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狂飙耀闽海

——连江土地革命斗争巡礼

吴用耕

1928年7月3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在闽海道以福州为中心，应由日常斗争中扩大党和群众的组织，向福宁府及闽清、永泰、连江、长乐、古田发展。”拉开了连江土地革命斗争的序幕……

一
    

1928年12月，在福州大庙山中学读书的连江籍学生郑厚康、黄应龙、梁仁钦等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之奉市委之命返回连江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活动。1929年2月经市委批准，杨而菖（16岁）、郑厚清（18岁）、陈祥榕（19岁）等先进青年相继入党，中共透堡、镜路、青塘、官岭等支部成立，1930年3月党组织已扩大为8个支部，20名党员，遂成立中共连江县委，这让饱经磨难的连江人民看到了希望。这年10月，连江党组织遭到反动军警镇压，革命斗争受到严重挫折。1931年10月9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出有丰富农村斗争经验的邓子恢同志化名林祖清到连江巡视，指导发动农民开展秋收减租斗争，给连江党组织送来了“及时雨”。

邓子恢一到镜路，随即召集扩大会议。刚开始对与会党员介绍闽西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传达中心市委关于开展秋收斗争的部署，就听到国民党县长林缉铎带保安兵一个排欲抓捕“共党嫌犯”。邓子恢临危不乱，他安排其他党员迅速撤离至后山，自己和杨而菖、郑厚清、吴开淳等坐在八仙桌前玩麻将牌。保安兵荷枪实弹团团包围了镜路小学。

县长见小学“优秀教员”杨而菖也在场，有些惊疑，又听到邓子恢的外地口音，更感到蹊跷。他打量着邓子恢，心想，此人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这时候出现在这里？杨而菖指着邓子恢介绍说：“这位是福州的林老师，是我的同窗好友，今天学校放假，邀他来玩玩牌，消遣消遣。”

邓子恢见县长此番神态，连忙推开麻将，朝他点头，客气地站起来让座，邀他上桌。县长摆摆手，也显出谦恭礼让的姿态，问道：“先生仙乡何处？到鄙县来有何贵干呢？”邓子恢直接回答道：“林某祖居汀州府龙岩县，在省城教书谋生。”

“好地方，好地方。”林县长一边称赞，一边试探道，“冠豸蔚汀州，青山不老。”

邓子恢不假思索地应对道：“敖江绕凤邑，绿水长流。”
林县长狡狯地眨眨眼睛，沉吟了一下，又拉长声音诵咏道：“云溪一带静无沙。”
邓子恢顿觉此人狡黠善挑剔，他镇静地想了想，续诵道：“门对青山是我家。”
林县长见难不倒，接着又说道：“柳柳州寄语韩汀州，惊风乱飐芙蓉水。”

邓子恢早在中学时就懂得柳柳州即柳宗元，任过柳州刺史，而韩汀州却是韩晔，任过汀州刺史。于是他语带双关地应对道：“刘梦得酬答白乐天，怀旧空吟归笛赋。”

刘梦得就是刘禹锡，白乐天即白居易，柳、韩、刘、白四人都是唐朝著名文学家或诗人，和汀州都有过瓜葛。

这位林县长对唐诗宋词颇有研究，平时没有机会表露自己的才华，认为今天棋逢对手，很想出出风头，表现表现，于是又吟诵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邓子恢以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声调，立即随口接诵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县长当然听得出对方的弦外之音。他心里虽觉得此人满腹经纶，不是等闲之辈，但今天又毫无把柄可抓。只得无奈地对邓子恢说：“幸会幸会，本县公务在身，失陪了。”

