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亲皆英烈

林思翔

    革命战争年代，在宁德蕉城城区走出了三位英雄人物，依时间顺序为：宁德最早的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英勇就义的郑长璋；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者，被徐向前元帅称为“无名英雄”的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宁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人，在晋北抗日前线，为保护村民壮烈牺牲的抗日英雄黄家祥。

这三位英烈，都出生在20世纪初的宁德城关，都在宁德明伦小学受过启蒙教育，也都进入高等院校深造，都有着坚定的信仰，都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巧合的是，他们三人还是亲戚，进步的思想相互影响，共同的征途彼此激励。他们短暂的一生都闪射出光辉，充满了传奇色彩。

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郑长璋、蔡威、黄家祥都出生在蕉城富商家中，家道殷实，生活富裕。讲究门当户对的当年，当地富商子女之间通婚很常见。1923年郑长璋娶蔡威堂姑蔡彩珍为妻，郑长璋成了蔡威的堂姑丈；1926年，黄家祥娶蔡威表妹王灼珍为妻，黄家祥成了蔡威的表妹夫。因此，蔡威、郑长璋、黄家祥彼此成了亲戚。

成了亲戚的这三位年轻人，有着共同的理想，都追求进步，投身革命。

郑长璋早在少年读书时，就崇敬文天祥、陆游、戚继光等爱国人士，从小就立下报效祖国的志向。1919年他在上海读中学时，积极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举办的声援北京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活动。1921年，郑长璋考入北大政治系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进入北大后，郑长璋和进步青年一道，在导师李大钊的教育引导下，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阅读《新青年》《向导》《劳动者》等进步书刊，以及《共产党宣言》，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理念，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全国共产党员仅420多位。

蔡威于1920年13岁时，就参加了宁德城关进步学生组织的抵制日货活动。1922年，蔡威在福州格致中学就读，接触了《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目睹了福州教职工举行罢课和商民举行停运日货斗争，激发了其爱国情怀。1925年年底，蔡威考进上海大学社会系。他牢记系主任瞿秋白的话：“我们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革命责任。”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6年，年仅19岁的蔡威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家祥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就在家乡参加郑长璋、蔡威组织的工农革命活动。14岁随其叔到上海求学，直至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其间，与同在上海的妻表兄蔡威来往密切，蔡威经常带黄家祥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引导他阅读马列书籍，从而使黄家祥萌动马列信仰。在蔡威的引领下，黄家祥思想不断进步，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加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和救护队工作。

点燃火种  出生入死

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许多共产党员响应党组织号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推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主导的国民革命，郑长璋也是其中一员。

1926年12月，在北伐军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为加强对福建省国民革命的领导，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壮大和发展党的组织，中共中央调整充实了中共福州地委，派遣一批党员参加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工作，并担任多个部门领导职务。此时，在外求学的进步学生也纷纷返回家乡开展革命工作，郑长璋与同在北京求学的表弟林国章、在上海求学的蔡威，分别由北京、上海党组织派回福建工作。鉴于当时宁德乃至闽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尚未建立，中共福州地委决定以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名义派遣郑长璋回宁德，以筹备国民党宁德县党部为名，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郑长璋回到宁德后，经过积极筹备，于1926年12月下旬成立了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郑长璋为筹备处主任兼组织部长，林国章任委员兼宣传部长，蔡威为青年股主任，这三位成为筹备处组织工农运动的领导核心。筹备处有14位成员，他们或是亲友，或是同学，志同道合，一起投身国民革命运动。

郑长璋领导的筹备处通过举办党化训练班、文化夜校和组织街头演讲等形式不断扩大宣传面，革命道理逐步深入人心。筹备处相继成立了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等社团，入会者多达万人，遍及城乡。郑长璋、蔡威等人点燃的革命火种，开始在宁德燎原开来。

从1927年1月起，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发动民众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时宁德县商会会长黄笃夫，开设渔行，官商勾结，欺行霸市。郑长璋、蔡威发动渔民与黄笃夫展开面对面斗争，并以县党部筹备处名义宣布：渔民可以自由捕鱼，自由买卖，任何人不得干涉。渔民无不欢欣鼓舞。他们还清算了黄笃夫等土豪劣绅贪污军饷的罪行，将黄笃夫等人游街示众，大长了工农群众的威风。飞銮乡碗窑村，是著名的陶瓷生产地，聚集着数十家陶瓷厂，有千余名窑工。工人们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不但工钱少，还常常被厂家拖欠，难以养家糊口。郑长璋等人深入工厂，发动工人起来斗争。在县党部筹备处的领导及支持下，窑工们联合起来，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诉求，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工人们取得了胜利。

郑长璋等人领导开展的工农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宁德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使他们威风扫地。恶势力对郑长璋等人切齿痛恨，伺机报复。

1927年3月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破裂。4月3日，国民党右派人士在福州召开“拥蒋护党”大会，宣布“肃清跨党分子”，逮捕、通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领导人。一时间，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笼罩福建各地。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后，宁德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土豪劣绅也活跃起来，他们派人赴省城向右派头目密报，指控郑长璋乃“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赤化分子”，并召开“拥蒋护党”大会，策划向县党部筹备处夺权。

