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政治”的《史记·书·乐第二》

楚 欣

《史记·书·乐·第二》节选

《史记》有关“书”的篇章，《乐》居次，故称《乐第二》。

《乐书》一开始，司马迁即以“太史公”（汉武帝时设置的官职）身份说了一番话，其中特别指出：居上位的君子，如果不施行简约的政治，就会废弃礼仪，难以做到《书传》所说的“治定功成，礼乐乃兴”。大凡作乐（ｙｕè），是为了节制欢乐。君子以谦虚退让为礼，以自损自减为乐。所以，《雅》《颂》能使民风纯正，激烈呼号的音声，能让人民心振。相反，郑、卫的歌曲能引发邪念滋生。

司马迁认为，音的起始，是由人心产生的。人心的变动，是物造成的。心有感于物而变动，由声表现出来；声与声相应和，按照一定方法、规律变化，叫做音，随着音的节奏用乐器演奏，加上舞蹈，叫做乐。乐由音产生，其根本是人心有感于物。因此，哀痛时，声急促且由高而低、由强而弱；欢乐时，声舒慢而宽缓；喜悦时，声抑扬而轻散；愤怒时，声粗猛严厉；敬意时，声正直清亮；爱意时，声柔和动听。以上六种情况，是人心感于物而发生的变化，与人的性情无关。所以，先王对外物的影响格外慎重。以礼诱导人的意志，以乐调和人的声音，以政来统一人的行动，以刑法来防止奸乱。礼乐刑政，终极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齐民心，使天下出现大治。

音是人心生成的。世道太平，音充满安适与欢乐；世道混乱，音充满怨恨与愤怒。声音的道理，与政治是相通的。五声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乱，就不会有敝败不和的音声。宫声乱则五声废弃，国君骄纵废政；商声乱，五声跳掷不谐，臣官不理事；角声乱，曲调忧愁，百姓多怨愤；徵音乱，曲多哀伤，国多事；羽声乱，曲危难唱，国财匮乏。五声全部不准确，迭相侵凌，称为慢。这样，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郑国、卫国之音，是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乐，与伦理相通。所以，单知声而不知音，是禽兽；知音而不知乐，是普通百姓。唯有君子才懂得乐。懂得乐就近于明礼了。礼乐的精义得之于心，称为有德，德就是“得”的意思。所以说，大乐隆盛，不在于音声的规模；宴享隆盛，不在于肴馔的丰盛。周庙太乐中用的瑟，演奏时一人唱三人和，形式单调简单，寓意却无穷。大飨的礼仪中崇尚玄酒，不具五味，但在实际的滋味之外另有滋味。所以，先王制定礼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教育百姓要有正确的好恶之心。

人生来好静，属于天性；感知外物以后形成好恶之情。对此若不加节制，天理就要泯灭，人就会产生狂悖、逆乱、欺诈、作假的念头，出现荒淫、佚乐、犯上作乱的事，导致强大的胁迫弱小的，众多者施暴少数者，聪慧的欺诈愚昧的，勇悍者让怯懦者困苦，疾病者不得养，老人、幼童、孤儿、寡母不得安乐。所以，先王制礼作乐，用礼节制民心，用乐调和民气，以政治推行之，刑罚防范之。礼乐刑政四者都能发达而不相悖乱，帝王之术也就完备了。

新版《史记》

司马迁认为，乐的特性是求同，礼的特征是求异。同使人互相亲爱，异使人互相尊敬。乐事太过，会使人之间的尊卑界限混淆、流移不定；礼事太过，会使人之间离心离德。和合人情，使人相亲爱，尊卑有序，这是礼乐的功用。

乐是人的自发产生，礼是外加于人。因为乐自心出，有静的特征；礼外加于人，比较注重形式、外表。因而大乐的曲调、器具必甚简易，大礼必甚俭朴。乐事做得好了，人心无怨；礼事做得好了，人无所争。所谓揖让而治天下，就是指以礼乐治天下。

