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传习录》导读

方盛良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著名哲学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的语录和书信集。书名出自《论语》中“传不习乎”，由其门生辑录而成。书中所载对话简明深刻，是研究王守仁心学的重要资料，梁启超称“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每一本经典都承载着天地与人生的奥秘，都是古代先贤智慧与人格的结晶。王守仁作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人性的关照、修养的重视，即便在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无限的启发。“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当我们被种种欲望束缚时，或许能在《传习录》中重新领悟一种清澈如水的生命状态。

《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明）王阳明著。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浙江余姚人。由于他曾在阳明洞中参悟，又创办过阳明书院，因此后人称其为“阳明先生”。王守仁是明代重要的哲学家，深受先秦思孟学派及佛教禅宗的影响，同时又承南宋陆九渊的主观唯心论，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后人合称二人学说为“陆王心学”。他放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提出“心外无物”的著名论断，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其学说在明中叶以后影响深远，并流传至海外，是继朱熹后的又一位大儒。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虽身居官位，但仍以在职之身讲学，授徒时间前后达二十五年，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提倡兴修书院，对明代的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王守仁出生在一个诗礼相传的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其父王华为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状元，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守仁的出生颇具传奇色彩，据说当时他的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王守仁刚好出生，祖父便为他取名为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之处为瑞云楼。据《明史》记载，王守仁到五岁还不会说话。后有一位高僧指点“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于是王华便将其子改名为王守仁，这才好了起来。他自幼聪明好学，涉猎的知识面非常广，并不限于四书五经，且思想比较怪癖，很多私塾先生都不能理解他。他曾询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在塾师看来，人生中的第一等事当然是以科举得功名，但王守仁却对这种回答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真正的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圣贤”，因此他在思想深度及人生修为上都时时以圣贤为标准，以严肃的态度要求自己恪守这种纯洁的信仰。同时，他又有一种要超脱于一般世俗眼见的渴望，十二岁时做诗歌《蔽月山房》言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些幼年时便非同一般的见解，似乎已隐隐预示了王守仁后来的非凡成就。

他常常以诸葛亮自喻，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骑射兵法日益精进。十八岁时曾拜著名理学家娄谅为师，二十一岁举乡试后，两次春闱落第。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守仁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因上疏相救因言获罪的戴铣等人，引起宦官刘瑾的愤怒，被廷杖四十后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在龙场度过了人生当中最为艰苦的时期。动心忍性之余，他苦思冥想，认为人的内心中已包含世界运行的规则，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史称“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王守仁重新被起用，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当时，兵部尚书王琼认为王守仁有不世之才，便将其荐举给朝廷。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王守仁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后又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

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王守仁被复派总督两广军事，不久便因病上疏乞归。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王守仁因肺炎逝于江西南安舟中，享年57岁，谥文成，被追封为新建侯，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从祀于孔庙。《明史》评价其“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德行与事功双全之人。

王守仁是“心学”流派最重要的大师，他发展了陆九渊有关“心即理”的学说，认为“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提倡从自己的本心中去寻找“理”，并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论断，与程朱学派僵化地割裂知行关系的论断相抗衡。“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片面对于经典的迷信，具有积极的意义。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堪称学界巨擘。这一学说被其学生继承并发扬光大，以讲学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形成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著名流派——阳明学派。不仅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巨大影响，同时还远播至东南亚一带，尤其是日本受其学说影响颇深。如日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特意佩一方刻有“一生俯首拜阳明”的印章，阳明学也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在明治维新中用以抵制全盘西化的思想基础。王守仁著有《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传世，这些著作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他的学术思想的精髓，其中以《传习录》最为典型。

《传习录》由其学生整理编辑，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王守仁讲学的一些语录，包括他早期讨论的“格物”、“心即理”，以及儒家典籍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此卷中的前一部分由徐爱收集。徐爱是王守仁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有“王门颜回”之称。当时世人多不信“良知”之说，徐爱阐释并进一步发展了其师之说，“疏通辨析，畅其指要”，将王守仁有关心性、知行关系的讨论内容记录下来并加以汇编，题为《传习录》。然而徐爱因早逝而未能完成此书，后由薛侃将自己以及徐爱、陆源所收集的论学语录进行汇编并刻印刊行，即今本《传习录》的上卷。中卷主要为王守仁写给世人及学生的七封书信。其中《答顾东桥书》、《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诵等》两篇较为重要，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论。本卷由王阳明的另一位学生南大吉编录，“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当时朝廷贬抑王学，南大吉顶着巨大压力刊行了《续刻传习录》，为王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书信都是王守仁晚年亲笔所写，既有对自己学说的进一步阐释，也有针对当时学术界的质疑、发难所做出的辩驳，反映了王守仁更为成熟、系统的哲学思想。书中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四点：

