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的出版慢记

雨 凡

胡愈之翻译《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解放区采访、考察5个多月，写出一部纪实通讯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英国出版，8个星期5次重印，售出10余万册，产生很大国际反响。　　

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当《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已经是反响强烈时，中国国内却几乎没有人看到这本书，尤其是尚无中译本。一天，“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中共党员胡愈之偶然看到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口气读完，当即决定：马上着手翻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支持。于是，出版重任就落到了胡愈之肩上。

要知道，出版这样的“赤书”是十分困难的。当时，国民政府对出版管制十分严厉，出版物必须事先经“新闻总署”审批。怎么办？胡愈之的胞弟胡仲持想出办法：成立一个文化社团，以“抗日读物”名义加以出版。胡愈之说干就干。不久，一个名为“复社”的文化团体在上海成立。经胡愈之、胡仲持和中共党员梅益、林淡秋的聘请，《上海周报》主编吴景崧、编辑邵宗汉，《译报》主编冯宾符、《救亡日报》编委傅东华，《中华书局》编辑倪文宙和进步学者章育武、陈仲安、王厂青12人组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小组。当他们索要样书时，才得知样书只有一本。胡愈之当即决定，把12章共30多万字的样书拆开，每人一章，分头进行翻译。

然而，许多意外情况发生了。如，倪文宙被人诬告私藏禁书，家中遭特务搜查，未译的书稿被翻出，好在书页没头没尾，倪文宙谎称翻译论文，才蒙混过去。冯宾符把书稿放进保险箱，午夜贼人入室撬开，连同钱财一起掠走。失去一章原稿，他心中十分懊恼，但也无可奈何。正当一筹莫展时，他从一位英国侨民哪里又找到一本《红星照耀中国》，才救了燃眉之急。

斯诺与毛泽东

20多天后，译稿陆续交齐，胡愈之通读后不禁叫苦。原来，“各自为战”式的翻译，内容无法前后照应，许多回忆、倒叙的情节接续不上，还出现自相矛盾的情节。另外，译者对书中内容不完全了解，许多名字、术语不知如何翻译，只好音译。如“林伯渠”，有的译成“蔺波趋”“林博曲”； “杨家岭”，译成“羊夹铃”“洋伽灵”等。谬误百出，胡愈之只好把自己关在一个亲属家阁楼里，用了13个日夜进行修改、校正。他后来回忆说：“为把译稿校对得通顺无误，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13天瘦了5斤多。”

书稿校完，确定书名时又出现了争议。有人主张维持原貌，依然用《红星照耀中国》，有人提出：“红星”马上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红军”，为避免麻烦，必须改名。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后，决定书名为《西行漫记》，因当时党中央和延安都在大西北。

书稿敲定了，面临一个更严重问题，就是资金。经预算，印刷2000册，需2500元。这笔印刷费如何筹集？上海《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自告奋勇去找自己的远房叔叔——上海帮会大亨、时任“上海各界后援会”主席杜月笙帮助。杜月笙很爽快地拿出1000元。可是，还有一大半费用没着落。杜元启又出主意：《读书》杂志麾下有个“读友会”，会员2000多名，不妨将《西行漫记》打折预售，交钱就发一张代金券，出版后凭券领书。这办法果然奏效，没几天就筹到1500元。印刷费终于凑足了。

联系印刷又出了问题。因为淞沪战争，大多印刷厂已迁往内地，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家没搬走的印刷厂，但它已停业，工人也全都辞退。后来，在《上海工人救国会》帮助下，找到了10多位印刷工人。他们夜以继日苦干20多天，2000册《西行漫记》装订成册，并运到“复社”。胡愈之等人翻阅历经艰辛、坎坷出版的新书，心情无比激动。

《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终于1938年2月在我国面世。这本新书到1938年11月，4次重印，售出2万余册。武汉、南京、重庆等地相继出现翻印本。无数读者从中了解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和力量，也知晓了共产党的英明主张、解放区的大好局面。真理之声，开始在国统区传播开了。尤其是，许多有志青年、进步人士阅读后，感到延安、解放区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也像白求恩、柯棣华受这部著作感动与鼓舞，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支援抗日那样，冒险跋涉，奔向延安，追求革命真理，实现救国抱负，走上一条通往光明之路。

斯诺（右一）采访陕北根据地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