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领袖的崇高风范

——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

林俊德

近日读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读时，除了为毛泽东日理万机、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敬佩、惊叹外，还从几件事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是，密切关注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

1950年8月8日，毛泽东把一封反映大学毕业生分配学用不一致问题的来信批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此事是谁人负责，请加处理，将此信发交处理机关的负责同志重加审查，并将结果告我为盼。”9月10日，他阅看北京一位小学教师反映群众生活疾苦的来信。信中说：现在政府各机关在北京买了上万处大房子做办公室和宿舍，卖大房子的房主又买中小房子自住，造成不少租赁房住的贫寒市民无房住并房租大涨；政府公布供应“八一面”、“九二米”有好几个月了，可是粮米铺更多的是价贵的“头号粉”、“白细米”，作了批示：“彭真阅后送周办。此两问题确实须作适当的解决。”1951年6月26日，他看过全国政协委员符定一询问文史研究馆何时成立，请求救济旅京老人的来信后，批示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10月12日，在铁道部工程师韩伯林反映北京市住房紧张、房租高的来信上批示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此事请市委讨论一下，找出解决办法，并给韩伯林工程师一个答复。”12月18日，看过北京被服厂缝纫工人反映“虽然增产很多，但这次调整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的来信后，批示给彭真：“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请你派妥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如真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应给予解决。”1952年5月31日，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5月27日关于1至4月份群众来信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解决职业问题的报告上，批示给周恩来：“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6月14日，阅过北京市委6月11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的报告,批示给周恩来：“（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9月11日，看过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08期刊登的《华北各地职工的疾病情况严重》的报道，批示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薄一波：“请与华北局同志商量，是否可以为解决工人疾病问题，召开一次专门会，决定实施办法？”10月2日，阅过内务部部长谢觉哉9月30日摘转的中央湖北灾情视察组的报告，批示给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湖北和皖北今年灾情颇重，必须统筹救济，请你加以注意。”概而言之，凡属关系民生的事、涉及老百姓疾苦的事，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千方百计把它办好。

二是，严格执行党的有关规定。

有两方面的例子：

一、禁止对他个人任何形式的颂扬、褒奖。

1950年5月20日，就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铸造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作出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并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处批注“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9月20日，致信湖南省委负责人黄克诚、王首道并告华中局负责人邓子恢：“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就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作出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1951年5月16日，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一至三月处理人民给他来信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谈到还有九千多封信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作了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12月25日，在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月下旬向他的工作报告给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党组织的指示电稿时，着重强调：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二、要求在宣传上少用乃至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1951年8月下旬，在阅改《人民日报》文艺组副组长、诗人袁水拍起草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后记稿时，将原稿中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胜利”，改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胜利”。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4期转载《解放日报》发表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他将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删去“毛泽东思想”。9月25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将提纲中的“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同时批示邓拓：“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954年12月19日，在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又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三是，恰当回应数不胜数的亲朋故旧各种各样的诉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了拥有巨大权力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朋好友、老师同学纷纷来信，要求帮助解决各种问题。这些人皆为平民百姓，他几乎一一回复。粗略统计，在本卷《年谱》时间段，回复的信达182封，其中涉及毛氏直系亲属、近亲、远亲（包括夫人杨开慧烈士家、母亲文氏家）。在极其繁忙的状态下有如此多的亲笔复信，彰显他渗入骨髓的浓浓亲情和心系老友的拳拳盛意。但是，亲情归亲情，友谊归友谊，对亲友们的求助，只能在政策规定、原则许可的范围内解决。例如，对于求职者，希望他们有积极的表现，自然参加进去。他给小学至中学的同学毛森品复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对其表兄文运昌的工作问题也持同样态度：“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对于要求来北京工作或学习的，大多劝他们就地、就近解决。对近亲的要求尤为严格。例如，就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工作问题，1949年10月9日，致电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1950年5月27日，就舅家文氏兄弟四人来信反映当地区乡政府工作中一些问题，致信湖南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其中说：“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另一方面，对“求助”亲友的困境有切身感受，对他们的要求，只要无违原则，总是尽可能满足，至少给出个主意、想点办法。特别是烈属和其他于革命有功的人，以及师长和老友。例如，周文楠，是他二弟毛泽覃烈士的遗孀，当时在沈阳市人民法院工作，其母则在韶山毛家居住，已有10余年。1950年5月，周给他写信，表示想接母亲到东北一道生活。为此事，他先复信周文楠，说：“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稍后，致信已就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请他给予周文楠旅费的帮助。李漱清，乡村教师，毛泽东少年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他的两个儿子李耿侯、李贡侯和长孙李德深先后为革命牺牲，1950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来信上批示予以证实，并说“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1951年4月2日，毛泽东复信他的另一儿子李介侯，就其请求帮妹妹入学一事表示：“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张次崙（张干）、罗元鲲、袁仲谦（袁吉六），均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后者于1932年去世，其妻姓戴，在世。毛泽东得知三家生活十分困难，便于1950年10月11日致信王首道：“张次崙、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接着，他先后复信罗元鲲、张次崙，表示问候，并告知已将他们的困难“告省府有所协助。”据称，湖南省政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给张、罗两家各送去大米1200斤、现金50万元（旧人民币，1万元相当于此后发行的新币1元）。还有一些亲友十分穷困，亟待扶持，又不好向政府开口，毛泽东便自掏腰包予以接济。例如：1950年5月12日，给房弟毛泽益寄二百五十万元，“以应急需”。5月15日，在复房兄和私塾老师毛宇居的信中，请其先行接济少年时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亨二）若干，“容后由弟归还”。1951年12月30日，给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的同学易南屏寄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1952年8月30日，给旧友朱其陛寄二百万元，“聊佐小贸资本”。10月2日，复信毛宇居，“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信中特地叮嘱：“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六婶，泽连的母亲；泽连即毛泽连，泽荣即毛泽荣，均为毛泽东的堂弟。毛泽东与亲朋故旧的关系超凡脱俗、令人赞叹之处在于：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以公济私。这里，既有纯洁的党性，也有浓烈的亲情，还有深厚的友情，这三者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毛泽东为全党树立了正确处理党性、亲情、友情相互关系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