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仰中共五大会址

吴俊慰  何美华

武汉中共五大会址

2019年仲夏，我们到武汉旅游，中共五大会址是首选参观地。

在一位当地人的引领下，我们穿过武昌廉政文化公园，看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的大门。右侧有一排人物雕像，雕像下方刻着“中共五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从左到右分别是：周振声、刘峻山、杨培森、蔡以忱、杨匏安、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阮啸仙、肖石月。我们知道，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设立的纪检机关领导班子。据当地同志说，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曾在此敬献过花篮。

走进纪念馆大门，左边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对纪念馆作了简要介绍：“占地面积79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为国内党代会纪念馆之最。”内有七幢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此举行开幕式，同年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在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湖北地区早期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曾在此以教书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22年至1927年这里一度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2006年10月，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依托会址建立纪念馆。2007年11月，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建成开放。

我们随着一批参观者来到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这是根据当年一些与会者的回忆、按照原貌进行复原布置的。据介绍，中共五大是第一次有主席团、会场设主席台的党代会。我们看到，主席台上方悬挂“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标，会标下是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画像两侧分别是印有金色“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的红旗（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讲台上有一个小铃铛，讲解员说，当年开大会时，代表发言是有时间要求的，如果超时，主持人会摇铃提示。会场左侧贴着“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会场右侧贴着“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国共两党合作到底！”这些标语仿佛让人回到92年前那个国共合作的年代。

出席中共五大的正式代表共82人，代表当时全国的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中国国民党代表团谭延闿、徐谦、孙科，英、法、美、德、苏等国共产党代表以及工、农、青等群众组织代表也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共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和组织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7个文件。选举产生了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由7名中央监察委员和3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5月10日召开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从中共四大到五大，两年零3个月时间里，大革命高潮的勃然掀起和工农运动的风起云涌，使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种种危机相继袭来，武汉政府日益动摇，阶级关系重新组合，党内意见不一。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摆到了党的五大面前。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虽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当时武汉汪精卫政府还未公开叛变，因此，中共五大还是开得比较从容。五大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由于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和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影响，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和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

中共五大虽然没能完成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使命，却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国民党领导人出席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中央局或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设政治局，中央政治局设常委，首次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各级组织要实行集体领导，提出了党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次将“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写入党章，明确了党与青年团的关系；第一次决定开办中共中央党校，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第一次有一大批杰出人才入选中央领导机构等等。当然，还有一个“第一次”，就是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建立纪律检查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形成了监察委员会的基本设置结构和职权内容，开创了党纪律检查工作和干部监督工作的新局面，逐步形成了党内的权力监督机制。中共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为党的建设和纪律检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共五大也就成为党的建设史上一座重要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就在开幕式现场左边。它是纪念馆中的一大亮点。展览由“高潮与危机——中共五大的历史背景”“贡献与局限——中共五大的召开”“应变与转折——中共在五大后的奋斗”三大展区组成。整个陈列以第二部分为重点，这一部分反映中共五大的准备、中共五大的经过和中共五大的结果。我们在馆里看到两个部分的五大代表简介，一是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董必武、王荷波等共82名；二是未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吴玉章等9名。除11名代表（含未出席会议的杨其珊代表）外，其他代表都配有照片和简历。展览中有一份5页纸的“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 格外引人注目。这是1977年12月7日，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同志，在湖北省咸宁市干休所李维汉同志家中的谈话记录。中共五大期间，李维汉同志是中共湖南区委书记，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他在谈话中回忆说“1926年下半年，我们接到中共中央的一个通知，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革命要转入土地革命，我们湖南省委的同志都很同意”，但是，“1926年12月在汉口开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不同意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意见”。到了党的五大，“陈独秀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破坏统一战线”。李维汉认为“毛泽东当时是受排挤的”。他说“湖南省委在土地问题上，同毛泽东是一致的”。“对陈独秀，当时大家有不满情绪，但还是选他当总书记”。从李维汉回忆中可以看出，尽管共产国际提出土地革命问题，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指导，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一纸空文，毛泽东只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也就不奇怪了。但三个月后，毛泽东以此身份出席党的“八七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开辟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陈列馆里一些资料显示，五大会上，瞿秋白、蔡和森带头向陈独秀“开炮”，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內的右倾观点。任弼时当时是以团中央书记身份出席党的五大。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称这个报告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当年任弼时仅24岁，却敢于批评年长资深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引起的轰动。五大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为三个月后的八七会议最终结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陈列馆英烈名单前，参观者步履缓慢、神情庄重，低头默哀，表达对先辈们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当年，面对反动派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在腥风血雨中勇往直前，在困顿迷茫中寻找方向，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

讲解员说，目前，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征集到文物珍品110多件，历史资料800多份，并部分对外展出。陈列馆里丰富的文物，包括与会代表穿过的粗糙西服，用过的老旧皮箱，再现中共五大代表们朴素的生活和艰难的岁月。还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数据和文史资料，使大家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也使我们对党的敬意再次油然而生。

走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我们来到党的五大上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雕像前，向10位纪检监察的先驱们深深鞠躬，以表达曾经在纪检岗位上工作过的晚辈们的崇敬之情。我们永远记住，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包括中央监委主席王荷波在内的8位同志，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刑场和对敌斗争的战场上，无一人叛变，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为鲜红的党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中共五大纪念馆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