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基础，盛行时间长达两千多年，这在世界上可谓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然而促使这一学说登上“独尊”高位的，并不是孔夫子本人，而是汉代的董仲舒。
汉代建立初期，统治者吸取强秦暴亡的教训，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随着政权的逐渐巩固以及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无为而治”的思想已远远不能适应，它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学说予以代替。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走向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著名学者，对《春秋公羊传》有很深的研究。相传他教的学生比孔夫子还多，以致于“弟子传以久久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学生教学生，一些学生从未见过董的面）。汉景帝时董仲舒任“博士”。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是个很有道德修养的人，学术界都非常尊敬他。但因黄老之学当时还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崇尚儒家之道的董仲舒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景帝死后，汉武帝即位，这位年轻的皇帝知道，要想在安邦治国方面有所作为，就必须拥有一批精英人物为他出谋划策，于是下诏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贤良文学之士”（即思想家、文学家）。各地闻风而动，共推荐了一百多人，集中到京城，由皇帝亲自策问，其中就有董仲舒。
在“策问”过程中，董仲舒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一一作答。他们所谈的核心问题是天与人的关系，史称“天人三策”。
第一策的主要话题是“天命”。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百姓和乐”，“德泽洋溢”应如何做到？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之说对之。他认为，“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这些话的意思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国之君如果暴政失道，上天就会出灾害予以谴责，他若不检讨的话，上天还会再次以灾害警告，他再不改变，就只能走向灭亡了。如果一国之君政治清明，灾害就会一天天减少，日子也会一天天好起来。总之，天是有意识的，可以干预人事，人是受禄于天的。但人的行为也可以感动天，天人能够互相感应。
第二策谈了四个问题。一是黄老之道的无为与儒学的有为。董仲舒认为，此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但是今天，“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二是黄老之道的“尚质”与儒学的“尚文”。董仲舒认为，“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尚文很重要。三是任德与任刑问题。针对秦代实行韩非之说带来的暴政，董仲舒主张以教化与仁义治天下。四是现实问题。汉武帝问道，“朕夙寤晨兴……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我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却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这是为什么？董仲舒回应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天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这里所说的“王心”即王道，意思是，圣上您还没有从仁义的高度加以关注人民。接着他又说，“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针对“士素不励”和“长吏不明”两大问题，董仲舒对如何培养人才，任用各级官吏，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因为“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官吏任用的原则，“毋以日月为功”，而应“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官吏从世袭制转向选拔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制度转变，它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汉书·董仲舒传》因此指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第三策最为关键，即提出确立统治思想的重大问题。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之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意思是，除了孔子之术，别的言论都是“邪辟之说”，应该统统废止。汉武帝接受了这个主张，“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即独尊儒术）”。用儒家的经典培养人材，选用官吏也以儒学为标准，甚至用儒术粉饰法律。
虽然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飞黄腾达起来。原因是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还在，她讨厌董仲舒以及儒家。面对这位经常干预朝政倔犟的老祖母，汉武帝心中有数，没敢马上提拔董仲舒，而是把他派到江都去辅佐哥哥易王。
为了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董仲舒继续钻研“天人感应”之说。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高祖陵园和高祖庙先后发生火灾，搞得朝廷人心惶惶。董仲舒却认为这是宣扬灾变学说的绝好机会，便以这两次火灾为依据写了一篇文章，中心思想是，上天对朝廷的一些做法甚感不满，因此降灾予以惩罚。尽管汉武帝赞同“天人感应”之说，但“感应”的矛头直接指向他，还是接受不了，加上许多大臣对这篇文章激烈指责，众怒难犯，他只得下旨将董仲舒抓进监狱。按罪责，董仲舒“当死”，但对儒学好感的汉武帝还是网开一面，予以赦免。
晚年的董仲舒回到老家广川，专心于学术研究，写下了具有代表性的《春秋繁露》。对于《春秋繁露》书名的解读，唐代学者贾公彦是这样说的，“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意思是，《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笔者读《春秋繁露》，深感董仲舒为《春秋》作义，乃“借题发挥”，实际上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尊君的政治思想，为巩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君权神授”，他认为，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自然界草木的生长凋零，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上的尊卑贵贱，是天神“阳贵阴贱”的意志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神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授予的并按照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庶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
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之说，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他还说，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等的普通人，经过一番教化可以变善，下等的小人则注定是卑贱低微的，只能当牛作马。
对于董仲舒的一生，西汉的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的评价很高，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即伊尹和吕尚）亡以加。管晏（即管仲与晏婴）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然而刘向的儿子刘歆（也是著名的学者）对这个评价却有所保留。他说，“伊吕乃圣人之藕”，董仲舒虽然是那个时代的群儒之首，但还比不上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如果说“管晏弗及，伊吕不加”，显然是过誉了。《汉书》的作者班固将这对父子的看法，同时在《董仲舒列传》的末尾加以介绍，读来颇有意思。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儒学的发展过程。这个创立于春秋时期的学说，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它推向了封建社会正统而独尊的地位，然而此人对儒学的发展也有很多妨碍。他引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迷信思想，使之神学化；他还大力鼓吹“三纲”、“五常”、“三统”等专制皇权的封建伦理。董仲舒之后儒学的历代研究者，尤其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又对儒学进行了一次新的诠释。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时，这个两千多年老铺所“出售”的学说，已经不尽是“原生态”的孔孟之道，它还夹杂着许多别的货色。今天，人们对孔子和儒学需要加以重新评价，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毫无疑问，董仲舒的某些理论和主张应该也在剔除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