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理论集大成之作。该书对“六经皆史”“经世致用”“史义”和“史德”等著名史学理论，做出了系统详细地阐述，确立了清代学术史的新范式。同时，在总结古代地方志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与纂修义例，被梁启超喻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文史通义》九卷，（清）章学诚著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章学诚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章如璋，为候选经历（清代职官名），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历史研究有特别兴趣的知识分子。他的父亲章镳，乾隆七年（1742）进士及第。乾隆十六年（1751），任湖北应城知县。乾隆二十一年（1756），因以疑狱失轻免官。罢官后，章镳辗转主讲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两县书院，在史学、古文辞以及书法等领域均有较高的造诣。
章学诚的父母对他从小寄予厚望。但章学诚自幼体弱多病，自认为资质愚钝。到他十四岁结婚时，还没读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十五、六岁时，他的父亲则专门为他聘请了塾师，教他写八股文，以期将来能顺利通过科举考试。但他对此则毫无兴趣，而是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泛览群书上，尤其是对史学专注。他曾经花了三年的时间，试图根据《左传》《国语》等书的材料，撰写一部名为《东周书》的纪传体史书，最终被书塾的老师阻止而作罢。
乾隆二十一年（1756），章镳罢官，章学诚年岁渐长，开始懂得人世的艰难，抛掉了以前那些天真不切实际的想法，走上了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章学诚前后共七应科场，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顺天乡试，次年，进士及第。经过了近二十年的风雨奔波和生活磨练，章学诚已经无心为官，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乾隆三十三年（1768），章镳逝世后，章学诚挑起全家生活重担，既无一官半职，又无大量固定田产，全家生活，只得靠他一人以文墨相谋，一直受到饥寒贫穷的困扰。生活的艰辛，不能磨灭章学诚对史学的兴趣，终其一生，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又先后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地的方志，主修《湖北通志》等。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史学理论文章的汇编，凡九卷，分为内、外篇。章学诚晚年双目失明，未能亲手编定。他逝世后，后人编印时，篇目多寡与次序先后互有出入，不尽同一。
《文史通义·内篇》的主要内容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虽文史并论，然侧重史学，抨击学风之弊，提倡学术经世。对于“六经皆史”“经世致用”“史义”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做出系统地详细阐述，被余英时称为确立了清代学术史上的新范式。
古代的“经”，是指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儒家之“六经”，原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书，一般也泛指各种儒家经典。在古代著作中，经的地位长期被认为高于其他类著作。明代王守仁曾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曰：“《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传习录》上），即认为“六经”都属于中国古代史书，从而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开篇提倡“六经皆史”的论断，并加以具体论述，使其系统化。他在《易教上》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即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经是史，经学归于史学，从而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凸显出史学的学术地位。他在《报孙渊如书》中也说：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
章学诚将天下所有著作都归结为史学著作，《六经》即便是圣人特意用来垂训世人的典籍，也和子集诸家典籍一样，“其原皆出于史”，也只能是史学著作。其他如《丙辰札记》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经解中》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一再强调，古代的各种著述都可以作为史料，空谈义理是架空的东西。钱穆先生认为：章学诚阐发的“六经皆史”的观点，是在讨论古代学术的一项重大的创见。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的优良传统。章学诚在总结司马迁、班固、刘知几、郑樵、马端临乃至明末清初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史学经世理论，对史学这一学科的宗旨、目的任务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而又深刻的回答和阐述。他在《浙东学术》一文中说：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章学诚强调史书要“切合当时人事”、明确提出“史学所以经世”，而仅是整理或考证史料的“史纂”和“史考”，还算不上是“史学”。如果无补于世教风俗，就毫无存在价值。因而他注重研究现代历史和当代史，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而反对乾嘉时期繁琐的考证学风。乾嘉时代，考据之风盛行，史学家大多致力于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考订，不敢研究现当代史，章学诚提倡史学要经世致用，企图改变那种脱离现实的不良学风。
此外，章学诚十分重视“史义”（又作“史意”）。他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有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明确表示自己撰著《文史通义》目的之一是为了阐发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历史理论和观点，并要求史学家“作史贵知其意”。章学诚强调史家自身修养，提出“史德”论。“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他在《史德》中说：“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认为史家修养中，史才、史学、史识之外，史德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文史通义·外篇》专为方志论文的汇编。在这一系列文章中，章学诚建立了方志学理论与纂修义例。众所周知，地方文献中最为典型、丰富、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为地方志，而地方志是研究地方史的最基本资料，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称地方志为一地之百科全书。章学诚以前，曾出现大量的方志书，如《明史·艺文志》的《地理类》，著录471种，绝大部分是方志书。到清朝则更多，差不多每个省、府、州、县，以及名山大镇都有志书。章学诚在总结前人修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天门县志》、《湖北通志》等志书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方志理论，创立方志学。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说：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後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於方志取其裁。
章学诚充分肯定了方志的重要性，认为“方志乃一方全史”，较之家谱和私人传记，更易于保存且更具史料价值。他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又说：“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於家谱者矣。未闻取於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主张是把国史建筑在地方志书的基础上，国史才能全面充实。为此，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主张州县设立志科，专管记录史事，采集史料，以供国史取材。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还提议：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在章学诚看来，地方志的编纂必须包括通志、掌故、文征三大部分。方志能立这三部分的内容，才合乎史书的规格。这相对旧方志来说，从体例上到内容上都是巨大的革新，为方志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因此，梁启超赞誉章学诚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总而言之，《文史通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方志学等诸多领域，是章学诚一生心血的结晶。他对自己的才能也有充分的自信，认为自己在史学方面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其史学撰著，大多为开山之作。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一书认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所阐发的史学理论，放到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长河中去分析衡量，是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充分肯定了章学诚在“经世致用”论、“六经皆史”论、“史义”论、“史德”论等史学理论方面的创见，以及在方志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上的巨大贡献。
《文史通义》现存最早版本，是道光十二年（1832）章学诚之子章华绂的大梁刻本。其中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另合刻《校雠通义》三卷），收录的文章120多篇，并不完备。章华绂序言：“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章学诚晚年双目失明，将书稿委托他的朋友王宗炎代为编定。1922年，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在王宗炎编目基础上，加以搜罗增补，刊行了《章氏遗书》本。以后众多版本，均源于这两种，但两种版本在内篇分卷，收录篇数上有差别。仓修良先生认为，这两种版本都还反映不了章学诚撰写本书的想法和意愿，且鉴于这两种版本的差异给研究者带来殊多不便甚至混乱，他重新加以编定，成《文史通义新编》一书，收录文章298篇。
长期以来，《文史通义》被认为比较难读难懂。1935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的叶长青《文史通义注》，是最早的《文史通义》注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有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以大梁本为底本，参校浙江书局本、粤雅堂丛书本等九个本子，校出了不少文字上的错误，注释详密，是一部比较好的注本。目前颇为通行的是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出版的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最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