这幢命名为“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楼房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资料载,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福建龙岩成立。当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为了“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决定成立闽西工农银行。经紧张筹备,11月7日该行正式成立,首任行长阮山。行址设在下井巷原泉利布店,也就是如今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一座楼房里。闽西工农银行实行股份制,资本额定20万元银圆,分20万股,每股1元。在根据地内公开招募,对入股者发给“闽西工农银行股票”,银行每年按股分配红利给股东。银行发行了面额为一元银圆券和面额为一角、二角的银圆辅币券,货币发行后顺利占领市场,成为根据地内的主导货币。同年年底,闽西工农银行随闽西苏维埃政府撤离龙岩,辗转于永定虎岗、上杭白沙和长汀涂坊等地,1931年10月迁入长汀城内办公。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并入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停业。作为革命根据地金融建设中创办得较早、时间较长、办得较好的红色股份制银行,闽西工农银行既为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闽西苏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积累和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如今的闽西工农银行旧址展厅介绍栏以“红色金融的开拓者”为名,除了展示在栏板文字画片间的诸多史实,这里还有许多故事一如传奇。
有一个故事涉及毛泽民。闽西工农银行旧址楼后紧挨着一座旧房,也是一处文物保护单位,立有“闽西国共和平谈判旧址”石碑。主人告诉我,这座旧房其实还包含着另一重纪念,毛泽民在龙岩时曾住在这里。毛泽民是毛泽东同志的弟弟,当年红色金融的领导者,一位著名的革命烈士。他住在闽西工农银行旧址边,与这家银行有关联吗?一了解果然有。闽西工农银行成立之初的会计科长曹菊如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了一个故事:当年大家都没有办银行的经验,也没有规章制度可循,只能边干边研究,搞一点简单的办法,如分清会计与出纳人责任,制定收款单和付款单。他们从土豪家里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曹菊如把其中一张复杂的记账表画下来研究,恰好被毛泽民看到。毛泽民问曹是否用这种账簿?曹说还没看懂。后来毛泽民托“交通”从广州买来一本《银行簿记实践》送给曹,通过对它的研究,才初步获得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的知识。
但是这一批开始时知之甚少的红色金融开拓者却创造了奇迹。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采取了若干措施,规定财政和其他机关收入的银圆一律存入银行,支付时则只给纸币,以此控制住一部分现金。纸币开始流通时,不少人信不过,有的人收到纸币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圆。银行为保持信用,凡来兑者,无论多少,均以兑给,随来随兑,并一直保持纸币与银圆一比一的比例,始终不变。因此闽西工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信用很快建立、巩固起来,持纸币来兑银圆者日渐减少。有的人因银圆携带不便,愿收纸币不收银圆。搞民间贸易的人,甚至用银圆到银行兑换纸币,愿付百分之几的贴水。闽西工农银行纸币信用一直很高,为根据地发行纸币中少有的。
这家初起的红色银行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的建树也堪称不凡。闽西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人包围之下,发展经济非常重要。闽西工农银行克服资金方面的困难,拿出一部分钱发放低利贷款扶植生产,例如贷款给造纸业,增加闽西毛边纸生产,解决了苏区军民之用,还可运送到白区出售,换回苏区需要的物资。银行还向粮食合作社贷款,收割时以较高价格买入粮食,缺粮时按原价九五折扣卖给农民,防止谷贱伤农和青黄不接时的高利贷剥削,安定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由于敌人封锁,当年一些闽西群众买不到做饭用的铁锅,农具也缺乏。闽西工农银行急群众之所急,投资汀连南阳铸铁合作社,帮其扩大生产,解决群众生活生产困难。
闽西工农银行在红色历史上留下光辉印记,人们总说它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建立积累、提供经验,奠定了基础。或许有一条也很重要,就是它为国家银行,也即为党和国家的红色金融事业准备了人才,培养了干部,曹菊如即为一个重要代表。
