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
杜学峰
古田会议 （国画）
古田会议，即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建党建军史上光辉的里程碑，像光芒万丈的灯塔，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月来信”与中央特派员
1929年春季，蒋桂军阀混战爆发。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转战赣南的“朱毛红军”二度入闽，乘势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
这时，毛泽东、朱德才收到中共中央2月7日从上海发出的指示信（俗称“二月来信”）。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了复信，措辞强硬、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 鉴于目前斗争形势，红军不仅不应当分散，而且各部应聚集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队伍。回信强调：“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气愤地说：“太悲观了，这是取消主义，瞎指挥！我不走，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二月来信”是由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带到苏区的。这位特派员，被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以“钦差大臣”自居，不问红军的实际情况，竟然做出一个非常离谱的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具体管军队。实质上是限制党对红军的领导。
关于建军原则的三场大争论
由于刘安恭的错误决定，造成在永定的澎雷、上杭的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和在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发生三场激烈争论。
永定湖雷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29年5月底，红四军在这里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是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关系及设置问题，实质是要不要维护前委代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会议决议
毛泽东首先发言，毫不客气地批评刘安恭“分权主义”的错误，斩钉截铁地说，“依我看，前委之下暂时还不必要设立军委，现有的临时军委也可以取消”。刘安恭一听要取消临时军委，盛气凌人地说：“我不同意老毛的意见，就我了解，前委在四军管得太多了，权力也太集中了，你老毛简直就是书记专政，搞的是家长制。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设立军委来约束前委，健全四军党的组织制度。”毛刘针锋相对的发言，引发了会场激烈争议，赞许之声和反对之声形成对立，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不欢而散。
6月8日下午，红四军在上杭白砂早康村“东洋堂”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刘安恭又一次向毛泽东发难，硬把红四军领导人分成“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毛泽东则采取提交意见书的方式，提出四条具体意见，尖锐地指出：目前红四军在党的领导、支部作用和党员权利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成了根本问题！还放言辞职：“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最后，会议投票表决。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临时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他的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陈毅担任。
1929年6月22日，趁三克龙岩的有利时机，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兴学祠”召开，由陈毅负责筹备并主持。但由于刘安恭等人继续挑动争论，制造分裂，陈毅力争统一党内意见、停止争论而不致分裂的意图得不到实现。相反，刘安恭提出的“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错误做法得到支持。会议错误地给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选举陈毅取代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
陈毅潜行上海滩与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七大”之后，陈毅远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
8月26日，一身富商打扮的陈毅抵达上海。此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陈毅不知道，动身来上海之前，中共中央已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了一封由周恩来执笔的指示信——“八月来信”。可惜的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封信并没有到达红四军，而是被粗心的工作人员装错了信封，当作 1929年8月20日《中央给信阳中心县委转商城县委指示信》，秘密送往信阳。直到1982年，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学者在查阅鄂豫皖地区斗争史资料时才无意中发现这一错误。
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专门听取了陈毅的详细汇报。9月1日，陈毅又书面呈报五个材料：《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工农运动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的问题》。无论口头报告或书面报告，陈毅力求客观、公允、准确，特别指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充分凸显了作为一个政治家襟怀坦荡、磊落无私的思想品格。经中央领导人一致推荐，陈毅书面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在最权威的军事刊物《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发表，还加了编者按。其间，周恩来、李立三多次到陈毅住处长谈。有一次，李立三问陈毅：“说实话，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不加思索：“我不如他。”又说，“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造成了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这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
会场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同时兼任组织部长、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把红四军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对于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格外关注，尤其对毛泽东所创立的建党建军原则制度及红色政权理论深表赞同。在他授意下起草的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是陈毅挥笔完成的。信中明确指出：红军由前委指挥，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原则。还郑重宣布：要巩固红四军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责令刘安恭立即返回中央。
9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签发了中央指示信，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汀州重逢与新泉整训
就在陈毅赴上海之际，红四军在上杭太忠庙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三天，争论不休，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
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小镇见到了朱德。两位老战友推心置腹、彻夜长谈，达成共识：“我们要向老毛承认错误，把他请回来。”陈毅三次致信在上杭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请他赶快回来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929年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军再次占领汀州古城；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沿着弯弯山路，从上杭蛟洋赶赴汀州，于暮色苍茫中，三位老战友别后重逢，紧紧握手。
11月28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9年12月3日，红四军大部队开赴连城新泉，进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主持政治整训，朱德负责主持军事整训。
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将井冈山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新增加两项注意：“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
新泉整训，极大提高了红四军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水平，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移师古田召开盛会
新泉整训的最后一个傍晚。朱德从演兵场回来，一边擦汗，一边对毛泽东说：“我想去泡泡温泉，消除一下疲劳。润之呀，这几天可把你累坏了，天天写材料，你也去放松一下吧。”
难得一个幽静而充满诗意的夜晚。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等纵队一级的司令员、党代表们在新泉一洗满身征尘。
突然，一骑红尘飞驰而来，马上的女子是中共长汀县委委员傅维钰。她扬起手中闽西特委“十万火急”情报，冲着浴场高声喊道：“军情紧急！赣军金汉鼎部已到长汀城，距离新泉只有60里了！”
女将飞马冲向浴场，惊起一池将帅。毛泽东一边摇头叹息：“诗意全无，诗意全无哟！”一边与大家回到驻地，急商应敌之策。毛泽东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移师上杭古田吧。古田是一个好去处，正好在新泉整训的基础上，抓紧时间，安安稳稳地开它三二天会，贯彻执行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把我们从下井冈山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作一个系统的总结，以利于我们以后的发展。”
1929年12月20日傍晚，红四军大队人马4000余人进驻古田小镇。
12月26日，在一个孤灯下，不眠之夜的毛泽东奋笔疾书，草拟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推窗眺望，已微露晨曦。这才蓦然记起刚刚过去的一天正是自己本命年的生日，人生已走过风风雨雨的36个春秋啊。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乡溪背村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它被历史定位为建党建军的里程碑、军魂的奠基石。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除各级党代表外，特别强调选举一定数量的青年代表、战士代表和军事干部代表。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核心的前委领导成员共同主持了大会。陈毅担任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分别致祝词。然后，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展开热烈讨论。
第二天，毛泽东作主题报告。他站立在主席台前，坚毅自信地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党指挥枪……”
这是一次空前和谐团结的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等3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洋洋2万言，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句话十二个字：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铸就军魂。《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性文献，在它的光辉指引下，中国红军从此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真正成长为一支听党指挥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