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论语》导读
黄黎星 潘晓玲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
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论语》一书记载孔子及其若干学生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最可信赖的材料。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间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辑是集合，纂是撰写，即弟子们在孔子逝世后，把平日在夫子身边所听到的，所见到的，所知道的拿出来互相交流，集中起来，撰写成册，命名为《论语》。班固的这个界定比较到位，也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论语》的作者，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班固泛指孔子的门人所作，这是有关《论语》作者的最早记录，郑玄进一步指出是弟子中的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撰，柳宗元认为是曾参的弟子所作。宋代的程颐则认为是曾参和有若的弟子所作。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除曾参弟子之外，还有闵子骞的弟子。理由之一是孔子称学生从来是直呼其名，《论语》中曾参、有若和闵子骞曾被称为曾子、有子和闵子，一般认为这是弟子们对他们的尊称。综合各家说法，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说《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共同撰写的比较妥当。
至于《论语》的编纂年代，日本学者山下寅次认为是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公元前400（子思卒年）之间。著名学者杨伯峻认为开始于春秋末期，编辑成书于战国初期。两位学者的结论基本一致，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可资参考。
《论语》传到汉代，共有三种版本：一、《古文论语》，它是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古文论语》共二十一篇，将《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篇次也和《鲁论》、《齐论》不同。《古文论语》已亡佚，马国翰有《古论语》辑佚六卷；二、《齐论语》，二十二篇，多出《问玉》（另一说为《问王》，本文采用顾实之说）、《知道》两篇，《齐论语》也已亡佚，马国翰有《齐论语》辑佚一卷；三、《鲁论语》，二十篇，现行《论语》的篇次即依照此本。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齐论语》和《鲁论语》最初都有师传，传《齐论语》的有五人，其中王阳（王吉，字子阳，所以称之王阳）最有名，传《鲁论语》的有六人，分别是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都是名家。
据马培棠《国故概要》所载，张禹原本学习的是《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他将两个本子融合起来，并加以考订，以《鲁论》的篇次为根据，删去《齐论》的《问玉》、《知道》两篇，号为“张侯论”。这是《论语》的第一次改订。东汉末年，郑玄又根据《鲁论》的篇次，参照《齐论》、《古论》，做了《论语注》，这是《论语》的第二次改订。马培棠认为第二次的改订本是现行《论语》的来源。总而言之，现在通行的《论语》版本是经西汉张禹、东汉郑玄融合考订三本而成，应该是最优秀的版本，虽然依据《鲁论》，但实际上已经不是《鲁论》的原貌。
现在通行的《论语》分为二十篇，篇次如下：《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黄寿祺在《群经要略》卷首慨叹道：“《论语》、《孟子》支配吾国人思想者垂两千年，昔则家弦户诵，今至大学文史系竟罕能举其篇目。”学习《论语》的人，应当认真思考《学而》至《尧曰》二十篇的立名及相承之义。《论语》的篇章排列并非毫无道理，而自有编撰者的用意。朱熹的《论语集注》是《论语》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篇名之下常有解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各篇的主要内容。
《学而》篇是全书的首篇，朱熹认为它“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学而时习之”开章明义，刘宗周认为“‘学’是孔门第一义，‘实习’一章是二十篇第一义，孔子一生精神实尽于此”。《八佾》第三，朱熹注为 “通前篇末二章，皆论礼乐之事。”（《朱注》）《八佾》所记确实多与礼乐有关，尤其是礼，开篇所言季氏“八佾舞于庭”即大大的僭礼行径。《公冶长》第五则“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 （《朱注》），此篇孔子所评论的人物包括公冶长、南容、子贱、子贡、冉雍（仲弓）、漆雕开、子由、子路、冉求、公西赤、颜回、宰我、申枨等弟子和郑子产、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崔子、甯武子等政治人物。《雍也》第六的前十四章大意与《公冶长》第五相同。《述而》第七，朱熹认为“此篇多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耳熟能详的格言便出自此篇。