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撑起南方一片天
——黄道对闽赣边游击区形成与发展的三大贡献
罗永胜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倒行逆施的国民党顽固派悍然于1941年 1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企图一举消灭我坚决抗日的新四军，他们怕新四军突围到武夷山区，以国民党福建省第三行政专署（建阳）专员陈世鸿为总指挥，率领 3个团的兵力进攻闽北。3月的一天，敌人来到崇安坑口的长涧源，他们得知黄道同志的墓葬时，竟然丧心病狂地将埋葬了 2年的黄道墓掘开，将黄道同志进行鞭尸割首，百般凌辱。老根据地人民满怀悲愤之情，冒着生命危险把黄道同志的尸体又重新秘密收埋。黄道是何许人？敌人为何对他如此痛恨？
黄道，江西省横峰县人。在火红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与方志敏、邵式平被誉为“赣东北三杰”。
1931年 7月，时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特区委组织部部长的黄道，受方志敏委派出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主政闽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创建闽北革命根据地，包括福建的崇安、浦城、建阳、邵武、光泽、建瓯、松溪、政和，江西的铅山、上饶、广丰、紫溪、贵溪、金溪，还有浙江的江山、庆元、龙泉边缘地带，纵横 300余里，人口五六十万的广大地区。期间，黄道于 1934年 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4年 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福建和江西国民党的 10万重兵围攻闽北革命根据地，闽北形势日趋紧张，红色区域日渐缩小。在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正确领导下，“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赢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建立的 15块游击根据地之一。
本文主要从黄道根据游击战争形势和特点，创造性地采取以闽赣边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结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坚持，打造震撼闽赣边区的重要事件和重大战例的 3个闪光点，概述黄道对闽赣边游击区形成与发展的卓越贡献。
闪光点一是坚定实行战略转移，打破敌人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数年“围剿”，适时开展游击战。
1933年 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闽北苏区与全国重点苏区一样，也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目标。1934年 10月，国民党军重点部署在闽北苏区中心区域崇安的周围。年底，闽北苏区大片土地失守，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被切断。国民党 10万兵力北从铅山、上饶，南从建阳，东从广丰、浦城，西由光泽、邵武，采取碉堡式推进、步步为营，不断收拢包围圈，形成对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发起总攻的态势，大安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就在此刻，闽北分区党内出现个别军事领导人，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死守大安的主张。
面对敌人的重兵合围和决定闽北苏区命运的紧急关头，黄道同志统揽全局，全面把握这种地区性战机，于 1935年 1月初在大安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分区委会议上，客观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 10万敌军压境，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央主力红军已经长征，闽北苏区孤居一隅，势力孤单；闽北红军长时间的正面抵抗，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根据中央关于“闽北红军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或争取）主力红军总反攻的胜利”的电报指示精神，会议以多数意见，否定了军分区司令李德胜为代表的错误主张，做出了黄道关于实行战略转移的 5个决策性的决定：一是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随主力红军撤出大安；二是依靠武夷山为中心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三是撤退已公开身份的干部，建立秘密的党和交通联系网，继续领导群众斗争；四是阻击国民党军，以保证领导机关安全撤退；五是通知各主力部队集中待命。
就在闽北分区委会议期间，国民党军第 12师和独立第 45旅已从铅山和崇安南北两个方向逼近。南线，敌 45旅向崇安以北的四渡桥猛扑；北线，敌 12师占领铅山以南的紫溪后，继续向车盘、分水关进犯，步步逼近。大安陷于敌包围之中。
1月 25日，南面之敌已到小浆，与大安只隔一个山头。当晚，同志们集合在大安对面的河滩上，黄道以一个军事家的风度，发出洪亮而庄严的命令：
“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撤出大安了。”一句话，打破了沉闷的空气，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接着，他又风趣地说：“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雷、换丝炮都装满了，敌人占领大安，除了迎接他们的地雷、换丝炮之外，什么也得不到。从今天起，我们要转入艰苦的游击战争，在闽赣边区的崇山峻岭中和敌人周旋。我相信，我们将会胜利地回到大安，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在黄道关于实行战略转移正确方针指引下，闽北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顺利
转移到武夷山西北部闽赣边温林关下的坑口一线，开展游击战争。就在这时，闽北分区委接到中央电报，主要内容是：老苏区面临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要实现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要组织小分队，有计划地分散活动，环境有利则集合歼敌，不利又分散下去；要紧密联系群众，在群众中站稳脚跟；要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要精简领导机关，派得力干部到地方去加强领导。它证实了两点：一是中央指示完全符合闽赣边的情况；二是黄道关于以崇安为中心的闽赣边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展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和战略决策完全正确。
