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春秋左氏传》导读

黄黎星

《左传》，是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它以《春秋》记事为纲，以《春秋》鲁国十二公为次序，将《春秋》中的简短记录，发展成为丰富完整的叙述史事、记载史料的皇皇巨著，展示出春秋时期风云激荡的巨幅画卷，保存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史料，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著作。《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左传》出色的叙事写人的艺术表现技巧，也成为古代史传文学的典范。

《春秋左氏传》，简称为《左传》，或名《左氏春秋》、《春秋古文》，三十卷，左丘明撰。

左丘明，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论语·公冶长》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是孔子以尊重口吻赞美左丘明的道德修养。关于左丘明撰著《左传》，汉代学者言之凿凿。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是现存古籍中关于左丘明撰著《春秋》的最早的正式记载。西汉末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祕府，伏而未发。”至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自注曰：“左丘明，鲁太史。”其序录中，有关于左丘明撰著《左传》的记载，称：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班固的说法，延承了司马迁、刘歆的观点。这一观点，从汉代至魏晋时期，诸大儒硕彦如贾逵、桓谭、王充、许慎、郑玄、范甯、杜预等，均无异辞。唐以后开始，有些学者怀疑《左传》为左丘明所作，主要的疑点，在于《左传》篇末记载鲁悼公四年的事（《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记载：“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并称赵无恤死后的谥号襄子，而赵襄子死时，距孔子去世已经有五十多年，以此推论，从而否定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考虑到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典籍）在转写传抄过程中，难免出现因后人增损窜入而产生抵牾矛盾之处，后人的怀疑，尚不足以否定左丘明作《左传》的说法。

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删定成《春秋》后，《公羊传》、《穀梁传》等，都经由师生父子口头传授，至西汉初才著于竹帛，为今文经学；而《左传》则是古文经，是在先秦时期就形诸文字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左丘明撰著之外，有战国时期其他学者在传抄转录过程中加以部分的增损、改动。

西汉时期，《春秋》三传中，今文经学的《公羊传》、《穀梁传》曾经兴盛一时，而古文经学的《左传》则未立于学官。但是，经过西汉后期以及东汉时期的几次激烈斗争之后，古文经的《左传》逐渐占据上风，经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经学大师弘扬推广，《左传》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后来，西晋的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将原本单行的《春秋》、《左传》集合作解，建构出完整的《左传》学解释体系，并逐渐取代了先前包括郑玄、王肃之作在内的各种注本，成为流传至今最重要的《左传》古注。至唐代，孔颖达撰《春秋左传正义》，为杜预之《注》作《疏》，成为权威的注疏本。

《左传》以《春秋》记事为纲，以《春秋》鲁国十二公为次序，将《春秋》中的简短记录，发展成为完整的记载史料、叙述史事的皇皇巨著，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著作。其实，《春秋》简略的提要式的记事，只能说是一种“大事记”，而“《春秋》三传”中的另外两部，《公羊传》和《穀梁传》，重点在阐释“《春秋》大义”，并非记事之作，可以说，《左传》的出现，才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编年史。确立了编年史的体制，是《左传》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篇末还记载了鲁悼公四年后的史事，比《春秋》所记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多出十三年，共两百五十五年的历史。《左传》的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展示出春秋时期风云激荡的时代巨幅画卷，保存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史料。可以说，如果没有《左传》这部内容丰富的史学巨著，我们今天回望春秋时期的历史，只会是一种迷迷糊糊的混沌状态。

《左传》记述了风云激荡的春秋史，鲜明地体现出春秋这个大变革时代的特征和风貌，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左传》具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维护儒家的礼法观念，重视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尊卑长幼之别，这种“重礼”的思想倾向，在《左传》中多有表现。《左传》因应时代思潮，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真实表现了春秋时期出现的“民本”思想。《左传》推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通过叙事写人的方式，彰显了“重德”的理念。《左传》对春秋时期有作为的政治家、有爱国思想的人物、有才干、有节操的各阶层人物，都加以褒扬和歌颂，这是《左传》“重贤”思想的体现。

