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

阮诗玮

【按】2021年12月9日下午，“吉祥讲坛”第五期在福建省人民医院开讲。福建省闽山中医肾病学术流派创始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肾病科学术带头人、第二届福建省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特聘副会长、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阮诗玮教授受邀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本文为讲座内容摘要。阮教授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横向、纵向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和中西医的关系，以及当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关系。这个主题由几方面构成，其中重点是文化，而且同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一）何谓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的外延是十分丰富的，“河图八卦出,洛范九畴初”（注：该句出自唐代李峤的《书》）我们通常认为《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伏羲八卦则是由《河图》《洛书》演变而来，让中华文明更进一步。相传，大禹受《洛书》启发，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从而成功疏浚洪水，以治理社会。《易·系辞上》有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对后世影响深远。又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及仓颉造字等也都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和语言都是文化组成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字的一脉相传，与西方海洋文明的符号文字相比，也更显独特，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的特性。大家都知道福建的历史，北有周口店，南有万寿岩。我们福建三明的万寿岩遗址被誉为“南方周口店”，正是“从炸药包下抢救的瑰宝”。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将其保存下来，留住了这一远古人类的遗迹，并开启了保护利用的崭新篇章。前段时间新闻也有所报道。船帆洞我曾参观过两次，它是人类现存最早的建筑之一，也是我们的自然文化遗产。故宫也属于中国的文化，其建筑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此外，研究表明北京的中轴线大概逆时针稍偏离子午线两度十几分，这同样也属于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

那么，文化的内涵定义如何？我从百度上也搜索了文化的定义，上面说文化是经济、物质和精神的总和。就像哲学的概念一样，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和。我找了很多资料，但对文化的概念还不是太满意。我觉得文的物化和物的文化都是文化。即文化是物的神态与非物的韵态。比如福建的武夷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戏曲、语言、音乐、舞蹈，甚至杂技等也都是非物质的文化，这就是一种非物质的韵态。物的神态，比如珠穆朗玛峰，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我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人们对物的神态与非物的韵态的思想意识的体现，是上层建筑，是形而上的东西。所以文化的涵盖面很广，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优秀文化。

 （二）何谓优秀文化？我在兰州参加民盟召开的“一带一路”研讨会期间，有一个兰州大学的教授把“头戴面具”这种习俗（注：指的是甘肃傩文化。傩,是一种古老的驱鬼逐疫的巫术仪式,是原始巫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佩戴面具是傩戏表演的典型特征之一。）介绍成一种文化遗产，代表甘肃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我不太赞同，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的遗存都当做优秀传统文化，那将会误导我们的思维，误导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优秀文化下一个定义，即优秀文化应该是能够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具有普遍性、实用性和真理性的。那我们中国有哪些优秀传统文化呢？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代表性人物，著名历史学家蔡善思先生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北泰山与南武夷。”北有孔子，南有朱熹，朱熹是我们福建人，他在考进士科举的时候，籍贯写的是福建，而实际上他的祖籍是婺源，祖父那一代到福建，他的父亲在尤溪和政和都曾当过官员，是我们福建的一位历史人物。而孔子在中华文化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有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所以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里程碑。我去山东曲阜的孔庙，里面一个大成殿，将孔子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很多人将孔子称为先知、圣人或先师。但并不注意“大成”这两个字，他是自伏羲以来到春秋的集大成者，孔门有七十二贤，还有老子、墨子、曾子、子思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人。而在孔子那个年代之后，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毕达哥拉斯，差不多与老子、孔子同个时代的人，他出生于贵族，游历过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地区，而他是否来过中国，中国的文化是否对他产生影响还不得而知。他提出了“万物皆数”，正如我们中国古代也有“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理论，也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致的。这些都是我们认为的优秀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这里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宋朝以前全世界的科技发明，中国占了2/3以上。一直到了宋朝以后的16世纪，中国对世界科技的贡献还是达到54%，而后来我们的科技又为什么落后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写了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在这本书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我又想起2005年温家宝去探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也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很多意象优美、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及“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千古绝句。且中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深通经史百家，学识渊博者，比如苏颂，也是我们福建人，他不仅是北宋中期的宰相，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还编撰了《本草图经》。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引用《本草图经》的内容多达74处。我去参观同安苏颂纪念馆时，看到了苏颂星图，其绘星数是1464颗，比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观测的星数还多了422颗。除此，我还看到苏颂等人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李约瑟认为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我们一直以为钟表是欧洲人发明的，而实际上鼻祖却是苏颂。李约瑟对此评价道：“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我还去过建阳的蔡氏宗祠，蔡元定是朱熹的学生，二人在各自山顶上建造灯塔,夜间悬灯相望。灯明表示学习正常，灯暗表明学有难处，翌日往来论学解难。蔡元定每到先生处,朱熹必留他数日,二人对榻讲论,经常通宵达旦。他的父亲叫蔡发，在其《天文星象总论》中精确阐述了地球、月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规律，与当今科学的认识完全一致。其“日心说”，不仅在时间上比西方的哥白尼早四百年，且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还有南北朝时期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因此中国人当时的科技水平是十分发达的；东汉时期，张衡创造地动仪。还有我们中医人都非常清楚的，南宋时期王惟一设计出的针灸铜人，若没有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肯定是无法制作出的。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依靠的指南针也是宋朝以前就发现的，指南针的应用开创了航海史的新纪元，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都是世界一流的。中华民族在古代为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李约瑟问为什么工业革命现代的科学技术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个问题，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所以有了《神农本草经》，后世医家莫不以此为宗，并逐步发展丰富，形成了如今世界闻名的中医药宝库。《诗》《书》《礼》《易》《乐》《春秋》也是自伏羲以来，经过我们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不断完善，发展传承下来的。那我们再看看欧洲在宋朝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都知道西方神权对于思想的禁锢，相较于中国皇权而言对于百姓的禁锢更为严重，原因便在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政教一体。从哥白尼等的悲剧中不难看出中世纪的黑暗。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参加过一个考试，内容是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描述，中国人在进房间前要脱鞋，且要每天洗一次澡，我当时便深有感触，在西方的野蛮时代，中国人已经非常文明了。元朝时期，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在游记中也记载了福建泉州，繁华富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明朝时期，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另一方面消化吸收了从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中华优秀文化，即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也推动了全球化地球的文明。1643年牛顿出生，其地心引力和万有引力等奠定了欧洲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础。1765年，瓦特蒸汽机的出现与完善，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期，1831年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共同建立的电报机制造公司，奠定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开启了电气化时代。

