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陈昭礼三进武夷山

戎章榕

巍巍武夷，幽幽九曲，在这秀美的山水下面，掩埋着多少忠魂？渗透着多少热血？

到访武夷山市，走进红军时期保留下来的列宁公园，瞻仰园内 1958年立的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同行中有人说，这是朱德同志专门题写的。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矗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可谓不胜枚举，但在一个县级市有如此高规格的碑名则不多见矣。

由此可见，武夷山在闽北及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武夷山市位于福建北部，原名“崇安”。是的，一如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党组织犹如星星之火遍布华夏大地，但由党中央派人创建的党支部，隶属党中央领导，同样稀罕。

党中央派出这个人叫陈昭礼。他在武夷山时间并不长，留下的遗迹也不多，但他对于崇安、对于福建甚至对于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都影响深远。

在武夷山麓有一条逶迤的公路—武分线（武夷山至分水关），在距离县城大约 3公里处有一个土包 —蜈蚣岭，那就是陈昭礼殉难的地方。拾级而上，经过了修葺，鹅卵石镶嵌的地面略有坡度，正中有由中共武夷山市委员会、武夷山市人民政府 1992年 4月敬立的一块碑，上书“陈昭礼烈士殉难处”几个繁体字，背面是他的简介。碑前的下方用小卵石排列组合成一个五角星，岁月沧桑，苔藓斑驳，已显暗淡，但它却是最早照亮武夷山的一颗星！ 

站在岭上，近处是合围的松柏，郁郁葱葱，挺拔轩昂；远处是延绵的山脉，起起伏伏，磅礴秀气。岭下一垄垄经过修剪的茶园，欣欣向荣；还有一方清碧的水塘，微波荡漾；伫立灵动旖旎的山水风光，追忆过往，不胜唏嘘……

一

那是“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1927年 4月 3日，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惨遭捕杀，党团组织及工会、农会等遭到严重破坏。接着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进入了低潮，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创。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党中央决定派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陈昭礼秘密回福建重新建党。

陈昭礼（1907－1940），字希周，又名豪人、陈才，福州人，出生于商人家庭。他 1913年入私立开智小学读书，后考入福州市第二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前往上海求学，半年后考入复旦大学。在校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参加学生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复旦大学党支部书记。

与陈昭礼同行的还有徐履峻和潘超人。

徐履峻，崇安县人，1926年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家乡组织农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遭追捕转辗武汉，向党中央汇报相关情况。

潘超人，崇安县人，早在 1924年就与福州地下党翁良毓、方尓灏有交往，经二人介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陈昭礼相识于 1926年冬，斯时，北伐军十九路军进驻福州，受党中央委派，陈昭礼从上海回到福州工作，翌年1月担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暂住在朱紫坊 39号潘超人家中。潘家是大户人家，有住房 20多间，后门还可以通向两条巷子。潘超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左派，同情支持革命；其舅父是警察长，以此作为掩护，潘超人的家实际上成为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一个据点。1927年 1月，福州地委派潘超人去汉口，参加宋庆龄校长办的训练班学习。4月下旬，陈昭礼也来到了武汉，他是作为党代表参加 4月 27日至 5月 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位于武昌都府堤 20号，一幢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建于 1918年，那是武昌第一小学的风雨操场，学生下雨时上体育课的地方，楼上为教工宿舍。党的五大就在这座红色的二层砖木建筑举行了开幕式，接着在汉口黄陂会馆继续进行。潘超人也是在汉口遇见了陈昭礼，他乡遇知己，见面分外亲。更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在一次大会上见到同为福州老乡、仰慕已久的新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一年前，就是按照王荷波的部署，在福州建立了店员总工会，下辖理发、码头、人力车夫、钱庄、京果、小百货、民船等工会。其中先后有 14个工会得到加薪，工人生活待遇改善，极大鼓舞了工人们参加斗争的信心。

1927年 7月下旬，受中共中央的派遣，陈昭礼一行三人从汉口出发乘船直下江西九江，经上饶直抵崇安。为了安全起见，潘超人女扮男装，把头发剪得短短的。陈昭礼平时沉默少言，但做事富有主见，此行拟先从偏远的崇安、建瓯建立党组织，逐步扩大范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因为徐履峻、潘超人是崇安人，还由于崇安有革命群众基础。建瓯有陈昭礼的一堂弟陈昭涌（碧笙），当年与陈昭礼一起从上海赴福州做北伐军十九路军工作，因风云突变，到建瓯暂避。

抵达崇安后，徐履峻将陈、潘二人安顿在大布村自己的家中。这是一座三开两进清末土木结构建筑，为徐履峻祖屋。他外出联络，将外出求学或工作的因白色恐怖而回乡暂避的共产党员董涵球、安宇等人聚拢起来，在徐履峻家中秘密集会。由陈昭礼向到会的同志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关键是增强革命的信心。黑暗终将过去，曙光总会到来。说到这里，陈昭礼略有停顿，用坚毅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全场，用更加有力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道：“今后，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落在了我们同志们的肩上，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只要坚持下去，是能一步步完成的！”话音刚落，大家立刻活跃了起来，人人脸上泛着红光，绽放出兴奋的笑容。

