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柳河东集》导读

欧明俊

《柳河东集》是柳宗元的诗文集。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 与韩愈桴鼓相应，并称“韩柳”，与韩愈、苏轼、欧阳修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诗文俱佳，尤擅古文，其诗文创作与理论推动了一代文学变革，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祖籍河东郡（今山西运城），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出身官宦世家，少即精敏，诗文通达，有“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之抱负。早年仕途顺畅，踔厉风发，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即举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里行。一时众人思慕，交相荐誉。二十二年（公元805年），同刘禹锡等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擢升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今属湖南），为永州司马。任间，益自刻苦，记览为文，而自肆于山水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春召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又四年，卒于柳州任所，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哲学家，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天说》等。在这些论著中，他指斥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以为不足信，斥董仲舒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甚而将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等，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有所论及。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其文学理论和古文创作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提倡“文者以明道”，反骈体，重散体，强调文章要“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提出文之用，即是辞令褒贬，导扬讽喻，文以载道。他指出，不顾内容地讲究辞藻华美，等同于“用文锦覆陷阱”，故反对空疏无用之文。柳宗元虽一再强调“文以明道”，对“道”的解释却要较为宽泛。在重视“道”的同时，他也注意“文”的重要性，求诸辞而遗其道固然不可，只一味求道而遗其辞，亦不可，“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由重道亦重文的观念出发，柳宗元主张广泛学习经书之外的各种典籍，“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有，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使是对他一再批评的“骈四俪六”之文，也能采其精粹而用之。柳宗元虽然主张师法前人，但坚决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同韩愈一样主张为文贵在创新。柳宗元还主张作文须“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抒发情感畅快淋漓，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 （《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强调作品中个人情感的融注以及对现实人生的反映。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言、游记、传记等，均有极高的造诣。特别在遭贬谪期间，堙危感郁，一寓诸文，成就了其伟大的文学成就。他将文章大体分为两类：“辞令褒贬，本乎著述”和“导扬讽喻，本乎比兴”。他的论说文包括哲理、政论，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其中《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柳宗元一生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其间“安史之乱”使“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继而藩镇割据，社会动荡。面对严峻的社会局面，有识之士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柳宗元所写的这些关于社会政治的文章，正是其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其积极参与政治革新的产物。《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他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有其自然发展的客观趋势，不是人为所能强行左右的。而历史由分封走向郡县，正是由于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无法适应时代，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之弊，有明显优越性，因而极力主张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重视农战，强调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主要表现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他的不少言论，往往折衷调和儒、法、释、道等各家思想。由于受佛教影响颇深，他从中寻找精神解脱之道，这是其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柳宗元的寓言散文，短小警策，寓意深远，洞事犀利，一针见血，多以动物故事见人事纷纭。如著名的《黔之驴》，以黔驴技穷来讽刺外强中干者；而《永某氏之鼠》写受纵容之横行无忌的群鼠，最终受灭顶之灾的故事；《临江之麋》中的鹿以犬为类，反被犬所食。这《三戒》中驴、鼠、鹿的故事，其意正是在于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的人。嬉笑怒骂中，写尽人生百态。《罴说》写一“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虽吹出罴、虎的声音吓退了虎和貙，但当最凶猛的罴到来时，他已无兽音可吹，只好被罴所食。故事有力讽刺了那些无真实本领、虚张声势欺世惑众而终必败灭者。《蝜蝂传》以简洁文字勾勒出蝜蝂形象，讽刺“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智若小虫的贪得无厌者，立意深刻，语言精警。寓言文学在战国时期已有发展，柳宗元继承发展前人成就，使其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影响深远，其功不可没。