司马迁指出，为帝王者，武功成就了作乐，文治成就了制礼。五帝在位不同时，所作乐不相沿袭；三王不同世，也各自有礼。至于乐敦厚而无有忧患，礼完备又没有偏漏的，唯有大圣人才能如此。天际高远，地面低下，万物分散又各不相同，仿照这些实行了礼制；万物流动，变化不息，相同者合，不同者化，仿照这些兴起了乐。春天生，夏天长，化育万物，这就是仁；秋天收敛，冬天贮藏，敛藏决断，这就是义。乐能陶化万物，与仁相近，礼主决断，与礼相近。乐使人际关系敦厚和睦，尊神而服从于天；礼能分别贵贱，敬鬼神而服从于地。所以圣人作乐与天相应，制礼与地相应。礼乐详明而完备，天地也就各得其职了。

万物在天者显光亮，在地者成形体。礼就是天地间万物的界限和区别，乐是天地万物间的和合与协调。礼乐充斥于天地之间，阴阳鬼神与礼乐之事相关，高远至于日月星辰，深厚如山川，礼乐都能穷尽其情。乐，产生于万物始生的太始时期；礼，产生于万物形成以后。生而不停息者是天，生而不动者是地。有动有静，是天地间的万物。礼乐像天地，所以圣人才有关于礼乐的种种论述。

司马迁指出，乐是用来象征德行的，礼是用来防止行为过分的。所以先王有死丧大事，必有相应的礼表示哀痛之情；有祭祀等祈福喜庆大事，必有相应的礼遂顺其欢乐的心情。哀痛、欢乐的程度，都视礼的规定为准。

乐的性质是施予；礼的性质是报答。乐的目的是为自己心中所生的情感而表示欢乐；礼的目的是要追反其始祖的功绩加以祭祀。乐的作用是张扬功德，礼要反映的是得民心的情况，并追思原因。乐，歌颂的是人情中永恒不变的主题；礼，表现的是世事中不可移易的道理。乐在于表现人情中共性部分，礼则要区别人们之间的不同，礼乐相合就贯穿人情的终始。深得本源，又能随时而变，是乐的内容特征；彰明诚实，去除诈伪，是礼的精义所在。礼乐相合就能顺从天地的诚实之情，通达神明变化的美德，以感召上下神祇，成就一切事物，统领父子君臣的大节。所以，在上位的贤君明臣若能按礼乐行事，天地将为此而变得光明。

乐是圣人娱乐的一种方式，它可以使民心向善。乐对人感化很深，可以移风易俗，所以先王明令乐为教育的内容之一。

说到这里，司马迁再次谈到历史上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叛之，故身死国亡。”他进而指出：古时候贤明的君主“举乐”，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为了治理国家的大事。因为“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音乐能“通流精神而和正心”。“故音乐者，君子之所以养义也”。

读《史记·书·乐第二》,深感司马迁认识之卓越。按现代科学解释，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所形成的艺术形象，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司马迁之前，古人对乐的看法尚达不到这个高度。例如《吕氏春秋》的解读：“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意思是，万物凡有形体者,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能发声,有声就能成乐。这等于说,乐是纯自然现象，没有社会因素。司马迁不一样,他指出，乐是客观事物被人感知后产生的,与今天的认识差不多。此外，他还把乐、音、声三者作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心感于物而动，产生声；声与声相感应，产生有规律的变化称作音，人因音而生欢乐，谓之乐。所以，“乐（ｙｕè）者，乐（ｌè）也。”基于这个认识,他把乐与礼并列起来，视为封建时代治国理政的精神武器，即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因此，名为《乐书》，大量篇幅却在阐述教化作用，给人的印象是“讲政治”。两千多年后的近现代，人们重视运用音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正是这个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从这一点上说，司马迁对乐的阐述有其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当然，个别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对郑、卫之音的批判。我以为，春秋时代的郑、卫之音，是当时坊间的“流行音乐”，反映人民心声，具有现实意义又相当优美。孔老夫子所编的《诗经》就收集了许多郑风与卫风的作品，至今仍为人欣赏，根本不是什么“淫于色而害于德”，更不能说是“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史记》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