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

林可济

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与西方史学家通常所说的“朝鲜战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朝鲜战争是朝鲜的内战，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它属于朝鲜和韩国，距今70年了；抗美援朝战争则属于中国，它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的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就朝鲜战争而言，交战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最后以停战而告结束，胜负是平局。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是一场由中国人民进行的、既是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现代化战争，因为它改变了100多年来中国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受尽欺侮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上的全新的地位。

雄赳赳的志愿军

1948年，笔者考入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后改称福州第一中学）高中，第二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青团”）。1950年4月，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我经过青年团福州市工委的介绍，和同班的另外两位同学，前往福州仓前山，向第3野战军第9兵团第20军驻闽联络处报名参军。同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除了福建的，还有江苏、浙江沿海各省的，多数是高中生，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和少量初中生，被编入“东渡服务团”，准备参加解放台湾。

1950年4月10日，“东渡服务团”离开福州，赶在“五一”前，到江苏省的昆山县集中，编入第20军教导团的“知识青年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教导团下属四个大队，第三、四两个大队就是知识青年训练班。半年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第20军和第9兵团，都划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序列，入朝作战。

朝鲜战争非常严酷。在东线战场，敌人飞机不断轰炸，战士们忍受零下30～40℃的严寒，在高山峻岭中隐蔽开进，我们随带的武器装备也很低劣。在长津湖地区，我军与美国号称“开国元勋师”的王牌部队“陆战第1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几经拉锯，重创了敌军。整个战役的残酷程度，超出了所有参战人员的想象，最终演变成双方意志力的殊死抗争。

在舍生忘死的战斗中，我军涌现出许多英雄和可歌可泣的事迹。特级英雄杨根思是我20军58师172团3连的连长。他奉命率部坚守美军南逃必经的长津湖以南、下碣隅里外围的1071高地。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的连续8次进攻后，子弹打光了，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这时，敌人又发起第9次攻击，杨根思打出最后一颗子弹后，毅然决然地抱起仅有的一包、10斤重的炸药，拉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与爬上来的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阻击任务。我军最后取得了第二次战役巨大胜利，给美国陆战第1师和第7师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迫使麦克阿瑟在1950年11月底命令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全面撤退。12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平壤。

入朝后，我同另外两位学员被分配到教导团的《建军报》报社工作。这是一份军队内部出版发行的小报。报社归属于教导团的宣传部，总人数不足10人。我参加修改、编辑稿件，外出采访时，就以记者的名义。接受采访的对象是一些战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成为我学习的好榜样。

在战地流动的环境中,报纸无法铅印，只能油印。先用特制的铁笔，刻“蜡纸”，再用简陋的“油印机”印刷。在朝鲜战场上，虽然我是文职人员，也同样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从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这是战争环境磨练人的结果。

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间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运动战，先后经历了五次战役；第二个大阶段，即后来的两年零一个月的阵地战。在朝鲜期间，我得了伤寒病，朝鲜的战地医院缺乏医疗条件，被辗转运送回国，先到梅河口，后到位于吉林市东大营的“第十二陆军医院”，医治疗养一段时间出院，组织上分配到沈阳的东北军区油料部技术处。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经过谈判，终于实现停战。1954年夏，部队领导让我参加全国高考，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回顾战场生活，我们一起从福州出发去参军的战友中，除了光荣牺牲的战友外，幸存的战友先后回到祖国，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我认识的许仁杰同志和黄以孟同志也回到祖国。许仁杰同志是20军教导团政治大队的，黄以孟同志和我一样，都在知识青年大队，都是当年从福州参军。后来他们陆续又回到福州工作，直至退休。

1958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福建师范学院（1972年改为福建师范大学）担任哲学教学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是我拂之不去的记忆。全世界正是通过这场战争认识新生的中国。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足之战，也是中华民族重归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意义非常重大、极其深远。我和全体中华儿女一样，将永远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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