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欧阳文忠公集》导读

欧明俊

《欧阳文忠公集》是欧阳修（卒谥文忠）著作的全集，亦名《文忠集》、《欧阳文忠全集》、《欧阳文忠公全集》，全面收录了欧阳修的诗、文及其他著作。欧阳修为一代学术领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人学者。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诗、词、赋也卓有成就，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享有崇高地位。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 （今江西永丰）人。真宗天圣八年 （公元1030年）中进士，补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初，官馆阁校勘，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四年后还朝。支持范仲淹政治革新，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贬滁州，转徙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南京（今河南商丘）。仁宗至和初还开封，任翰林学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居相位近十年。神宗朝，迁兵部尚书，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州，一年后卒于汝阴，赠太子太师，谥文忠。欧阳修一生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主张政治革新，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但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他喜奖掖后进，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又在文学、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卓然成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以其毕生精力、卓越的才华、创造性思维和开拓性实践，切实地改革了世风、士气，更新了政坛、学坛、文坛风尚，推动了当时的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

作为一代文坛和学术领袖，欧阳修一生著述丰厚，涉及领域广泛，著作凡22种，仅《四库全书》就收录或存目13种。《欧阳文忠公集》全面收录了欧阳修的诗、文及其他著作。文的数量最多，有单篇之文，也有连缀成集的专著。文章包括居官时所上奏议及代皇帝拟写的制诰之词；碑铭、墓志、行状、祭文等，欧阳修居官显要，德隆望尊，且喜广结门生师友，故此类文章创作极多；书简、序记、题跋，经义、杂论、策问；赋、辞、颂、赞、章。专著有 《易童子问》、《集古录跋尾》、《归田录》、《于役志》、《诗话》等。

欧阳修“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代宗师”（吴充《欧阳修行状》）。苏轼称赞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不为过誉。他的经学观点反映在《易童子问》及《居士集》和《外集》的经旨中。他认为《周易》的“十翼”中除《彖辞》、《象辞》外，都不是孔子所作。其《春秋或问》、《春秋论》则认为治《春秋》当舍三传而直寻经文本义。所谓“三子（左氏、公羊、榖梁）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春秋论》）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欧阳修史学成就尤巨，他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写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正史的体例。他编撰的《欧阳氏谱图》，改造家谱体例，创制谱牒新样式，为明清两代私家修谱及谱学繁荣创造了条件。他还参与编写《崇文总目》，《全集》录有《崇文总目》的 《叙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总书目，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欧阳修是中国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集古录跋尾》十卷，简称《集古录》，是金石考古的第一部专著。他平生收集金石铭刻真迹拓本，并装裱成轴，多至千卷，《集古录跋尾》收录嘉祐、治平间在卷轴上自作的跋尾，包括周秦至五代的铜器铭文和碑版拓本跋尾共400余篇，以碑版为主，铜器仅20件。内容偏重于评论，目的在于补苴史传之缺谬，即评论 “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集古录》成于嘉祐八年，因卷轴随得随录，没有按拓本时代次序排列，《全集》刻印时，按拓本时代次序重新排列，并附原卷帙次第于各条之下。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欧阳修是伟大的文学家，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他以翰林学士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他排斥浮艳堆砌的时文，而提倡古文，奠定了诗文革新的基础。他有鲜明的文学主张，主要反映在一些书信及序记、题跋中。他反对堆砌词藻，言之无物的时文，强调明道尊韩（《记旧本韩文后》），继承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传统。在文和道关系上，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但他并没有把道与文绝对等同起来，《送徐无党南归序》即指出，历史上有道德修养的人未必皆能文章。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他更明确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他所言之“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反对做文章者“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态度，《与张秀才第二书》批评了“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统观念的束缚，使文学与现实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提倡平易畅达的文风，反对尚奇趋险，倡导“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与张秀才第二书》）的文风，推崇“简而有法”（《论尹师鲁墓志铭》）的写作原则，这对于北宋以及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诗歌创作，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梅圣俞诗集序》），突出了作家生活中的感情对创作的重要作用，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晚年创作的《诗话》共28条，多属诗人故事的记载和诗句的品评，也有一些精辟见解，以随便亲切的闲谈逸事的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开“诗话”这种体裁的先河。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最受后世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众体兼备，如序、记、书简、题跋、墓志铭等，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等，都有很高成就。文章涉及政治、经学、历史、文学及当时社会生活等方面，包罗宏富。其中一些政论文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如《本论》、《原弊》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朋党论》针对政敌对“庆历新政”的攻击，劝告皇帝应当用君子之真朋，而黜小人之伪朋。有些文章，如《与高司谏书》、《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虽然没有正面议政，但维护新政，抨击政敌，在当时的政坛上影响很大。《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对后唐兴亡事实的论析慨叹，为北宋统治者提供了历史的教训，说理畅达。他的某些史论，针对现实政治问题而发，托古讽今，如《纵囚论》辨唐太宗赦死囚一事，指出政治不应当“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既别开生面，又有的放矢。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写景、叙事、状物怀人的文章，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如《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另如《泷冈阡表》、《苏氏文集序》等，情文并茂，委婉细腻，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欧阳修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简洁平易，委曲流畅，善于以简练的笔墨传示充沛深厚的感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一新文坛面目，对宋代散文创作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亦善骈文，并没有完全否定骈文。其骈文句式散化，句型多样，用词平易，用典减少，重叙述，多议论说理，明显散文化。他的赋也很有特色，《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变唐代以来的“律体”赋为“散体”赋，发展了赋体的表现形式，表现出艺术上的独创性，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欧阳修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也卓有成就。《居士集》有古诗9卷、律诗4卷，《外集》有古诗3卷、律诗3卷、乐府1卷。古诗数量最多，成就也较高，在艺术上主要学习韩愈诗议论化、散文化，具有明显的“以文为诗”的特色。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矛盾，如《食糟民》、《边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等。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都是传诵的名作。更多的作品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黄溪夜泊》、《晚泊岳阳》、《戏答元珍》、《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画眉鸟》等，风格多样。他的论诗诗，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读蟠桃诗寄子美》等，表达了他对艺术的把握和见解，对古代诗论发展也有一定意义。

