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孟子》导读

黄黎星

《孟子》，是儒家“亚圣”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人记录、整理、编辑而成的一部著作，是孟子言论的汇编，记录了孟子游说诸侯以宣扬其学说主张，与其他诸家思想的论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等内容，反映了孟子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策略、伦理思想和人性观念，是一部重要的儒家典籍，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时《孟子》由“子”入“经”，跻身于儒家经典“十三经”之列。宋代理学家还将《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并列为“四书”，作为儒学的入门经典，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读书人必读之书。

《孟子》，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人记录、整理、编辑而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孟子》一书，分七篇，每篇又各分上下，约三万五千字。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部）人，邹地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孟子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思想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世尊奉为儒家之“亚圣”。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但到孟子时其家已衰落。孟子幼年丧父，家庭贫困。《韩诗外传》载有孟子母亲“断织”的故事，《列女传》载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汉·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南宋时期编撰的启蒙课本《三字经》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等语，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佳话。孟子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服膺孔子的儒家学说，并加以继承和发展。为推行其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孟子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先后游说过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梁惠王、齐宣王等，一度在齐国任“客卿”，在其它各国也颇受礼遇。当时，各诸侯国尤其是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以自保，并力图通过暴力的手段来实现称霸天下的野心。孟子则努力推行他的“王道”和“仁政”的政治主张，被认为是迂阔而不切实用，没能被采纳、实行。晚年，孟子回到故乡邹地，聚徒讲学，专心著述。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就是说，孟子和他的弟子万章等人，整理了《诗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并记录、整理、编辑成《孟子》一书，共七篇。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认为《孟子》一书是孟子自撰的。清代学者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也认为孟子自作此书，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考诸《孟子》，其所见当时的国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书中都称其死后的谥号，似非孟子当时著述所为；书中记孟子弟子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都以“子”相称，也不像是孟子著述的形式，由此推论说，《孟子》一书最后的编定者，应该是孟子的弟子。其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东汉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是后来的学者伪托造作。东汉以后，这四篇伪作就相继亡佚了。

东汉学者赵岐，作《孟子章句》，所注精审翔实，多有发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赵岐的注本是“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曾以《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称为“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宋仁宗时，正式把《孟子》列为“经”书，成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中最后的一部。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将《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并列，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并精心为之撰作“集注”，也提升了《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展了《孟子》的巨大影响。《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部头最重的一本。南宋宁宗时，《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孟子》就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家传户诵，其影响更为广泛深远。

《孟子》全书共分为七篇，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这七篇的篇目，和《论语》二十篇的篇目一样，并无特定的意义，只是取每篇首章的第一句或第二句的二字或三字为题：《梁惠王》，首章首句为“孟子见梁惠王”；《公孙丑》，首章首句为“公孙丑问曰”；《滕文公》，首章首句为“滕文公为世子”；《离娄》，首章首句为“孟子曰：离娄之明”；《万章》，首章首句为“万章问曰”；《告子》，首章首句为“告子曰”；《尽心》，首章首二句为“孟子曰：尽其心者”。

《孟子》一书的体裁，与《庄子》、《墨子》、《荀子》等围绕各主题进行长篇大论的子书不同，反而类似于《论语》，主要以记录问答的形式呈现，各章长短不一，有篇幅较长的，也有仅记录几句话的。《孟子》是对《论语》语录体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话论辩文体式。

《孟子》一书，是孟子言论的汇编，记录了孟子游说诸侯以宣扬其学说主张，与其他诸家思想的论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等内容，反映了孟子的人性观念、伦理思想和治国理念、政治策略。《孟子》的学说思想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孟子》的人性论，以“性善论”作为基点、依据，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是孟子思想体系中的中心环节。孟子的“性善”之说，从继承孔子“仁”的观念而来。孔子所倡导的“仁”学体系，尚未提供“仁”之来源的理论基础，而孟子则以“性善论”来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孟子提出，人生来就具有善的禀赋，都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若无此“四心”，“非人也”。有生俱来的“四心”，乃是仁义礼智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即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一学说，补充了孔子“仁”学理论的来源基础论述上的不足。

《孟子》的道德修养论，正是由其“性善论”推论而来。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论语》中，孔子以“仁”作为一切道德的总纲，孟子则于“仁”字之外再加一个“义”字，“仁义”并言，以“仁义”作为道德规范的核心。“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孟子还注重“义利之辨”，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孟子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君子“三乐”之一。其教育思想，首重人格和道德教育。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由于人性本善，教育主要是起到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心力来达致。在修身方法上，孟子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也因此而重视学习环境，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学说启发了宋明理学，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就能够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都继承了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和仁政学说。孟子明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是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其政权统治。这一以民为本的观念，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虽然此说尚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却成为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中抑制君权的重要理论渊源。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又与民本思想密切相关。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授田，交给人民耕种，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当作纳税，因此，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也因此而有“恒心”，再施行仁义孝悌等道德教育和感化，国家就会安定，社会就会和谐，天下就会太平。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政治，这样才能把仁政施行於天下。

《孟子》一书，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长于论辩，是《孟子》文章风格的显著特色。为了坚持和宣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孟子不能不经常地展开激烈的辩论，在各种场合的论辩之中，孟子气势磅礴，感情充沛，富有雄辩力和说服力，而且用辞警辟，又长于譬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的比喻，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如《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梁惠王上》），是孟子晚年第二次到齐国时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的记录。此章系统地阐述了孟子关于王道的理论及具体主张，指出君主只要能够善于扩充“不忍人之心”，就可以施行王道仁政，所谓“推恩足以保四海”。文章首先肯定了齐宣王不忍牛的颤栗发抖“若无罪而就死地”是仁心的表现，并说明这就是施行王道的基础。接着，孟子批评齐宣王不行王道，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并启发他应当推广仁心，使广大百姓得到好处。继而，孟子进一步阐明凭借武力称霸是靠不住的，只有施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最后，孟子向齐宣王提出了实行仁政的具体办法，即“制民之产”和“申之以孝悌之义”。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孟子通过许多技巧的推阐引申，辅之以生动的比喻，反复论述了“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语言生动形象、明晰畅达，也体现出气势浩然的特色。

《孟子》的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东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即采用此本。宋儒朱熹所撰《孟子集注》七卷（《四部备要》本），影响较大。《孟子正义》三十卷（《四部备要》本），清代学者焦循编著，是清代《孟子》注释的集大成之作。近现代学者的相关著作也不少。今人杨伯峻所撰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出第一版，后来又多次重印，是一本影响很大的古籍普及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