接到中央指示后，黄道同志结合闽赣边斗争实际又适时做出 3点新部署：一是决定在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崇安，成立中共崇安中心县委，领导大安以东的崇安老区，大安以北上饶、广丰、铅山老苏区的斗争，并将大安西南的崇安、建阳老苏区划出，成立中共西南战区委员会，领导这一带的斗争。同时，闽北分区领导机关抽调 3位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邵武、广（丰）浦（城）、建阳加强领导；二是决定完善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领导机关进一步精简，压缩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各县党政领导机关也坚决进行精简，彻底执行轻装，以利于随县独立营行动，更加机动灵活，对付敌人的“清剿”，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三是决定以分为主，能分能合，分散时能在闽赣边区范围穿插自如，必要时又能集中歼敌。就闽北红军独立师下辖的 4个团，1、3团到江西铅山地区，2团留在崇安、广（丰）浦（城）地区，4团在建阳、邵武、光泽地区，配合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以闽北为中心的闽赣边游击区，能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很快转入游击战，顺利实现苏区到游击区的转变，这是黄道同志坚决、灵活执行中央指示，坚定实行战略转移决策的结果。
闪光点二是主持召开黄龙岩扩大会议，为在闽赣边坚持开展游击战奠定基础。
1935年 8月间，闽北分区机关和红军，经黄道周密的部署，已从崇安西北部坑口，有组织地转移到北部岚谷的黄龙岩山区隐蔽活动。这时，国民党军对闽赣边红军“清剿”又一次升级，把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从南平迁到靠近崇安中心区的浦城，采取政治、军事、经济三管齐下，全面封锁。军事上，以 6个师（旅）的兵力，分成“清剿”“驻剿”两部，把重点放在闽北分区领导机关和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崇安、铅山、浦城地区，并以崇（安）建（阳）浦（城）公路为封锁区域。政治上和经济上，采取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户连坐”的法西斯“连环切结”法。对粮食和盐等物资严格封锁，以切断红军同群众的联系，断绝物资接济，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面对新困境，黄道同志连续几夜没有合眼，时而找黄立贵、曾镜冰等商讨，时而独自思索。他思考最深的是生存和发展两大问题：一是生存问题。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自从转入游击战以来，既要同疾病和饥饿作斗争，又要防止国民党军的袭击，早晚易地而处，行止动荡无常，生笋止饥，野菜充肠，生活之艰苦，远远超出常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据统计，这一期间因饥饿疾病和战斗减员的人数不下 1000人，其中县团级干部 20多人。二是发展问题。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从袭击上饶甘溪获胜得到一个启迪，敌人也有薄弱环节，即集中在苏区“清剿”，后方必然空虚，像甘溪这样一个大镇的白区，敌方只有六七十人的民团，没有正规部队驻守。经过深谋远虑，一个“以苏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相结合，开展游击战争”的设想，在黄道脑子里形成。1935年 8月，由黄道亲自主持，在崇安岚谷的黄龙岩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闽北分区委扩大会，简称“黄龙岩会议”。出席的有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曾昭铭、卢文卿以及饶守坤、王助等党政军领导。会议肯定了分区委领导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胜利实现由苏区斗争方式到游击区斗争方式的转变，高度评价大安会议、长涧源整编、三港整编等重要决定和措施，总结红军游击队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国民党军，极力保护群众利益的经验。在认清形势、总结经验、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了由黄道制定的“以革命老区为依托，保存有生力量，积极向外发展，开辟游击新区”的总方针。会上，黄道形象地解释这一方针说：“敌人不让我们安安稳稳地待着，好！我们已跟敌人换换防，你搞到我的家，我也搞到你家里去！”会议最后形成三方面决议：一是在军事战略战术上，采取防御和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新区，强调保存有生力量，尽量避免打硬仗，打消耗战，学会在分散的条件下，抓住有利战机，打击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二是在政治上，实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争取和多数保甲长、大刀会建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顽固的敌对分子；三是在经济政策下，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会议还做出联合闽东红军、共同对付国民党的决策。黄龙岩会议，是闽赣边党史上一次极重要的会议，是闽赣边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黄道同志卓越军事才能又一次生动体现，它为闽赣边游击战争掀开了新的一页。
会后，黄道同志亲自部署了三路打出外线、开辟新区具有全局性的军事行动：第一路为饶守坤、王助率领第 1、3纵队进军闽东北，开辟了福建的建瓯、松溪、政和、周宁、寿宁、古田、屏南、南平以及浦城千仙岗以南，浙东的龙泉、庆元以西的广大游击区，打开了闽北与闽东红军联系的通道。闽北这两个纵队的人数，也由原来的 600多人发展到 1000多人。第二路为黄立贵师长亲自率领第 2纵队，积极向邵（武）顺（昌）建（阳）地区挺进，开辟了将（乐）建（宁）泰（宁）游击区，建立了邵将泰和建泰县委，邵顺建县委相继建立了饶坝、贵溪、东游、华家山区委，使将建泰游击区连成一片，基本闽中游击区。第三路为吴先喜率领第 4纵队挺进资（溪）光（泽）贵（溪）地区，迅速扩大到金溪、贵溪、光泽、资溪等县，共产党员发展到 200多人，增设了 4个区委 15个党支部，成立资光贵中心县委，并将游击区扩大到抚东地区。由于分三路开辟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重大胜利，到 1936年上半年，闽北根据地扩大到以崇安为中心，东至松溪、政和，西至金溪、资溪，南接将乐、泰宁，北达广丰、浦城，包括龙泉等 26个县的广大地区，新局面已经打开。