《乡党》第十，朱熹引用杨氏和尹氏的观点来解题十分恰当，其中，杨氏说“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动一静，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尹氏说“甚矣孔门诸子之嗜学也！于圣人之容色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以贻后世。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虽然，圣人岂拘拘而为之者哉？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此篇所记多虽是孔子的日常生活，却无一不是道、不是礼。这与“学而时习之”遥相呼应，孔子的学习是活泼泼的，不是冷冰冰的知识记忆，他所学的可以付诸实践，可以融入生活。
《先进》第十一，朱熹认为此篇“多评弟子贤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不幸早逝，孔子痛哭，并慨叹“天丧予，天丧予”，此情此景可见孔子对颜渊的厚爱和珍视。此外，中学语文名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座》亦出自此篇，其中曾皙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但得到孔子的认可，且备受后人喜欢。《微子》第十八，“此篇多记圣贤之出处”。开篇所记是殷商末年的三位仁人，他们分别是微子、箕子和比干。面对纣王的昏乱残暴，他们选择不同，却都是仁人。《子张》第十九， 朱熹注曰“此篇皆记弟子之言，而子夏为多，子贡次之。盖孔门自颜子以下，颖悟莫若子贡；自曾子以下，笃实无若子夏。故特记之详焉。”“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是子夏之言，顾炎武的《日知录》取名于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也是子夏之语，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取名于此。此外，“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亦出于此篇。虽是弟子之言，却颇得孔子的心法。虽然朱熹没逐一给二十篇解题，但从他所解部分可知，《论语》二十篇的篇章安排绝非毫无头绪，毫无道理，只是相对其他文献而言，相对混杂一些。
至于《论语》每篇的分章问题，古代以影响最大的《论语集注》（以下简称《朱注》）为例，近代则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以下简称《杨注》）为例。《学而》第一，凡十六章；《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公冶长》第五，《朱注》为二十七章，《杨注》分为二十八章，即《朱注》的首章分为两章；《雍也》第六，《朱注》为二十八章，《杨注》为三十章，即《朱注》的首章分为两章，第三章也分为两章；《述而》第七，《朱注》为三十七章，《杨注》为三十八章，即《朱注》的第九章分为两章；《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子罕》第九，《朱注》为三十章，《杨注》为三十一章，即《朱注》第六章分为两章；《乡党》第十，旧说为一章，《朱注》分为十七节，《杨注》则分为二十七节；《先进》第十一，《朱注》为二十五章，《杨注》为二十六章，即《朱注》第二章分为两章；《颜渊》第十二，凡二十四章；《子路》第十三，凡三十章；《宪问》第十四，《朱注》为四十七章，《杨注》为四十四章；《卫灵公》第十五，《朱注》为四十一章，《杨注》为四十二章，即《朱注》第一章分为两章；《季氏》第十六，凡十四章；《阳货》第十七，凡二十六章；《微子》第十八，凡十一章；《子张》第十九，凡二十五章；《尧曰》第二十，凡三章。《朱注》与《杨注》的分章大同小异，对于孔子思想研究没有太大影响，因此读者不必太在意，只须在两者分章的差异处多花点心思了解即可。
《论语》是语录体，其编排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且内容丰富，涉及方方面面，对于初学者有较大的难度。《论语》中有关孔子的政治理想，政治活动的语录散见于各篇，不熟悉历史的人很难从整体上来把握。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则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叙述孔子的人生经历，是很好的辅助读本。司马迁以孔子在鲁国的政治活动及孔子奔波于列国之间的人生经历为主体，以时间为线索，选择极具代表性的事件串联起来，凸显了一个政治才能突出却不受重用，屡遭厄难却不怨天尤人的孔子。作为史学名家，司马迁的记录是较为可靠的，他有选择性地将《论语》语录加以整合，使它们有顺序地呈现，对于我们今日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不可谓不方便。《论语》中的孔子无疑是积极入世的，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有才有心却无法实现梦想的孔子没有轻言放弃，而是认真考虑每一个机会。孔子的政治观十分开明，他并不是忠于某个政权，而是心怀天下，心怀百姓。无论是鲁、齐、卫，还是陈、蔡、楚，哪里能够用他，哪里就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他都愿意去。此心与战国时期苏秦、张仪之属截然不同。因此，无论是公山不狃以费畔，使人召孔子，还是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都起欲往之心，更显其积极入世的情怀。弟子的不解合乎情理，夫子的欲往也问心无愧。此外，孔子遭遇“过匡被围”、“桓魋之难”及“陈蔡之间绝粮”时所流露出的那份自信和超然也令人动容。。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情怀令人感动，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挫折、困厄时，孔子能够安然若泰，弦歌不绝。