作为史学著作，《左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左传》的叙事，展示了高超的技巧，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誉为“叙事之最”。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中说：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这是对《左传》文学成就的第一次完整而全面的总结。《左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与此前的任何一部著作相比，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春秋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政治、军事、外交斗争，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叙述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而且能够兼顾情节的曲折生动，造成扣人心弦的效果。由于是编年史的体例，《左传》的叙事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来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但是，在顺叙的基本模式中，又巧妙地运用了倒叙、预叙、插叙、补叙等多种手法，穿插其间，用精彩的笔法，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全面清晰地铺陈、呈现出来。清代学者刘熙载评价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近代学者梁启超也曾赞赏说：“《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的叙事，离不开写人。据统计，《左传》中或详或略地记载、描写了众多的历史人物，总共有一千四百多人。这些人物，包括了春秋时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成员，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有武将、谋臣、学者、说客、史官、祝巫、良医、商贾、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等，整部《左传》，犹如一幅人物层现叠出的彩画长卷，各具风采，琳琅满目。一些重要诸侯国的国君，以及重要的卿大夫，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是《左传》重点描写的人物。与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来架构篇章不同，编年体的《左传》，往往把同一个人物的言行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年代里，但是，累积起来，同样塑造出个性鲜明、形象丰满的人物。例如，从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左传》描写了晋文公从一个不谙世事、安于现状的贵公子，经过十几年的流亡生活的磨砺，成长为雄才大略的君主，并在其晚年成就春秋霸业的经过。因为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写人，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晋文公的形象就展示得生动而丰满。《左传》中还有大量的人物，属于因某一时、某一事而闪现出来的形象，呈现的只是其人生的某个片段，反映的只是其性格的某个方面，但由于善于通过撷取具有特色的言辞与行为，以及某些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来表现，同样具有生动传神的效果。

《左传》对战争的描写，历来备受称誉。春秋二百多年间，战争不断，《左传》对当时各种战争反映之全面，以及对重大战争描述之详尽，是历史上其它史书所不能企及的。《左传》全书共记录了四百九十二起战争，对其中的十四次大规模的战争更是详细加以叙述。晚清学者吴闿生在《左传微》中评价说：“《左氏》诸大战，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古今之至文也。”《左传》写战争，不仅是单纯地叙述和描写，而是把战争与政治结合起来，从战前写起，明确交代战争的原因，指明战争的性质，分析战争的政治情况，还涉及外交活动，综合分析敌、我、友的情况，以及对战争的准备等等，从而提示战争的胜负绝非偶然，有其不可违背的必然性。在正面叙述战争的过程中，又能兼顾情节的曲折细致，还注意到精彩生动的细节。最后，还对战争的结果和影响进行分析评说。像“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淆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规模宏大的著名战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左传》所记的行人外交辞令也很精彩。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盟会频繁，攻伐不断，而斡旋其间，就需要行人往来，使臣聘问，谋士游说。《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理富文美，或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或以温文尔雅的辞句阐述利害关系，或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赞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史通·申左》）例如，《僖公三十年》所记载的“烛之武退秦师”，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紧紧抓住秦晋争霸的矛盾，剖析秦、晋、郑三国的关系，告诉秦国，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东道主，才能牵制晋国，获得最大利益；同时还揭示了晋国东灭郑之后向西扩张的野心。烛之武以鞭辟入里的分析说服了秦穆公，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保全了危亡中的郑国。这也可以说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杰出范例。

《左传》的语言运用，也具有极高的造诣，简练含蓄、词约义丰。刘知几总结其语言特色说：“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言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近代学者梁启超评论道：“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

《左传》的古代注本，以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的《春秋左传正义》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清代学者洪亮吉所撰《春秋左传诂》，刘文淇等撰著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清代《左传》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今人的著作，有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伯祥撰《左传读本》，开明书店1940年版；朱东润撰《左传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沈玉成译《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守谦撰《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均可作为阅读、学习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