大家心里明白，虽然身份是共产党员，但失去了组织，只是单打独斗，难成气候。当得悉陈昭礼是肩负党中央的使命来福建重建党组织时，怎么不令他们心潮澎湃呢！

陈昭礼同样内心激动，尽管白色恐怖笼罩着，但人心并未被反革命的屠刀所吓倒；即便是最黑暗时刻，但崇安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他要求暂时组建一个特别支部，由徐履峻担任特支书记，董涵球为组织委员，安宇为宣传委员，立即开展工作。并明确今后工作的重点。

陈昭礼此行崇安虽然只待了三天，但他夜以继日，频繁活动，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组建的中共崇安特别支部，这是崇安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有了党组织就有了凝聚力，就有了战斗力。1928年 1月，崇安特支升格为崇安县委，徐履峻为县委书记。

更为可喜的是，陈昭礼随后不辞辛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是组建了中共建瓯县委会。8月中旬，中共闽北临时特委成立，陈昭礼任特委书记。9月间，根据中央指示，陈昭礼回到福州恢复了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积极整顿、恢复、发展福州各地党团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闽省暂时划分为闽南、闽北两区”的指示，并指示福州、南平、邵武、建宁归属闽北，设临时委员会管理。1927年 8月 11日，中共中央致函闽北、闽南临委，任命陈昭礼为闽北临委总书记。

在建瓯期间，陈昭礼与潘超人因共同信仰而走到一起，更因并肩战斗而滋生感情，最终结为了夫妻，陈昭礼从此成了崇安人的女婿，他与武夷山因此多了一份情缘。

陈昭礼是福建党组织的重建者，用了两个多月往返奔走于福州、建瓯、崇安等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同年 12月，闽北临委和闽南临委在漳州举行联席会议，陈昭礼被推选为大会三人主席团之一。选举产生中共福建省临时委员会，闽北临委遂结束历史使命。陈昭礼当选为临时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同时负责福州市委工作。至此，全省建立了 2个市委、5个县委、4个特支、8个拟建县委的新局面，全省党员从 300多人发展到 1000余人，共青团员也发展到 200余人。1929年 5月，陈昭礼提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后为省委代理书记。采取了应急措施，将省委代理书记陈子侃叛变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闽北临委时间虽短，但它是福建第一个直属党中央领导的机构，是组建福建省委的基础，是福建党组织、福建革命斗争进入大发展阶段的标志，重要的是，中共闽北临委的成立，标志着党中央对福建人民、对福建革命斗争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二

1928年 4月，春暖花开，漫山遍野，迎风摇曳。

陈昭礼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的身份巡视崇安，这是他第二次踏上了武夷山。他无心留意秀美的山水，而是从心底里感到欣慰的是崇安革命形势。分别才 8个多月，全县已成立 9个党支部和 2个团支部，党团员人数发展到100多人。“崇安一带农民运动有急剧的进展”，受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表彰。

陈昭礼此行崇安，是落实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决议，部署福建“实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夺取政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任务。4月 12日，陈昭礼在上梅召开的崇安县委全县党团员联席扩大会上，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暴动后上井冈山的革命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

“在闽南闽北布置一个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等指示精神，福建临时省委关于“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陈昭礼的讲话站位高、视野宽，既有党中央和福建临时省委的决策精神，又结合崇安的当地实际，信息量大，鼓动性强，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也为崇安党团组织策划暴动指明了方向。

扩大会后，以徐履峻和陈耿为首的崇安县委迅速行动起来，一是改名称，将早先国民党左派组建的县农会更名为“民众会”，作为暴动的基层组织；二是争取群众支持，将抗捐、抗税的斗争扩展为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三是确定暴动时间和地点定于秋收之后，同时积极筹备武器等物质，决定将上梅作为崇安县委举行暴动的中心地。

1928年 9月 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正值上梅墟期。上午 9时许，一声枪响，徐履峻发出暴动信号，三三两两打扮成赶集模样的民众会员，一声令下，揭竿而起。徐履峻带领 20多名全副武装的民众队员冲进上梅街日商南华公司在崇安的买办松木厂办事处，把无恶不作的经理陈光盛活捉，并在大庙前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同时派出民众会员到各乡捉拿反动地主豪绅。

10月 1日，县委在上梅召开各乡民众会代表大会，在会上徐履峻宣传暴动纲领，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反动联首、地保制度，实行平田废债”，并宣布成立民众局，徐履峻任局长。