 然而，这两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都没有赶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古代中国没有及时学习、捕捉世界科技发展的苗头趋势。另一方面，我们古代的科技如此发达，为什么没有得到传承和发扬？我认为是古代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不够完善，科举考八股文，不是文便是武，而忽略了工科和理科，甚至将医者认为是下九流，这也是落后的因素。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回答的方面，如我们的封建制度也是造成发展落后的核心因素，这些都值得深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洲不断发展，中国没有跟上，直到坚船利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才开始反思。后来张之洞力主废除科举制便造成了弊端，因为人有生存的欲望、安全的欲望、感情的欲望、成功被尊重和追求卓越的欲望，这就是马斯洛的需求阶梯学说。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在前四种需求都满足之后，便开始追求卓越，而这些欲望就是力量。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看社会力学研究很有潜力，可以开拓一片社科学术天地。人民群众的需求欲望会汇聚成浩浩荡荡的社会力量，但科举制度一旦废除，力就分散了，大家拉帮结派各立山头，这些青年精英们追求卓越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社会就会动乱，所以也加快催生了清朝的灭亡（当然，清朝灭亡，我们埋葬了封建制度，对中华民族是幸事）。若是不知如何改革科举制度也不应把它废掉，好的制度废掉了就是失误。若是把理工科加上去，那不是更好吗？因此前一段有人说要废除高考、改革高考制度由学校自主招生，我是坚决反对的，这就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底层的群众和弱势群体没有晋升的空间。“寒门出贵子”，穷人家庭也是会走出人才的。我就是在乡镇出生，乡镇长大的，我见过很多很贫困的人，他们的小孩也有很多聪明、有塑造潜力的。因此教育公平十分重要。

毛主席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经常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要传承什么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医经常所应用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中庸中和说以及修齐治平论，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在中国成功，被中国人所接受？就如陈独秀，李大钊，国学底蕴深刻，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入中国，我们这么多的精英阶层就接受了，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就有这个基因。正如《礼记》中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所以我们很早的文化基因就有大同世界的理念。郭沫若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马克思进文庙的时候，孔子对马克思惊叹：“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也对孔子惊叹：“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所以，郭沫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我认为中国人的文化根源就有共产主义，就有天下为公的思想。