面对严峻形势，郑长璋一面组织力量，保卫县党部筹备处；一面派林国章、蔡威赶往省城，向福州地委领导汇报，请求指示。但因“四三”反革命政变后，地委领导已转移，联系不上，林、蔡二人被敌人发现，被捕入狱。郑长璋闻讯立即赶往福州设法营救，却被宁德反动势力一路暗中跟踪，一到福州就被逮捕。郑长璋在狱中继续宣传革命道理，向难友教唱《国际歌》，鼓励大家坚定信念，顽强抗争。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对他下毒手。1927年4月27日深夜，郑长璋与福州首任地委书记方尔灏等7位共产党员一起被敌人押往鸡角弄刑场，郑长璋带头高唱《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歌声在寂静的夜空中传播开去，福州百姓第一次听到悲壮的《国际歌》旋律。

技侦英才  功勋卓著

蔡威入狱关押期间，对警察的盘问沉着对答，没有暴露身份，关了4个多月后，被保释出狱，随即赴上海，进入同济大学求学。几经周折，在法南区找到党组织，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还将其上海舅舅家中财产变卖，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

1931年4月，受党组织委派，蔡威参加了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半年后，党中央派遣他与王子纲一道秘密前往鄂豫皖苏区，从此开始了无线电事业的革命生涯。蔡威任中央军委鄂豫皖分委会参谋，投入紧张的电台创建工作。鄂豫皖苏区成立了通信大队，举办无线电培训班，蔡威亲任教官，对只有高小程度的学员进行耐心讲授，悉心培训无线电通信人才。

这期间，蔡威还为电台器材的筹集和创建电台废寝忘食，不懈努力。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在鄂豫皖苏区政治、军事中心——新集的钟家畈诞生了。电台建立后，与湘鄂西苏区、江西中央红军、湘鄂赣苏区沟通了联系，后通过江西中央红军中转，又与党中央沟通了联络，从此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孤军苦战的局面。蔡威在完成通信联络任务的同时，还兼任教官培训人才，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一大批无线电通信、报务和技侦人员。

1932年8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建立了第二部电台，蔡威任二台台长。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开始西征，蔡威率领二台工作人员及电台器材运输队随军西行。在一个小镇休息时，与战斗部队拉开了距离，被敌人紧追不舍，彼此相距仅二三百米，形势十分危急。蔡威急中生智，一边将身上银元抛撒在地上让敌人抢夺，减缓速度；一边掏出密码本，一页一页撕下塞进口里，猛嚼几下就咽下肚，把整个密码本全吞了下去，从而保证了我军通信密电的安全。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时蔡威开始了对敌电台的技术侦察工作。他不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注意收集敌部队番号、指挥、兵力驻地、行动路线等情况，从蛛丝马迹开始破译敌台密码。

当时四川军阀田颂尧纠集38个团6万兵力，向红四方面军发起“三路围攻”。蔡威在宋侃夫、王子纲的密切配合下，破译了田颂尧部队的“通密”，掌握了敌核心军事机密。5月的空山坝战役，因蔡威提供了准确情报，歼敌13个团，使敌左纵队遭歼灭性打击，创造了我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蔡威受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特别奖励。一个月后我军全线击溃敌军，取得反“三路围攻”的重大胜利。

在1933年12月至1934年7月的反敌“六路围攻”中，蔡威日夜守在电台旁，截获情报，严密监视敌军的一举一动，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被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誉为“活菩萨”。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终于粉碎了敌人“六路围攻”，歼敌8万，取得辉煌胜利。为表彰蔡威的特殊贡献，总部特别奖励蔡威300块大洋。蔡威将全部大洋分给全体同志，包括炊事员和马夫。

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受强敌堵截追击，处境险恶。蔡威与宋侃夫等人破译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军密码，及时发报转告，对中央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的作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说：“红四方面军电台同志有功劳。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云、贵、川、湘一带遇到困难时，是你们及时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毛主席的话，是对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蔡威等人所作贡献的高度赞扬。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蔡威随部队前行。10月在第二次过草地时，蔡威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他率全局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除继续侦察四川军阀动态外，还开展了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动态的侦察工作。为了侦听和破译密码，他常常废寝忘食，战斗繁忙时，一天工作20小时以上，及时提供了准确情报，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6年8月，蔡威第三次过草地，恶劣的战争环境和长期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坏了他的健康，体质更加虚弱，他患胃病、肠炎，继而染上重伤寒病，卧床不起。朱德总司令、徐向前总指挥等领导都前来看望他；总部还派著名军医傅连暲为他医治。9月22日，当部队过完草地到达甘肃岷县的朱尔坪时，蔡威不幸病逝，年仅29岁。徐向前闻讯从前方赶回，主持蔡威遗体告别仪式，赞扬蔡威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及技术侦察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誉其为“无名英雄”。

