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读《如梦令·元旦》
张建光
20世纪 20年代末的冬天，东南中国阴雨连绵。中国革命正行进在山复林深的闽赣古道上。已是农历正月初一了，却没有任何喜庆的气氛，只有南国独特的湿冷，一路泥泞。深深密林中的山间小径，蜿蜒如蛇，若隐若现。枯枝落叶下的青苔最为耀眼，一地斑斓。一个山径转弯处，一块突出巉岩向悬崖伸去，此刻岩石上立着一位魁梧的男子汉。那匹白马坐骑静静立在身后。他的眼光越过千层山峦，他的手一只叉在挺拔的腰杆上，一只挥着那身后长长队伍头顶上都有的缀着五角星的八角帽，像要挥去长途跋涉的闷热，又像即兴的打节拍。随后山林间响起他那苍凉的带有湖湘口音的虎啸龙吟：“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西越武夷山，红四军第二纵队行进的方向，应该是清流到归化，也就是今日的明溪，再到宁化。词中按照“如梦令”词牌格律要求，变成了“宁化、清流、归化”。他眼中的古径、茂林和青苔，是人化了的自然。20世纪 20年代的中国革命，真可谓“路隘林深苔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形势因“四一二”蒋介石的枪声急转而下，他曾“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伫立黄鹤楼上，春色明媚的荆湖形胜，在他的眼中“茫茫、沉沉、苍苍”，心潮随着滚滚长江逐浪而高。他和他的被称为领袖集团的同志们毕竟不是凡人，很快就镇静自若理清思绪。“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要用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拿笔的手开始掂掂枪的分量。“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不像苏联那样先打进克里姆林宫，他谢绝瞿秋白同志的提议，不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开展农村革命斗争”“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他所到之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何处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呢？“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他把红旗打上了井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军队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他在探索，他在实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际中创造。”如何创造一个红色的党、军队和政权？如何在战略上最终夺取胜利，具体打好每一次战斗？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到革命纪律增加了两条“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他的眉头紧锁又松开，他手下的笔时而急促，时而舒缓。上井冈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几年时间里为中国革命的大政方略画出了框架，有的还十分具体和精致。如果说党的七大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产生的标志，那么闽赣数年则是大道初创。他在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回忆道，红军战略战术在 1928年 5月开始产生，等到第三次反“围剿”就形成了，“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他的每一个智慧火花，每一个不眠之夜，都为中国革命的宝库增添了无价财富，他的每一个石破天惊观点，他的每一个耳目一新结论，都凝聚着一位真正革命者无穷的政治勇气和洞察古今中外的如炬目光。那场永新到宁冈关于中国革命的谈心，影响陈毅同志之大可谓刻骨铭心，以至 40年后，在陈毅受到他的误解时，仍然深情地回忆道：“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领导人这样讲述过，仿佛就在昨天说的一样。”
山路越来越险峻，天空中渐渐飘起南国的雪花，雾渐渐上来了，几步之外看不见树影人形，闽赣多有的松柏似乎也失去了青翠。他的心情是凝重的，不完全在于军情紧迫。井冈山根据地建而复失，闽、粤、赣三省敌人向闽西发动下一轮“会剿”，红四军为了保卫闽西而离开闽西。此行兵分两路，转战赣南能否顺利会师，目前尚不可知。也不在于思念亲人的儿女之情。1927年 8月13日那个夜晚对爱妻幼子，“挥手自兹去”后，音讯两茫茫，现在，他也许忘了半个月前自己的生日。远在家乡的爱妻格外挂念他，暗中买了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铺纸挥笔：“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更不在乎他的并不硬朗的身子遭受疾病困扰，他确实上井冈后病了几场。1924年的秋天，他患上了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加上脚病、便秘，在上杭永定过起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外界没有了他的消息，国民党造谣他被“击毙”山中。共产国际也从莫斯科发出讣告，称他“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民国元老诗坛领袖柳亚子闻讯为之悼念：“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事实上他最为揪心痛苦的是，他引以为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之间认识分歧。毋庸讳言，中国革命总伴随着内部争论，有时还是激烈的斗争中走过来的。起初人们把上井冈的所作所为归纳为“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连鲁迅先生读了他的《西江月·井冈山》后也说：“颇有山大王的气概。”他一笑置之，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称呼。但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央派来的代表的不正确主张，他是不能容忍的。他的目标远大，境界高远，因此要求严格，批评毫不留情，常让同志下不了台。红四军第七次代表会上，争论公开化。他认为会议决议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又不愿意也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调和折中，做“八面美人”。经过前委同意，他离开了红四军领导位置，中国革命就像脚下的山路又走到了一个转弯处，今日向何方 ?