欧阳修还创作了大量的词，有《近体乐府》3卷，另一词集《醉翁琴趣外篇》6卷，未收入集中，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其词一脱诗文的庄重面目，而表现了风流蕴藉的情调。多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受五代词风影响大，而又摒弃了花间词的堆砌雕饰。如《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玉楼春》（樽前拟把归期说）等，皆写得语近情深，婉曲绵长。一些词在题材上作了有益的开拓，他以词言志抒怀，如《朝中措•平山堂》、《圣无忧》(世路风波险)等，或写宦路风波，或抒旷达宽解之情。他也以词描写山水景物，如咏颖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及《渔家傲》（一派潺湲流碧涨）等，描绘西湖自然之美，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如“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写景抒情的佳句。他还以词咏史、咏时令风俗等。他的词受到五代词人尤其是冯延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民间俚曲的影响，在继承五代词风的同时，表现出创新与开拓，对秦观、李清照等词人的创作有较大影响，在宋词发展中有重要地位。

欧阳修的《归田录》、《于役志》、《笔说》、《试笔》等，开创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归田录》2卷，是英宗治平四年（1067）作者再次遭流言中伤，自请外任，出知亳州时作，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写得不拘一格，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既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又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因欧阳修久享文名，北宋中后期，人们就开始收求他的遗文佚制而结集刻印，故其诗文集在两宋即刻本繁多，卷数不一，因久无定本，故其他诸家著录互有出入。至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周必大汇辑欧阳修晚年自编的诗文集《居士集》，与其他单行著述合刊为《欧阳文忠公集》，参校众本，列校勘异同与取去依据于各卷之末，书末缀跋语略叙合集辑校缘由经过，欧阳修集始有定本。《欧阳文忠公集》是欧阳修（卒谥文忠）著作的全集，亦名《文忠集》、《欧阳文忠全集》、《欧阳文忠公全集》，凡153卷，共包括诗、赋、论、题跋等众多文体，此外，还收有《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表奏书启四六集》6卷、《归田录》2卷、《诗话》1卷、《近体乐府》3卷、《集古录跋尾》10卷、《书简》10卷等，另有《附录》5卷，收录了有关作者的祭文、行状、谥诰、墓志铭、神道碑、本传与事迹等传记资料，宋代以后欧阳修个人合集的刊行流传赖此奠定其规模与基础。此全集本对流传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的欧阳修集做了全面的整理和校勘，调整次第，除重删复，考证真伪，辑录佚文，收罗广备而又考校精审，在后世流传极广，一再翻刻。现存明本欧阳修集，当以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吉州知府程宗刊本为最早，后屡有翻修重刻。近代《四部丛刊初编》本据以影印之本，向来认为是元本，一说即是程宗本。明清两代其他的欧阳修合集刻本颇多，但多翻刻旧椠。此集常见的有《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另有万有文库本《欧阳永叔集》。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逸安校点的《欧阳修全集》，以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欧阳衡编校本为底本，校以他本，新增《补遗》2卷，是迄今为止收文最多的本子。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洪本健整理校笺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以学界常用的《四部丛刊》周必大刻本为底本，除参校各有价值版本外，最为可贵的是，作者以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珍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为主要参校本，天理本基本保持了南宋周必大主持编纂的欧阳修集原貌，而目前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所藏的南宋欧阳修集均为残本，故天理本的校勘价值甚高。该书编订缜密，校笺详允，系年精确，集评精当，识断准确，日本东英寿教授称赞该书为今后解读欧阳修诗文的“终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