看着林缉铎悻悻而去的背影，邓子恢及与会的地下党员无不开心地哈哈大笑。这则流传在连江老区邓子恢智斗县太爷的故事脍炙人口，至今仍津津乐道。
透堡杨而菖家，小阁楼内油灯如豆，邓子恢和杨而菖共同秘密主持透堡党员和农会会员会议。根据邓子恢的提议，党组织决定在透堡、东湖、定安三个村庄发动农民进行秋收减租抗债斗争。当时正值晚稻收成，但透堡贫苦农民饱受高额田租和高利盘剥，愁苦、仇恨的情绪交集。干柴一经点燃，顷刻化为熊熊烈焰。透堡农会会员在邓子恢指导下迅速从30多人扩大为200多人，大家抱成一团，奋起抗租斗争，田租减掉了两成，地主豪绅慑于农会人多势众，不得不屈服，透堡减租斗争取得了胜利。党组织又趁热打铁，发动抗债斗争，解除了贫苦农民欠下的一屁股债务，又取得胜利。好消息似一阵春风刮过透堡洋面，附近马鼻、官坂、长龙农民纷纷要求邓子恢、杨而菖去帮助他们建立秘密农会。邓子恢对杨而菖的言传身教，使得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党员受到了深刻教育，懂得了党的工作不能离开农村广大群众，只有把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革命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邓子恢在透堡期间，杨而菖的母亲王水莲（老区人民都尊称她“杨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她对革命同志怀着慈母胸怀，数十年过后，凡在透堡从事秘密工作的邓子恢、陶铸、叶飞、杨采衡、陈云飞等老同志，对这位革命老妈妈都表以崇敬和深切的缅怀。

邓子恢于1931年11月中旬返回福州后，透堡以黄福成、杨孝友、黄吉斋、杨孝韶、杨与金、杨青为首的地主豪绅，人称“五虎六豹”蠢动了，他们以封建宗族为幌子，拼凑起民团组织，向农会反攻倒算。党组织和农会也有所警惕，组建“农民自卫队”。11月16日下半夜，“五虎六豹”率领数百名团丁手执武器向农会冲杀过来。在杨而菖带领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举行透堡农民暴动，以保卫减租抗债斗争成果。双方人马在透堡直街（状元街）展开激烈拼杀，第二天天亮时，民团溃退了。“五虎六豹”吃了败仗，以“开除出祠”和“赏三十块银元”威胁利诱，逼迫部分农民退出农会。“五虎六豹”见农民自卫队力量削弱了，立即指挥团丁卷土重来。杨而菖率暴动队员勇敢迎战，苦战三天三夜，共产党员林顺妹中弹牺牲，林积崧被乱刀捅死，共产党员林孝海为掩护杨而菖等撤离被刺18刀倒在血泊中。震动福州和闽东地区的透堡农民暴动失败。杨而菖率领少数暴动骨干撤退到福州等地，待机再起革命。

这场由中共连江地方组织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虽然失利，但农民同地主豪绅的搏斗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闽东地区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等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鼓舞，革命的星星之火由连江、罗源向宁德、福安等地蔓延。

1985年8月20日，苏州陈挺家。老将军陈挺同志深情地回忆说：“透堡暴动消息传到福安，老百姓纷纷传说，连江佬真厉害，敢跟地主老财斗。那年我才10多岁，受到杨而菖领导农民斗争的鼓舞，扔下放牛鞭，投奔马立峰闹土地革命去了。”

二
    

1932年4月下旬，由邓子恢、陶铸（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引荐，杨而菖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漳州红楼会面。毛泽东对年仅19岁的县委书记赞许有加，口授红军游击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还赠送《井冈山的斗争》《苏区地图》《红色歌谣》三本小册子。红楼会见，为杨而菖日后成长为闽东（连罗）苏区一名重要军事指挥员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1932年5月15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在决议中指出：“连江、福安两县马上将游击队组织起来，在农村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及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5月17日，连江马鼻东川报国寺，20多名连罗两县共产党员装扮的“香客”，在香烟缭绕中确定了“立即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武装队伍，党的工作应由平原转到山区和边区”的方针。6月6日，特务队成立，由共产党员杨与可任队长。当夜，月光皎洁，特务队在官坂地下党员的接应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官坂粮柜，打死作恶多端的国民党警探李起瑞。枪声把国民党连江县第七区（官坂）区长吓得屁滚尿流，而贫苦农民则围在杨而菖周围，把密藏在契税局和民团团部的田契、账册、债券等搬出来当街焚毁。官坂暴动缴获五支长枪和一批子弹，特务队牛刀小试，初战告捷。