游记文是柳宗元散文中尤为世人所称道者，均写于遭贬谪之后，其中以《永州八记》为胜。《永州八记》即《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作者非为山水而写山水，更是将自己的生活遭遇和心中愤懑寄托于其间，使山水人格化、情感化。所记山水，多取深奥幽美且为世人所忽略之景，来象征自己被弃置荒戾之地的不平之气，刻画一丝不苟，以清丽语言、精炼笔锋，使山水如在目前。正如刘熙载所言：“柳州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柳宗元以优雅的笔墨写山水，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读之使人醺醺然陶醉。柳宗元虽寄情于山水之中，然从来无法做到乐而忘忧，遭遇的凄苦和环境的压迫，使他即使放逐于山水也无异于时时囚于心灵之枷锁。乐而复愁，无法自遣，悲情沉潜于心中，造成其游记文特殊的寒骨凄神之美。作者描写山水过程中，有时采用直接象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荒的悲剧命运，如《钴鉧潭西小丘记》直接抒写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具有“借题感慨”（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的特点。柳宗元山水游记继承郦道元《水经注》而又有突破性发展，它不是对山水的纯客观描写，而是贯注了寂寥心境，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道：“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深邃幽寂的环境，适足以安放作者一颗凄苦的心，他在自然美中获得心灵的暂时解脱。

柳宗元传记文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同时又有所创新。传记对象往往不是英雄将相，而是取材于平凡市井细民，描摹世态人情。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段太尉逸事状》记录了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件典型事例，予以生动的描写，作者曾自许此作“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其中最为人熟知者为《捕蛇者说》，文章通过蒋氏宁死于毒蛇之口，亦不愿活于沉重赋税之下的故事，揭示了“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痛苦生活现实。有些作品在真实基础上加入了想象虚构，带有小说色彩，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柳宗元抒情散文，情感真挚，笔致动人。如《祭吕衡州温文》，哀悼亡友吕温，“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以对天的责问来表现其痛极哀极，笔墨沉痛，睹其文字，仿佛见字间泪迹斑斑，正是“幽明茫然，一恸肠绝”，可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相媲美。

柳宗元杂文特征显著，或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遭弃的满腔幽愤，如《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或巧借形似之物，批评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或以动物的阴险邪恶来比喻奸毒小人，或以物体的畸形诡状来象征现实社会，对“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丑恶行径和“末代淫巧”之世予以辛辣批判，痛快淋漓，笔无藏锋，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柳宗元的骈文也有成就，如碑志、杂记、书、启、表、状等，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显露出骈文的散文化。经过柳宗元的变革，骈文由原来嘲风雪、弄花草，以辞采为主、偶俪为用、用典相尚的浮靡堆垛之文，变为以意为主、以气为用、以情为根的文质兼胜之文。

柳宗元赋继承和发扬了屈赋传统，宋人严羽说：“唐人唯子厚深得骚学。”不仅是语言风格的继承，更重要的是精神在遥远时空中奇妙的契合。《唐书》本传云：“既窜斥，地又荒疬，因自放于山泽间。其堙危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其情境与屈原作辞赋极其相似，故其中相通之处，或可明白。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皆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

柳宗元的诗歌也成就卓然。前人将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明胡应麟说：“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诗薮》外编卷四）。他的诗今存138题，164首，多写于遭贬谪之后，抑郁沉重、骨峭内敛、淡泊简古，而这些独特风格，正是其个人遭际所酝酿而成的。其中为人所称道者，是描写自然山水之诗，笔法清理明秀，意境闲适淡然，不落流俗。古来论者多言其受谢灵运的影响，或有人称其诗近陶渊明。蔡絛《西清诗话》称：“柳子厚诗雄深闲淡，迥拔流俗，致味自高，直揖陶、谢”。简而言之，其朴素自然者近于陶渊明诗，其造语精妙者则近于谢灵运诗。柳诗能于清丽中蕴含幽怨，于简淡中蕴含悠远，意味深长。其中，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慷慨悲健，为七律名篇；《渔翁》在清新淡雅的自然色调中，透露着淡泊情怀；而《江雪》在极致的简单中，写出了天地茫茫、万事皆空的大境界，为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之佳作。柳宗元的近体诗风格与古体诗有异，也写得情致缠绵，色彩绚丽，音调和谐。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评价说：“柳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正道出柳诗特色。

柳宗元的集子，最早为刘禹锡依其遗嘱所编，题为《柳河东集》，其后卷目增损，宋时已有四种版本，《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内府藏本，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柳集》内府藏本，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排印，并有所增益，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有《四部备要》排印本。后世所版柳宗元文集，多以宋廖莹中《河东先生集》为底本，中华书局1979年以《柳宗元集》为名，分四册出版，内容与《柳河东集》大体统一。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柳河东集》，据宋世彩堂刻本影印，质量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