一、对于“心体”的重视

王守仁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也常被称为心学。与程朱所强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性”相比，他更强调“于心体上用功”,突出了对于心之本体的重视。“心，生而有者也”，它是先于每个人的认识和经验而存在的。同时，“心”又被赋予了理的内涵，“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朱熹与王守仁的分歧在于，在心与性对立或融合的状态中，朱熹强调的是“理”的主宰性，王守仁则认为“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心体中早已包含了普遍之理。他重视“心体”对于身的重要意义，强调“无心则无身”。但对于心体又能有一种客观上的认识，它虽是一种超越经验和认识的存在，但又不能完全绝对地和外界隔绝开，也肯定了“无身则无心”。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心体中包含了人的各种情感体验，则意味着这种超认识和经验的存在与未来的感性经历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并且，王守仁还特别重视“乐”。《传习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可见，此处的“乐”并不等同于上述的“喜”的普通情感体验，而是泛指一种心体不受外界刺激、得之安定的普遍状态。王守仁不仅强调心的主体性，同时又将它与人的感性体验、人生经验等联系起来，相比之朱熹对理性的推崇，他更关注人的主体意识，为注重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心即理”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这是王守仁学说的核心命题，原为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提出，是陆王心学明显区别于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学说。在《传习录》中记载了徐爱将王学和程朱理学的“格物”进行比较的一段话，“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上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常废照。”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常常观照万物而得理，关键在于本心是否明净。王守仁认为“理”是本来就存于心中的，不需要假借外物来得到。他反对朱熹倡导的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的“格物致知”，将“心”与“知”完全割裂开来。他认为， “格物”之“格”应该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平常人之所以难以发觉“理”的存在，不过是因为被私欲杂念所蒙蔽。只要去除私欲杂念，便可让这个“理”自然呈现出来，“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三、“致良知”

关于良知的说法首先源于《孟子》，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等。王守仁引进《大学》中的"致"字，提出“致良知”的主张。“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这里，“良知”即是“天理”。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天理本就存于心中，还要去除杂念，让内心中所固有的天理显现出来。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活动都纳入到传统的道德规范中。

“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王守仁将先验的道德与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对等起来，并认为这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所以，人们无需向外寻求道德依据，只要按良知行事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既然良知天理就在人们的心中，那么天理的昭明也就是人心的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能很自然地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使它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能动作用，并使其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主体。比之朱熹强调的知识在人心修养中的外在规范作用，王守仁更强调人心内在的能动作用。

四、“知行合一”

王守仁以“心即理”为基础，提出了动机与效果、知识与德行在道德实践主体身上完全有机统一的“知行合一”说。指出“知”和“行”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里的“知”强调了一种超经验的内心认识，包括道德实践主体的道德意识、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他继承了朱熹重行的传统，但同时也批判了朱熹割裂“知”“行”的做法。“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就存于本心之中，当这种“良知”充塞而发，便显示为外在的客观具体行动，就是“行”。“行”受到“知”的指导，是“知”的外在表现出的状态。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实践和遵行，专指一种克己的功夫。关于对“行”的理解，王守仁与朱熹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他们都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途径上，朱熹更强调以增进知识作为学圣人的基本方法，而王阳明则认为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单单只有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种方法，还应该包括如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的修养。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对朱熹和陆九渊学说的一种调和。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王守仁当时身处黑暗腐朽的明朝中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许多官僚士绅都难以拒绝金钱的诱惑，以权谋私，口中所论与实际行为大相径庭。“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王守仁有感于此提出 “知行合一”，也是针对当时流弊所做出的一种反击，企图扫除这种言行不一的伪善风气。虽然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们仍应注意到此思想中的进步性。

《传习录》的上卷、中卷的刊印都经过了王守仁本人的审阅。他去世之后，钱德洪向其他学生征集王守仁的遗著及语录，将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汇编为《传习续录》，即现在通行的《传习录》的下卷。下卷主要记录了王守仁晚年的一些重要的论述以及和门人关于心学的几次著名讨论。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守仁所做的《朱子晚年定论》，此即收入《王文成公全书》的《传习录》。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将《象山语录》与《阳明传习录》合辑出版，岳麓书社2004年出版的《传习录》则以隆庆本为底本，对照红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王阳明全集》，重新进行点校、注释，可供参阅。

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在对《传习录》的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都做出了进一步的尝试。其中，钱穆《阳明学述要》能让读者更全面系统地了解王学的整个发展脉络，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则引据典故，悉溯其源，搜集中国和日本的重要有关《传习录》的注评。同时在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的基础上，从《王文成公全书》中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及《阳明年谱》中辑录阳明语录十四条，合佐藤一斋所辑，共51条，加以校注，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