曹菊如1901年5月生于龙岩县(今新罗区)红坊镇南阳村,1930年他由早年知己、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安排参与筹建闽西工农银行,从此踏上金融之旅,被誉为“红色金融先驱”。1981年1月他以八十高龄在北京逝世,其追悼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主持,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致悼词。悼词概括了他的生平:出身于店员家庭。青年时代接受进步思想,曾在印尼等地参加反帝大同盟,从事进步活动。1930年他回国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西工农银行和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的创始人之一。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过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财政厅长、中央经济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冀热辽分行经理、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等职。悼词高度评价他:“为发展我国的金融事业,建立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所做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是我国金融战线上富有实践经验的,具有求实精神的优秀领导干部,从中央苏区以来,几十年把毕生精力献给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8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陈云为《曹菊如文稿》卷首题词:“曹菊如同志在长征时徒步走了两万五千里。他从中央苏区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在银行担任工作,在延安时对货币的作用有过卓越的见解。在这方面还是我的老师。”
我发觉这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的金融先驱也有众多故事堪称传奇。
1932年元旦,曹菊如离开闽西工农银行,带着两个会打算盘、“写洋字码”的同志到瑞金,参加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曹菊如是毛泽民行长亲自物色到国家银行的,初开张时总行全部工作只有五个人,其中行长一人,记账员一人,出纳一人,帮助出纳搞兑换和管杂务的一人,再加上曹菊如。区区数人开拓多方面业务,包括代理金库工作。当时财政部长邓子恢指定银行负责统一财政的技术问题,但是大家不知具体该怎么做。不久在一次接受前方来款中,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是一张税务部门的收税“四联单”,曹菊如称:“仔细一阅,不禁欣喜若狂。”以后就借助该“四联单”启发,设计金库制度,草拟金库条例与收入、支出的规定。曹菊如又以银行名义拟草通知,分发红军各部队,请其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制度的书籍、文件和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果然收集到不少。曹菊如据以参考,结合实际为财政部制订了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等,并为机关和企业建立了财务会计制度。
曹菊如“徒步走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程别具传奇意味。据资料载,长征时国家银行组成15大队,出发时有一百多个运输员,挑着一百多副担子。征途中不断轻装,将设备物品丢弃,曹菊如的个人物品只存牙刷、茶缸等最低限度生活必需品。他有一本分省地图册,过一省撕掉一张,创办闽西工农银行时毛泽民给他的那本《银行簿记实践》却始终当作宝贝,一直背到陕北。征途中,曹菊如他们竟然还创造了发行货币的奇迹:1935年1月,红军攻下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遵义期间,曹菊如与他的同志紧张工作,印制发行“红军票”,提供给部队用于购置行军必需品。当时遵义食盐最贵,为群众所急需。曹菊如他们将大量从军阀、官僚资本家那里没收的食盐按照平价出售,规定用“红军票”买,百姓都用光洋踊跃兑换“红军票”来购买,以此也回收了货币。红军即将离开,尚有部分“红军票”未收回,曹菊如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用现洋兑回,以保护群众利益。由于发行和回笼紧密配合,且有充足的物资保证,“红军票”信誉很好,群众争要。红军在遵义期间,街上商店生意兴隆,全城活跃,极一时之繁荣。红军离开遵义的前一天晚上,曹菊如与同志们通宵达旦为群众办理现洋兑换纸币工作,直到黎明时分结束。而后曹菊如战胜身体不好等困难,顽强坚持,带着国家银行的两担金子走到了陕北。
曹菊如运用数字的特殊才能也为人们所惊叹。他儿子曹建南回忆说,几亿几万的长数字他在电话里和谈话中随口就能说出,数字在他的算盘下会说话,能告诉他各种各样的情况和问题。凡是和他共过事的同志,在这方面都有很深的感受。新中国成立初曹菊如曾在中财委支部会上风趣地自我介绍:“我是高等小学毕业,留过洋(印尼华侨),会两国文字,一是中文,二是外文,外文比中文强,运用这门外文比中文还熟悉,它就是阿拉伯数字。”有一个一分钱的故事颇能说明曹菊如对数字精确的执着:钱希钧是曹菊如在国家银行和西北分行期间的老部下,他回忆说,曹菊如对会计工作管得很细。一天开支多少、库存多少,都要过问,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我是负责金库记账工作的,有一次少了一分钱,后来马进(汀州人)对我说,曹菊如为此账竟查了一个月。”
曹菊如的金融传奇还有许多,无不耐人寻味。一个个生动故事和细节令我感叹,从中感悟到一种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认真学习、不懈努力、勇于实践、精益求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曹菊如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成为“我国金融战线上富有实践经验的、具有求实精神的优秀领导干部”,同样也是这种精神让闽西工农银行为人们所景仰。双双诞生于龙岩新罗的“红色金融开拓者”与“红色金融先驱”交相辉映,他们的事迹与传奇穿越岁月,至今还让我们为之感动,给予我们教育和启示。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