上梅暴动打响了闽北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第一枪，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出动一个团兵力大肆反扑，暴动以徐履峻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而告失败。在关键时刻，中共福建省委派出省委候补委员、福州市委书记杨峻德，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来到崇安，与继任崇安县委书记的陈耿联手，经过紧张严密的策划，于 1929年 1月成功地领导了第二次上梅暴动。正因为有了第一次上梅暴动，也因为汲取第一次上梅暴动的经验与教训，第二次上梅暴动利用深山沟壑开展游击战争。经过 4个多月的游击战和敌后镇反斗争，不但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而且发展了崇安革命形势，扩大了活动地域，成功地建立了以东部的上梅、西部的吴三地、北部的黄龙岩为中心的 3块游击根据地，巩固与发展了暴动成果。

崇安县委在上梅先后两次举行了威震八闽的上梅农民武装暴动，崇安从此成为闽北武装斗争的策源地。它与平和的长乐、龙岩的后田、上杭的蛟洋、永定的金砂暴动，并称福建的五大农民武装暴动。上梅暴动之后，创建了闽北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中国工农红军 55团，最终导致了 1930年 5月崇安县委在上梅建立了闽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此后，在崇安大部包括建阳北部、浦城西部和江西上饶、铅山、广丰南部的广大红色区域，建立 18个苏区政府、234个乡 (村 )苏维埃政权，标志着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在福建革命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精彩一笔。

三

在暌违 12年之后，陈昭礼 1940年第三次悄然进入武夷山。

此行他的身份有点特殊，之前，由于时局的变化，更由于抗日救亡的需要，经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的推荐，陈昭礼化名陈希周，进入国民党 70军进行策反工作，担任 70军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在 70军营(团）干部中秘密培养发展了 50多名共产党员，后被蒋介石、何应钦指明是危险分子，三次密电要求从速处理。为了避免连累，陈昭礼被迫脱离 70军，转辗到重庆。征得中共南方局同意，化名陈才，在李济深先生的帮助下，取得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的身份，以少将巡视员到第三战区开展巡视工作。

1940年 7月底，陈昭礼抵达江西巡视。8月上旬从上饶顺道崇安探望岳母，实际上是为了妻女三人从桂林迁来崇安安置做准备。早在 1929年 8月，陈昭礼受党中央委派前往广西工作，改名为陈豪人，隐蔽在国民党内，公开身份是广西政府机要秘书，实际上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协助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由于多年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统战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尽管陈昭礼是悄悄来到崇安，但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就在陈昭礼岳母家设防，监视陈昭礼的一举一动。

8月 13日这一天，陈昭礼拟从崇安回到上饶。当他告别岳母和表妹陈良瑛，与警卫坐上班车时，军统特务早已密谋好暗杀计划。在陈昭礼乘坐的客车上安排了两个伪装的特务。车行至离崇安城三公里七马槽蜈蚣岭处，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三个特务佯作劫车。陈昭礼的警卫员发觉有情况，刚要拔枪，即被身边的特务击毙，接着又朝陈昭礼的头部开枪，年仅 33岁的陈昭礼倒在军统枪杀的血泊中，特务将他的尸体拖下汽车丢在路旁草地上，劫走了他的行李箱扬长而去……

谁曾料到，率先点亮武夷山的一颗星，时隔 12年后却陨落在武夷山间。12年间，是陈昭礼革命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他不仅与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一起成功领导了百色起义，并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而且长期在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才华横溢，卓有建树，且年富力强，过早殒命，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周恩来就非常赏识他。1937年，叶挺受命在汉口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陈昭礼任秘书。不久，新四军军部迁南昌，陈昭礼留守汉口，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后来，武汉新四军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联合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周恩来、董必武也都在汉口，陈昭礼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大家都以“小周”称之。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曾问潘汉年，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当得悉他牺牲后，1952年 4月 11日，周恩来亲笔致信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修建陈希周烈士墓，供后人瞻仰。于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将陈昭礼的遗骨从崇安县迁葬福州市人民公墓。

令人唏嘘的是，正是陈昭礼当年的特殊身份，也因为他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更由于潘汉年冤案猝发（1933年 10月，是潘汉年恢复他党的组织关系，并让他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33年 12月，又是潘汉年指派陈昭礼从上海回福建做十九路军将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陈昭礼因此受到株连，蒙上了不白之冤，刚刚建好的墓碑也被捣毁……

1983年，潘汉年冤案正式获平反。1985年 8月 12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文林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隆重的陈昭礼骨灰安放仪式。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之一的陈昭礼最终被还以历史应有的地位。

蜈蚣岭上陈昭礼殉难处的纪念碑是他牺牲 52年后立的，经历了近 30年的风雨洗礼，纪念碑显得斑驳。武夷山有关部门业已明确表示，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会重新建造一座陈昭礼烈士纪念亭，这是缅怀先烈，更是铭记历史！

陈昭礼的故事，也是武夷山的故事。他三进武夷山累计时间很短，影响却很远、很深；他在武夷山的遗迹近乎是零，但青山可以作证，绿水依在叙说……

（本文原载于《风展红旗如画——走进中央苏区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