历史总能在绝处逢生。犹如行军途中所见姹紫嫣红无限风光，往往都在悬崖峭壁的地方。他离不开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同样也离不开他。好在中国共产党人心襟坦荡，追求真理，服从真理，革命的前途命运绝对摆在个人荣辱之上，党的利益高于天。1929年 7月下句，陈毅假道香港赴上海党中央如实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专门解决红四军问题。经过一个月的研究和讨论，陈毅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他的路线正确，要求他仍回前委工作。争论有了结论，团结空前加强，他又回到了掌舵人的位置。到了年底古田会议召开了。会议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从而使红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它的光芒同样辉耀了党的建设。一路行来，他的心情亢奋超过了凝思。再没有比自己正确的主张被同志们接受更为欣慰的了。他的乐观还建立在对革命形势的科学预测上，就在上路的前两天，他给当时的爱将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封回信。他想借此回答那些对时局和革命前途缺乏信心人的疑问，用委婉的形式进行回击。这封信收入著作时是以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标题的。信的最后，他以大气磅礴的气概、史诗般的语言预见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到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而这些生动的描写在武山下的崇安县已成为现实。他一定看到了武夷山下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1929年 10月，中共崇安县委将活跃在武夷山内外的 16支民众队伍陆续整编为各队红军，并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拥有战斗系列 500余人，成为闽北第一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农红军队伍。而在红四军转战赣南的同时，崇安县委以连为单位，攻城略地，全面出击，解放了崇安的大部分乡村，控制了建阳、浦城、江西的铅山、上饶等地大片乡镇，闽北苏维埃政权即将应运而生。武夷山的革命形势验证了他的理论和预言。他站在山顶上看去，虽然积雪已经压弯了竹木枝杈，行进中红军战士衣衫褴褛，但那队伍中的面面红旗却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带来无限生机和活力，构成一幅壮美的雪地行军画面，昭示着中国革命锦绣前程。不绝的诗意又涌上他的心头：“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山是人类的出发点和归宿。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在她的怀抱里，中国革命从幼小到成熟。山是革命者的母亲，如希腊神话中给安泰无比威力的大地，革命者一到山中就获得无穷的力量。他对山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一生 67首诗词作品中有 30多首以山为题和写山的。他的代表作都与山有关，山也是他灵感的源泉。他的诗词不是源自艺术殿堂，而是来自马背上诵吟，高山上放歌。枪林弹雨为他的诗文押韵，革命风雷为他豪情注释。他从韶山冲里走出来，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大山。他与大山的情感剪不断理还乱。他幼时曾因母亲要求，拜韶山滴水洞附近的一块人形巨石为干娘，新中国成立后回家乡，宴请乡亲们时还风趣地说要等干娘来入席。这位大山忠实的儿子，这位扎根大山的革命者，没有选择北方巍峨的高山峻岭开始革命进程，而是从南国丘陵山岭出发开创中国革命大道的。就在 1929年的 3月，他在讨论行动计划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以赣南、闽西 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红四军可以四处游击，但闽赣南根据地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稍懂武夷山党史的同志都知道，武夷山第一个党组织 —中共崇安特别支部，隶属党中央，1930年崇安革命根据地划入赣东北，而后又同中央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了解上述原因，就不难理解武夷山与中国革命的紧密联系。中国万水千山，他一生千山万水。仅仅长征途中，他就翻越过 20余座大山，不过能进入他的胸中笔底的并不多。从这点上说，武夷山是有幸的。个中原因应归结为历史着意安排，还是他与武夷山的缘分情愫使然？思考中，蓦然想到了他的名字，循着散文家卞毓方先生的思路，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泽东，泽东，泽被华夏，日出东方。
（本文原载于《风展红旗如画——走进中央苏区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