官坂合山村，高耸的峰峦夹着羊肠小道，危崖壁立，林深草茂，中共福建省委军事部长、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在杨而菖和合山村党支部书记宋遵福陪同下亲临连江巡视指导。陶铸凭借军事战略家的睿智，选定合山村为游击根据地，在贫苦农民支持下，游击队进可攻退可守，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1932年6月29日，在合山护国寺观音亭，杨而菖率20名游击队员列队集合，陶铸从市委带来一面红旗、一把军号、五把大刀，当场举行授旗升旗典礼。旗上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当地群众称“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亦称连罗游击队）。陶铸代表市委任命林炳光为支队长，政委由杨而菖兼任。这是连江革命斗争史上的大事，苦难的连江人民从此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队伍。

游击队的成立与打土豪分浮财的行动搅得连罗两县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地主豪绅坐卧不安。1932年9月4日，由连长高时炳率一连海军陆战队兼一个加强排200余人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地扑向合山村，企图一举消灭游击队。我游击队在杨而菖率领下埋伏山坳，一阵排枪和手榴弹爆炸声，几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倒在丛林中，游击队钻进密林踪迹杳然。高时炳偷鸡不着蚀把米，恼羞成怒，滥杀无辜，放火烧庄，财产被抢劫一空，合山农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敌人的肆虐虽使群众蒙受极大的摧残，但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和共产党游击队的心贴得更紧了。
1933年3月，是连罗土地革命斗争的拐点。游击队内混进流氓土匪分子，卜克枪队长李德标等8人被透堡地主民团收买，图谋叛乱，将县委书记兼支队长陈茂章和政委李成捆绑驱逐出队。危急关头，福州中心市委派市委特派员杨而菖和任铁峰赶回长龙洪塘游击根据地平叛。洪塘为畲族聚居地，畲民苦大仇深，矢志革命。畲族中共党员蓝礼义、蓝礼在等（1930年由杨而菖介绍入党）在畲民配合下，组织军事法庭枪决李德标等3人，其余驱逐出队。杨而菖重新担任中共连江县委书记和游击队政委，并按古田会议精神对游击队进行整顿，保证党对游击队的绝对领导。清除毒瘤后，连罗游击队在杨而菖率领下一举粉碎连江、罗源两县国民党军队600余人及地主民团的第三次军事“围剿”。游击队在转战中由50多人扩大到160多人，扩编为闽东工农游击队第十三总队，军威大振。

1933年7月后，驻守福建主张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酝酿“闽变”。中共连江县委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主动与十九路军建立统战关系，国民党驻扎连江、罗源的海军陆战队龟缩到三都澳和马尾军港，连罗防务空虚。杨而菖一鼓作气率队挺进罗源山区，18支地主民团土崩瓦解，苏维埃旗帜高高飘扬。9月17日，游击队在杨而菖率领下铲除透堡地主民团，解放透堡乡。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将连江县委升格为中心县委，统一领导连江、罗源革命斗争，创建连罗苏区。11月24日，红军游击队解放赤石、官坂，缴枪10多支，子弹数百发，又乘胜于11月27日一举解放沿海重镇筱埕，消灭盐警队和民团，缴枪60多支，银元6000多块，子弹6000多发，取得了自游击队成立以来最辉煌的战果。沿海筱埕、坑园、安凯、黄岐、下宫数十个村镇挂起了红旗，成立苏维埃政府。1934年1月2日，游击队击垮全县最大的马鼻地主民团，活捉国民党区长、区党部书记长、民团总团长。马鼻镇的解放震动省垣福州，1934年1月3日福州出版的报刊无不惊呼“连江事变”。福州中心市委向党中央报告说：“连江事变已喧腾了整个福州。整个连江迅速赤化4/5以上。”1934年1月7日，连江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下辖6个区苏，174个乡苏，296个村苏维埃（其中含罗源县9个乡、闽侯大湖13个乡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共青团连罗县委、农民协会、船民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等如雨后春笋壮大成长。中心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连罗两县20多万贫苦农民开展分田运动，“透堡十三岁以上分一斗二升（相当于一亩），十三岁以下分八升，长龙山区田园多，大小口统分二亩。对地主的耕牛、农具及多余的房屋、粮食等，都没收给贫苦农民；金、银、锡器没收归政府”。现存福建省档案馆1933年11月连江县第六区塘边村农民协会颁印的《塘边乡苏维埃政府分田户籍及土地证附册》（上下两册）为全闽东11个县份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地革命分田册，列国家二级保护文物，见证了当年如火如荼的“分田分地真忙”盛况。