抗日勇士  壮烈献身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军民奋起抗日，打响淞沪保卫战。正在上海求学的黄家祥，积极投身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和救护队工作，还多次从其父设在上海的货栈里取出现金资助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学毕业的黄家祥响应党的号召，决心“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匆匆回家乡告别亲人后，便投身抗日斗争，进入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代县，任抗日民主政府司政科科长。

黄家祥高度近视，戴500度眼镜，视力不好。但他任劳任怨，勤奋工作，在恶劣环境下，始终保持革命热情和八路军军人本色，与群众同甘共苦，吃糠咽菜，从无怨言。当年的代县县长孟维壁高度评价黄家祥，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时期，他的革命意志从不动摇，抗战必胜的信念坚定不移。”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解放区抗日队伍处境十分艰险。黄家祥和同志们每天不仅要与日寇及伪军周旋，还要坚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黄家祥深知敌人的残暴，平时总是怀揣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敌人一拼。他对孟县长说：“如果被敌人包围无法脱身，我就用这个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决不投降！”

1942年9月25日凌晨，黄家祥正在五台县红表乡榆林村组织有关人员开会。黎明时分，一队日军悄悄上山来到村口，企图偷袭。正在村口水井边取水的一位村民发现后，就用铁桶敲声报警，告诉村里人赶快隐蔽。情况十分危急！黄家祥临危不惧，为了村民安全，他带领参会人员迅速撤出村子，来到山岗上。由于眼睛高度近视，在黑暗中他跳过山沟时突然摔倒，脚踝骨折，无法行走。他动员身边同志马上疏散撤离，不要等他。在他前面的一位同志转回头，想扶他一起撤退，不料被敌人发现目标，追了过来。黄家祥一把甩开那位同志的手,说：“你快走，不要管我！”这时敌人已步步紧逼。在这危急时刻，黄家祥选择暴露自己，掩护同志撤离。他毅然站了起来，并故意发出响声，朝相反方向边走边喊，故意把敌人吸引过来。果然，一个日军小队长带着五六个日本兵包围过来想活捉他。等敌人靠近身边时，黄家祥出其不意地拉响了手榴弹。只听一声轰响，两名日本兵当场毙命，日军小队长的一条手臂也被炸飞。战友们安全转移了，榆林村百姓也免遭一场劫难，而年仅33岁的抗日勇士却再也站不起来，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英雄不朽  家乡荣光

郑长璋、蔡威、黄家祥三位年轻人既是亲戚，又是革命同志与战友，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生命，他们的英雄事迹载入共和国史册，彪炳千秋。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事迹和共产党员身份在数十年后才大白于天下，为家乡人民所知晓。之前他们甚至被人误解，家庭成员还因此蒙受不白之冤。

郑长璋因大革命时期以“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主任”头衔开展革命活动，有关部门不理解，其革命历史也鲜为人知。直到50多年后的1980年，其独生女郑启如向宁德县委（今蕉城）要求追认其父为革命烈士时，县委通过调查核实才弄清原委。民政部于1981年12月追认郑长璋为革命烈士。在北大校园，他的名字与其导师李大钊等人一起被镌刻在北大英烈纪念碑上。郑长璋，这位宁德“北大英烈”的事迹终于为更多人所知晓，也让家乡人引以为豪。

家乡人对蔡威的认识就更复杂了。蔡威小时候名为蔡泽鏛，参加红军后改为蔡威，由于隐蔽工作铁的纪律，他长期没与家里通信，家里人不知其下落，对其革命工作情况更一无所知。家人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始终没结果。

因为蔡威同志贡献突出，当年有关领导和他的战友一直没忘记他，他们在苦苦寻找蔡威的家人。在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蔡威的老战友宋侃夫、王子纲、徐深吉、马文波、肖全夫等多年奔走呼吁，几经周折，于1985年蔡威烈士的真实身份才得以确认，并找到了他的亲属下落。1986年宁德县隆重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大会”，蔡威烈士的事迹才在家乡传播开来。

黄家祥牺牲后，当地村民将他安葬在村外一棵梨树下，每年都到他坟前烧香祭拜。解放后，其名字被镌刻在代县烈士陵园碑亭上。

黄家祥当年离家北上后，由于路途遥远和战争环境，家里亲人除收到他在延安学习时辗转上海寄来的书信外，再也没有收到他的音信，也不知其下落，一直在苦苦地等候他的归来，可这一等就是近半个世纪。

代县当地群众一直怀念黄家祥，传颂着黄科长为保护老百姓与日寇拼搏壮烈牺牲的故事。黄家祥的战友孟维壁（时任山西省民政厅厅长）等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在寻找烈士的家人，于是给宁德县委写信查询，几经周折，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联系到黄家祥的子女。1984年9月，当烈士子女手捧亲人骨灰盒回到宁德城关时，干部群众燃放鞭炮，隆重迎接烈士英灵回归故里。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郑长璋、蔡威、黄家祥三位英烈，虽因种种原因，让家乡人迟到半个世纪才了解他们的事迹，然吹土见金的传奇和几经周折的寻亲，更令家乡人民铭记他们，倍感荣光，也永远怀念！

（本文原载于《福建日报》2023年4月2日，文中史实参阅了宁德蕉城党史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