我刚才讲到的是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文化基因，对于阴阳五行，我们中医人都非常清楚，一阴一阳谓之道，“天地人三才之道”。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医应用广泛，西医也是如此。细胞的阴离子与阳离子；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胰岛素与胰高血糖素等等，不胜枚举，都是一对阴阳。所以我认为阴阳学说揭示自然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规律。在自然规律中，我们的DNA为什么要形成双螺旋的状态，实际上就是太极的“S”，是一种中和状态，是个三维空间，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致中和”。现在物理学理论最前沿的是弦论。自然界的基本单元不是电子、光子和夸克之类的点状粒子，而是很小很小的线状的“弦”构成。弦的不同振动和运动就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能量与物质是可以转化的，故弦理论并非证明物质不存在。弦论中的弦尺度非常小，操控它们性质的基本原理预言，存在着几种尺度较大的薄膜状物体，后者被简称为“膜”。整个宇宙也是弦的运动，膜的状态，也符合阴阳学说，所以阴阳学说不是朴素的哲学观，而是非常全面深刻的揭示了我们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即使是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编程二进制算法中的“0”和“1”，也是一阴一阳。五行学说以五行之间的生克乘毋关系来阐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符合现代的哲学观。我们的阴阳平衡、阴阳消长、阴阳转化、阴阳互根互用也全面深刻的揭示了现代的矛盾论，如黑格尔辨证法等。天人相应，经云：“人禀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规律在人体也得以体现。福州人说春捂秋冻，就是说秋天，经过了一个夏天能量的蓄积，太阳阳光充足，从人体到地球也聚集了很多的能量，到了秋天和初冬的时候就要散发，所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如果这个时候过用温热的药可能就会出问题了。《礼记·大学》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孔子修齐治平说，怎么修身、养性、立德、立行、立言，这些都是处理社会关系的一门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就概括这样几个方面。习总书记说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我们中医人最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哪里。

（四）中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过医史的都应该知道，“医者，易也”，医道同源。我们也有很多仁医、儒医，正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们也都是精通儒学之人，所以医儒也是同源的。中医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三因制宜等，这些理论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以及中庸中和都是相一致的，我们中医的施治就是要致中和。我在《阮诗玮学术经验集》一书中予陈立夫先生的信中也提到“致广大，尽精微”、“求致中和”之道，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观点是“大道至简”。我福安时曾经拜访陈荫南老先生，他习用“六和汤”，即“香薷或藿香，白扁豆，明党参，煮半夏，茯苓或杏仁，川厚朴”。在福安，尤其是夏天用之，效如桴鼓。我曾讲临证要遵循“六看”思维，第一要看“天”，“天”即是指天气状况，五运六气。比如2019己亥年的秋冬季节，福州地区久晴无雨，终之气太阳寒水是主气，少阳相火是克气，六气是相克的；终之运也相克。我看诊时，发现病人舌苔都很厚腻，这与当时的天气是相违背的，秋季本应养阴居多，却还在用藿香、佩兰，当时我就说“今年很异常”，果然后来疫情就在全球爆发了，后来我的学生把它记载到福州政协文史馆的叙事中去，这是一个很异常的天道现象。二是看“地”，“地”即是指地理环境，水土方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福州一面向海，三面环山，是一个盆地，湿热较重。在宁德，小孩出生时传统是要喝一勺黄连汤，小孩没有喝，头上就很容易长疖子，容易上火，后来吃凉药都难治根，这就是地气的因素。我的家乡周宁是这样一个地方，“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临海较近的山区，经常雾气缭绕，加之海拔较高，寒湿很重。我小时候经常听到寒湿二字，读书时也注重搜集寒湿的古代论述，并不断收集病例，后来就写成了《寒湿论治》一书。《寒湿论治》一书比较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正邪辨证”，我们知道中医的辨证方法有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和六经辨证。中医有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的治疗大法是扶正祛邪，如何扶正祛邪呢？首先要进行正邪辨证来判断，是正气虚损还是被邪气所伤，并权衡其轻重。所以要进行正气辨证才能知道“三分补益，七分祛邪”还是“七分补益，三分祛邪”等立法遣方用药之权重。关于邪气辨证，我在本书中也提到了刍议六淫。六淫不仅是邪气，更是一种辨证法。邪气辨证，包括六淫辨证，还有七情等。正邪辨证是每个医生论治疾病时都会思考的问题，但却没有人提出。我在书中将它规范出来，这就是本书的贡献之一。《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明地理环境不同，植物的生长状态不同。对人体的影响也是一样。我们通常认为北方人腠理致密，但现在由于暖气空调的影响，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医者，易也”，是活的灵魂。所以我又提出了“动态治疗”。刚当医生时，治疗急症比较多，我认为给住院的急危重病人开具一天甚至两天的医嘱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病情瞬息万变，应根据病情变化不断调整方案。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必须把病人的所有信息都在装在脑中，一丝不苟，反复观察，及时发现变化的病情，这样才能救生灵于水火。所以我们对于急危重症要动态治疗，不能刻板，而是要多维、动态地进行诊治。三是看“时”，“时”即是指时令季节、疾病阶段。“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说的是植物与时令之关系，人体更是这样。我提出燮理阴阳气血和治理时邪是延缓慢性肾衰竭进展的重要可逆因素。分析慢肾衰的可逆因素，从西医来讲有六七个方面，我再加上中医方面的燮理气血，祛除时邪，很多病人的肾功能得到改善，延缓进入透析，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也减轻了医药费用的负担。我曾经治疗一个70多岁病人，她坚决不做透析，我就给她开“益肾清浊方”，病人肌酐从900+umol/L降到了300+umol/L，持续了五年多。四是看“人”，“人”即是指体质禀赋，我参照匡调元教授的中医体质学说，大体分为六种，分别是正常质、迟冷质、倦晄质、腻滞质、晦涩质和燥红质，在书中也有提到，大家可以参考。五是看“病”，“病”即是指这个人患什么病，中医与西医的病都要诊断。六是看“症”，“症”即是指四诊症候，四诊合参看症候，比如一个人表现为头痛、口干或腰痛等，包括西医的实验室检查，是否有蛋白尿、血尿，这些都是我们要看的症候范畴，以及个人的舌象和脉象，要综合来分析。