在这大好时刻，黄道把握良机，于 1936年 4月率领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政和县洞宫山的仰头村与坚持在闽东斗争的叶飞同志举行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席会议，双方在介绍情况、交换意见后，就成立闽赣省委取得一致意见。同年 6月，闽北去的同志回到崇安岚谷后，黄道在黄龙岩主持召开闽北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闽赣省委，黄道任省委书记。会议决定将闽北根据地划分为闽北、闽东、抚东、闽中 4个分区。这个时期是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期，根据地发展到 26个县，纵横 600余里，红军发展到 6个纵队，达 3000多人。闪光点三是审时度势，促进区域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闽赣边游击战争后期，黄道密切注视时局的变化。当收到吴华友寄回的中共中央 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上》和 1936年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并从一张包盐的废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黄道便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即和省委其他领导成员研究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1937年 2月 7日，在黄道主持下，闽赣省委做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3月 7日，成立了以黄道为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为副主席的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
1937年 8月 13日，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迫于形势，将“围剿”闽赣边老苏区的军队撤出，闽赣边国共武装对峙的形势渐趋缓和。黄道洞察形势，适时以闽赣省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国民党地方当局，提出建立南方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议。不久，又通过光泽县县长高楚衡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明确表示“我们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救亡图存工作决不后人”。提出合作抗日的三点主张：一、同意将抗日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要求允许和朱德、彭德怀通信，以求得中共中央的指示与领导；三、在谈判未确定之前，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并希望熊式辉派代表前来谈判。在黄道不断努力下，1937年 10月底，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派江西第 7保安副司令周中诚、高楚衡为代表，与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代表黄知真、邱子在光泽县霞洋乡的大洲村举行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定。
1938年 2月，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集结整训，改编为新四军第 3支队第 5团，下辖 3个营 9个连和 1个机炮连，1500人。是时，黄道同志送别 5团指战员上前线，与曾镜冰等亲密战友话别后，前往南昌任中共新四军分会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不久，黄道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等要职。这支由闽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 3支队 5团，在抗战史上谱写的“五次繁昌保卫战”和“皖南事变”中“血战东流山”誓死保卫军部的两个精彩亮点，从政治与军事意义上，生动体现了闽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 5团，不愧是一支忠于新四军和叶挺军长的英雄团队。1938年 2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撤销中共闽赣省委，成立中共闽浙赣特委。同年 6月，根据东南分局指示，原属闽北管辖的江西省部分县党划归江西省委。闽浙赣特委（即闽北）和闽东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福建省委。至此，江西省的上饶、广丰、铅山、金溪、紫溪、贵溪县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从 1930年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再到抗战初期的 1938年 6月，由黄道等培育和建立的闽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隶属关系才中止联系。闽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长期并肩战斗的光荣传统，将载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史册。陈毅同志在《纪念黄道》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黄道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1935年春，方志敏同志殉难之后，一面是赣东北根据地转为游击区，一面是抗日先遣队转为游击部队，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完全落在黄道同志一个人身上。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他无比的革命的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民运诸工作都在中共闽赣省委领导之下进行的，黄道同志恰是省委领导重心，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尔后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决定贡献。”
（本文原载于《风展红旗如画——走进中央苏区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