周公是孔子的偶像，《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表达对周公的怀念，他渴望恢复周代文明，传承文武之道。孔子三十岁便确定了自己人生的奋斗方向，他生命的意义在于传承文武之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其位才能更好地教化百姓，服务天下，因此孔子一直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而，政治理想的处处碰壁并不能阻碍孔子恢复周代文明的心，他还可以教书育人，整理文献，通过人和典籍来保存和传承这份理想，以期待来者。孔子一生教授的弟子很多，他是中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第一人，孔子将他从各方所学来的学问知识传授给平民，而在此之前，只有贵族的子弟才能接受正规教育。《论语》一书有许多孔子应答弟子的语录，孔子与弟子之间是真正的道义之交。子路年龄较长，与孔子亦师亦友，是孔子最为亲密的伙伴；颜渊厚德好学，与孔子情同父子，颜渊待孔子是“子在，回何敢死”，孔子视颜渊之死为“天丧予，天丧予”。“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从未教学生如何谋稻粱菽，所教无一不是“克己复礼”，无一不是迁善改过、反躬自省，无一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无一不向“道”。因此，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每个读书人都必须向孔子致敬。这份尊荣不仅因为他是私人讲学第一人，更是因为他真正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责任，他教给学生的是人生的智慧，是处世的智慧，实实在在可以付诸生活，引导人生。此外，参照司马迁的《仲尼弟子列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孔门弟子的情况。
纵观《论语》一书，孔子可谓将“为人之道”发挥到了极致。 “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首先，仁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德性的问题。要有知识必须和外界有所接触，要去了解对象，而世界广大，知识无限，一个人即使穷尽毕生精力也难以全部掌握，总有缺憾。德性则不然，德性的问题操之在我，“我欲仁，斯仁至矣”。从知识的层面上来说，隔行如隔山，但从德性的层面上来说，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孔子的学生出身不同，性格迥异，才学有差，却可以同在夫子座下学习德性，学习处世的智慧。各个阶层、各个程度的人都可以成为有高尚道德的人。其次，孔子的“仁”要付诸实践，而不是口头“君子”。“学而时习之”，光光知道了不行，要自己去反复练习，将仁落实到生活中。孝是仁的起点，也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一生都在实践仁，他取法于尧舜、文武、周公等古圣先贤，并将所学融入自己的生命。我们今日学习《论语》，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字的记诵，字词的阐释上，而应该将文字背后的精神化用到自己的生命中去，否则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圣人还是伟大的圣人，自己还是渺小的自己。值遇经典却与圣人擦肩而过不可谓不可惜。第三，孔子之“仁”是要求自己而非要求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自己而说的，而不是对他人而说的。孔子提倡的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子贡讥评别人，孔子就对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此外，孔子的“仁”并不是那么小家子气的，修身之后是齐家，然后是治国，最后是平天下。在什么位置上就做什么事，一家之长就管好一家，一乡之长就教化一乡，一国之君就广施一国。
现存最古老的版本是《论语集解义疏》十卷（魏何晏注，梁皇侃疏），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其次有《论语正义》二十卷（魏何晏注，宋刑昺疏），亦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现在有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可供参考。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是集大成之作，收于《续修四库》经部156册。此外，近代学者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和徐志刚的《论语通译》在字词训诂、历史文化常识方面较为准确，可帮助初学者扫清阅读障碍。至于义理上的发挥和把握，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则是不错的可选择之书，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胜于气象，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