（五）中西医结合是必然趋势。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力钧提倡中西医合璧，张锡纯提出衷中参西，毛主席主张中西医结合，十分重视中医药的发展。自洋务运动以来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就有中西合璧的一代人出现，正如我前面所列举过的。又如现代西医学习中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如中科院院士陈可冀先生，是一位泰斗式人物。中医在内科方面可能拥有较多长处，还有妇科、儿科、皮肤科等，但中医外科却发展不够。华佗在入狱后，烧毁了自己的毕生所学，使麻沸散的配方失传，失去了麻醉剂也就失去了外科手术的机会，外科就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认为外科没有很好发展的原因是当年缺乏麻醉剂。其次我们应取长补短，不断优化临床诊疗方案，中医好的就用中医，认为没有把握解决的就应及时使用西医，若是中西医结合效果好，就要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这就是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方针。所以我任卫生厅副厅长时提出了一个临床医学追求的目标：临床疗效好，副作用少，医源性创伤小，康复时间快，生存质量高，最后一个则是医疗费用低，这是优化的临床诊疗方案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中西医结合要重点把握的，六大目标中实现得越多，对病人就越有益，对卫生健康事业贡献就越大。另一个就是我们医生不能陷入逆认识论陷阱。每个医务工作者都应发现现象，重视现象，敏感的观察现象。并正视现象，客观地面对，去伪存真，证实其是否客观存在。同时发现现象的规律并用之指导实践，并设法揭示其原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在我的博客也回答了钱学森之问。第一，我认为我们的学科交叉太少，我在2005年写过的《建设创新型国家》这篇文章中指出应进行教育改革，学科交叉，激发更多的创新。第二，要培育上述正确的认识论途径思维，而逆认识论，是以定理定律去推断存在，认为定理定义推导不出来的事情，就是不存在的，这是无知！实际上人类现有阶段认识的整个宇宙物质和规律只有5%左右，95%左右还是未知的世界，我们以5%的认知规律来推断95%的未知世界是极其荒谬的，因此就出现了有些人否定客观存在的事物，这些人对科学发展史史无知，没有把握正确认识事物的途径，所以不会有原创性发现，这对我们科技的发展是极大的阻碍。所以现在要转变过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要自信，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同时积极吸收现代的科学实验。正如《神农本草经》就是实证出来的，我们也要走实证的道路。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在于实证，培根开创了现代实验科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现在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整个科学的发展史植入到下一代的大脑中，要培养善于认识世界，善于改造世界，善于认识规律的下一代，要培养智慧的一代人，我们的原始创新才会出现。第三是我们的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企业投入研发的比重要加大，很多发现都是偶然的，是在生产生活一线的，你只有不断地去研究，平时有积累，才会有敏锐的发现，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要使我们的下一代懂得，存在决定原理，而不是原理决定存在。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医历来都是无神论者，正如“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这是中医很早就提出来的精神，也是中医人的世界观。

我在周宁立了两尊像，一尊是校友集资的孔子像，他是文化的先师。另一尊是民盟捐建的革命烈士凌福顺雕像——砸碎锁链，代表着中国精神。孔子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从伏羲到春秋五六千年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提倡“仁”。孔子到朱熹1600年，儒释道的发展，形成了理学，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闽学核心代表，影响了其后中国政治700多年，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元代之后，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是里程碑般的伟人。从朱熹到现在800年，马列主义及西方的“天演论”、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传入中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后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二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与新时代中国实际和天下实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唱“和”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乃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我想这又是继朱熹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路明灯。

（本文原载于“闽山学派”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