风云突变，1934年1月，“闽变”失败，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卷土重来，逃亡的土豪劣绅组织“返乡团”“大刀会”，在苏区内烧杀抢掠，进攻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捕杀苏区干部和农会会员，推行“移民并村”“切结连坐”，强化保甲，企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

当敌人像蝗虫扑向苏区时，县委把第十三游击总队组建成闽东工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和红军海上游击队，成为地方正规红军队伍。1934年4月初，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敌破坏，中共连江县委失去上级领导，连江、福安两个中心县委联合成立中共闽东特委。8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在粟裕等率领下攻打福州失利，在闽东（连罗）红十三团接应下抵连罗苏区，一举攻克罗源城，留下伤病员500余人由县委在下宫成立红军总医院负责治疗。中央红军的加入使闽东（连罗）地方红军如虎添翼。9月30日，闽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被叶飞带至宁德支提寺与福安红二团会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叶飞率领下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10万大军蜂屯蚁聚，翌年3月连罗苏区陷落，血雨腥风笼罩连罗大地。据1952年12月30日连江县老区建委办公室粗略统计，全县26个老区基点村被毁，1514户家破人亡，786名革命者、690多名群众被杀害，遭迫害流离失所及酿成疾病死亡的老区群众4339人，被抓壮丁1055人，被烧房屋2850间，耕牛被抢杀250头，被抢财物不可胜数。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抗日战争爆发后，200多名连江儿女被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奔赴皖南，杀敌救国。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党领导连江人民前仆后继，迎来了抗日战争和1949年8月16日全境（除沿海岛屿外）解放，连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
      

连江山川锦绣，人才荟萃，哺育过不少英豪俊杰、仁人志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1929年至1935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如火如荼地创建和保卫苏区的斗争中涌现出20多位县团级以上党和红军的优秀人物及近900名革命烈士。正是他们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披肝沥胆，悬首国门；为新中国的诞生，搏斗沙场，出生入死。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阴森残酷的铁牢里，在刀光剑影的刑场前，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共产党人的悲壮史诗，用血肉之躯铺垫了人民共和国巍峨大厦的基座，其中有：

杨而菖（1913—1934年），透堡镇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江）罗（源）两县工农武装斗争和闽东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和福安的马立峰烈士并驾齐驱。

杨而菖早年丧父，贫寒的家境练就了他坚强的性格。1926年9月考入连江初级中学（现连江第一中学），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理论书刊，创办《连中校刊》，宣传进步思想。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不足16岁。杨而菖所在的毕业班仅10个同学，在其带动下，有6个加入中国共产党，3个同学加入共青团，成立连中党团支部。“赤色连中”震动当时闽省教育界。

杨而菖入党后即成为中共连（罗）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从1929年至1934年1月间，先后任中共连江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闽东工农红军第十三支队政委、第十三总队长兼政委，在邓子恢、陶铸引导下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游击队指挥员和党的杰出领导人。1934年1月2日率万人攻打马鼻，负隅顽抗的反动派扔下一颗手榴弹，尚未爆炸，他勇敢地高呼：“同志们，跟我冲上去！”手榴弹在他手中炸响，当场壮烈牺牲。

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他的哥哥杨与可（1910—1935年）、弟弟杨与福（1915—1949年）及他的母亲——人称“革命老妈妈”的王水莲（1889—1967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闽东第一个出现“母子合家闹革命”的家庭。杨与可曾任闽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连长，1935年6月被国民党在狱中残酷杀害。杨与福参加红军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团长，在解放上海战斗中英勇牺牲。杨母王水莲1933年入党，先后担任秘密联络员、透堡乡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县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杨母三次被捕，坚贞不屈，被苏区人民誉为“铁骨红心”。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三次被评为“全国军烈属模范”，晋京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于1967年病逝。

1957年，连江县委为杨而菖三兄弟建造烈士墓，立碑保护。

和杨而菖一道为创建和保卫连罗苏区县团级以上的烈士还有陈祥榕、林孝吉、杨挺英、王明星、陈学芳、梁仁钦、林水发……

英烈群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玉润金声，兰薰桂馥，他们如一面面火红的战旗，永远激励62万连江人民弘扬光荣传统，去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

（本文原载于《走进连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