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简称《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因其出土于汲郡古墓王陵，所以又称：《汲冢纪年》、《汲冢竹书纪年》或《汲郡竹书纪年》。该书上起三皇五帝及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等三代史事；下迄晋史，用晋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纪年，直至魏“今王二十年”。载及夏、商、周、春秋时期的晋国以及战国时魏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影响。

《竹书纪年》不分卷，佚名编撰。

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280）），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有一盗墓人不准，盗掘魏王的墓冢，发现有陪葬的“竹书数十车”。因盗墓人不准并不知道这些“竹书”的价值，竟点燃“竹书”以照明。事情败漏后，“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晋书·束皙传》）。汲冢的墓主，一说是魏襄王，一说是魏安釐王，迄今尚无定论。

这批竹简文献大都素丝编，长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以好墨写成，史又称“漆书”，“竹书”运到京城后，开始藏在秘府，后来由中书监苟勖、中书令和峤总体负责，集合了束皙、傅瓒、张宙、卫恒等几十位著名学者，先后进行了至少两次的整理工作。

第一次是晋太康初年的初步整理。当时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晋书·束皙传》）这次的整理工作主要有三：一是编连“散乱”。由于这批竹简在地下埋藏的时间太久，编连的“素丝”有的已经断烂，再加上盗墓者的焚烧以及汲郡收书者的不谨，致使“往往散乱”，整理者必须将那些散乱的竹简重新编连，釐清次第。二是释读文字。那些“科斗文”，是先秦古文，荀勖他们在整理时“已不能尽识其书”，但对能够识读的还是要释读出来，进而考释内容，以支持竹简的编连。三是写成“今文”。 荀勖他们把能考释的内容编连好后，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出来。

根据《晋书·束皙传》记载，这批经初步整理的竹书，约为16种76篇（一称75篇），分别为：《纪年》13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2卷（篇）），《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国名》3篇，《师春》1篇，《琐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杂书》19篇；另有 7篇严重残损，已无法识别篇题内容。其中，《纪年》13篇最具史料价值。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因此，第一次整理出的结果仍存在许多争论问题。晋惠帝时，又做了第二次的深入整理工作。这次整理是卫恒、束皙等在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再做了“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晋书·束皙传》）的整理。本次的整理过程是比较谨严的，既有卫恒、束皙的释疑义证，也有王庭坚的质疑辩难，也有王接的折中评判，还有挚虞、谢衡的公允裁决。卫恒、束皙当时的考证内容，从现存的《竹书纪年》中还可以窥视一斑。如荀勖、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通过当时的两次整理后，就有了两种的传本：一是由荀勖、和峤等完成的初释本，二是由卫恒、束皙等所做的“考正”本。

《竹书纪年》的传本尽管有缺落和失误，但在唐开元年间还流传，为唐人著述多所征引。此后，则流传渐稀，宋代的《崇文总目》已未见著录该书了。到了南宋的《中兴馆阁书目》，却有记载曰：“《纪年》二卷……此本止有卷二、卷六”。元代纂修的《宋史·艺文志》亦载“《纪年》三卷”。明代嘉靖年间，范钦所刊《奇书》中有《竹书纪年》二卷，首尾完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然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研究认为“今本”是伪书，遂有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方诗铭等辑本相继问世，约略可见古本《纪年》的残貌。

《竹书纪年》原本虽久已亡佚，但在西晋至唐宋的诸多古籍中尚有许多记述和引证，重要佚文大都得以保留，加之清代以来的几个辑本和大量研究，使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该书原有的文献特征和内容结构，从而认识其的重要而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

该书作为编年体的史书，其首尾之间的记事断限，根据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晋书·束皙传》所记，大致如下：《纪年》纪黄帝等上古传说中的五帝无年代，自夏、商、周三代开始系年记王国之事，所记夏朝“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商朝“自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西周“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或以为当是“二百七十五”之误)。此后“特记晋国”，即以晋国诸侯纪年系事。前403年，魏、赵、韩三家分晋，独以魏国诸侯系年记事，至“今王二十年”而终篇。

《竹书纪年》所载的内容史事大异于有关传统史籍。众所周知，《史记》所载的夏、商、周三代故事多据儒家经传，其说影响深远。但《纪年》所载的不少史事却与《史记》及其所信从的儒家经传相距颇大。例如：《晋书·束皙传》说：《竹书纪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其中：“夏年多殷”，意思是夏朝的年代多于商朝的年代。关于夏、商两朝的存在年代，古来就有不同的说法，而我们今天见到《竹书纪年》的佚文是：夏朝“四百七十一年”，商朝“四百九十六年”，不是“夏年多殷”而是殷年多夏。“益干启位，启杀之”，《史通·疑古》、《杂说》两引“益为后启所诛”。而《孟子·万章上》却这么描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这种帝禹德让天下、子启德有天下的传统说法流传甚广，而以《纪年》所记载的则是政权的惨酷血腥之争。“太甲杀伊尹”，《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说的是：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后太甲杀伊尹复辟。而《尚书》《左传》《孟子》等儒家典籍及《史记》的传统说法则是：“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认为伊尹和周公是一样的贤相，太甲也是改过自新的明君，都是贤德之人。这与《纪年》所记载的伊尹废太甲篡位、太甲杀伊尹复辟的说法完全不同。

如上所述，《竹书纪年》所载的有关上古三代权力转换的过程充满了血腥暴力，大异于儒家的传统说法，而《纪年》所记似乎更接近历史真实，基本是可信的。

除了上述大异于传统记载的史事外，《竹书纪年》还记载了许多较为可信的史事。例如夏王的世系，《纪年》的记载与《史记·夏本纪》基本相合，此外也记载了夏与诸夷的关系、夏朝诸王的都邑等某些他书所缺略的夏代史事。关于商、周的史实，《纪年》亦多有与甲骨文、金文相合者。例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却和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相合。又如先周季历时代的故事，“太丁四年，周人伐佘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等记载，皆为《史记·周本纪》等所不载。《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该书不仅可以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也可以补其他文献之不备，其记载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竹书纪年》的价值不仅在于所记载的史事，也体现于对史学产生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自有的史书，除《春秋》外多已亡佚，《纪年》的流传后世，则为战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证据，是史学独立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此外，《纪年》的出现对晋代史学的迅速发展也起了积极的的催化作用。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影响下，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大量出现，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进而使晋代的学术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史学著作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在荀勖为国家图书的编目《中经新簿》中，图书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

《今本竹书纪年》的内容分三部分，一是正文1053条，大字顶格书写；二是大字注92条，其中标明“沈约注”者7条，低一格书写；三是小字双行注94条，其中标有“沈约注”1条。大字注、小字注当是后人读《竹书》时所附加，皆非《竹书》之原文。自清代顾炎武以来，中经钱大昕、四库馆臣、崔述、朱右曾、姚振宗、王国维等研究考证，普遍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一部“伪书”。 但是学术界也认可《今本竹书纪年》中确实保存了许多原本的资料，部分也是真实可信的。例如《今本竹书纪年》中关于宣王五年命吉甫伐猃狁的记载，跟兮甲盘的铭刻暗合，尤其是“五年”这一时间上的细节，从未见于其他文献；穆王时的毛公班和迁，与班簋中征讨东方诸国的毛公班及其儿子谴应为同一人等等。

《古本竹书纪年》的辑佚本有：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作为附编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版本，颇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