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诗经》导读
黄黎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民的咏唱，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隧道，至今仍然回响在我们的耳畔。《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光辉起点和崇高的典范。《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首，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感情充沛。《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是当时贵族教育所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儒家创始人孔子以《诗》教授弟子，西汉初，《诗》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被寄寓了伦理教化的重任。《诗经》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诗经》，三百零五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词），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时代称为《诗》（先秦文献中常有“《诗》云”，“《诗》曰”等语），又取其收录诗歌数目之整数，称《诗三百》（如《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或《三百篇》。西汉时，这部诗集被尊奉为儒家经典，故在《诗》后加“经”，此后，《诗经》成为通用的名称，沿用至今。
作为诗歌总集，《诗经》所收录作品的创作时代，从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时间跨度约五百年；其产生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以及部分江汉流域，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诗歌的作者，包括从王公贵族到底层庶民的各个阶层人士，具体的作品究竟为何人所作，虽然先秦典籍中有零星的记载，后代学者也有推测（如《毛诗序》的说法），但也难以确认，绝大部分作者更不可考。
《诗经》的作品，时间前后相距约五百年，产生的地域相当广阔，作者的身份又迥然不同，因此，《诗经》的编纂，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收集而来，经历了漫长时间的积累，才得以整理成书的。当时，收集诗篇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采自民间，周朝有定期派官员到民间采集民歌的采诗制度（《汉书·食货志》等有相关记载），《诗经》十五《国风》的作品，大都由民间采集而来；二是公卿献诗，即贵族公卿以及士大夫把写好的诗献给朝廷，《诗经》中《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可能来自公卿献诗；三是奉命创作，即掌管祭祀的官员奉王朝之命而创作诗篇，用以宗庙祭祀，《诗经》中的《颂》以及《大雅》的大部分，可能是奉命创作出来的。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通过采诗、献诗、奉命创作而收集到的作品，应该是数量众多的，可是《诗经》只收录了三百多首，这说明它们是经过了整理、删定的，一般认为，整理、删定者是乐官（乐师），乐官将这些诗歌作品进行排选，才编辑出成型的诗集。《诗经》编定的时间，大致是在春秋中叶。
整理、删定《诗经》的乐官，选录了三百多首，当时必定还有未被选入的，这些未选入的诗，在《左传》等书中可以见到一些，它们称为“逸诗”（散逸在《诗经》以外的诗歌），但数量很少，记载得也不完整。
关于《诗经》的删定，历史上有一种很权威的说法，说是由孔子完成的（《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其实不然。孔子的弟子从没说过删诗的事；孔子反对郑、卫的靡靡之音，可是《诗经》中还存留着郑风、卫风；以孔子当时的身份，也不可能见到各国的分别搜集到的诗篇；还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鲁国乐工为他演奏各国民歌（国风），乐工所演奏的“国风”的排序与《诗经》中《国风》的排序基本相同，可以佐证当时《诗经》已经基本定型，而那时，孔子还年幼呢。《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为《诗》正过乐，是确有其事，孔子曾以《诗》来教授弟子也毫无疑问，但是，说孔子删定《诗经》则是史籍中的一种说法。
在先秦时期，《诗经》的官方传授，是由乐官太师传授给贵族子弟。孔子以《诗经》教授弟子，递有传承，据称子夏是孔子《诗》学的传承者，经六传而至荀卿，荀卿授《诗》与浮邱伯。在汉代，出现了今文经学的三家诗，分别是由鲁人申培所传的“鲁诗”，由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由燕人韩婴所传的“韩诗”，三家诗被立为官学博士，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他们所传的“毛诗”晚出，在西汉虽然未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毛诗”把诗与史结合，探求一首诗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见《毛诗序》），解说《诗经》词语简明。“毛诗”后来居上，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三家诗先后亡佚失传。我们今天所见的《诗经》，其文本、字句都是根据“毛诗”的，所以，今本《诗经》也称《毛诗》。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
“风”，是音乐曲调，国风是指各个地区、方域的地方乐调。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其中周南、召南的地域在汉水和长江中游，其它的地域在黄河流域。十五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余的绝大部分是周室东迁以后到春秋中叶的作品。国风共160篇，占《诗经》作品的过半数，是《诗经》的核心部分。
“雅”，指朝廷正乐，是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又分为大雅、小雅，大、小雅类于后代的大、小曲或大、小调，其中小雅较接近于“国风”，可能是未被贵族改造的王畿地方音乐。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期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低级官吏。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颂”，是庙堂祭祀所用的宗教音乐，内容主要是颂祝赞美神灵，褒扬祖先功德。颂诗中，周颂31篇，产生于王畿地区，渭水流域，是西周初年作品。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的作品。商颂5篇，是商朝遗留下来的歌舞娱神和颂扬祖先的祭祀诗篇，还有记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的内容，保留在宋国（宋国是商朝后裔的封地）。颂诗大多由奉命创作而成。
《诗经》作品，内容丰富，对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反映。举凡始祖神话、部族迁徙、祭祀祈福、政治风云、劳动生产、燕飨酬酢，以及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爱情与婚姻、世态与习俗、怨愤与讥刺等等，都在三百篇中有精彩、生动的展现，堪称是一轴时代的巨幅画卷。《诗经》的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保存在三颂和大雅中的祭祀诗，大多以祭祀、颂扬祖先为主要内容，也叙述了部族发展的历史。例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篇作品，被认为是周部族的史诗，它们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周部族始祖后稷、以及带领周部族迁徙、发展、壮大并最终建立王朝的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
二、表现农耕文化的诗歌。周部族以农耕文化为主，农业在周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以围绕农业生产而进行的各种祈福、备耕、劳作、丰收、报祭活动为内容的。《豳风·七月》是直接表现农事活动的优秀诗作。其它诗歌作品中部分涉及农耕文化的内容，也不在少数。
三、君臣亲朋间的燕飨诗。《诗经》中的作品，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被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活动中。产生于西周初期的宴飨诗，是与君臣、亲朋欢聚燕乐活动相配合的作品，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载体。例如，《小雅·鹿鸣》这一首诗，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为比兴，描绘出嘉宾云集、鼓瑟吹笙，旨酒酬酢、其乐融融的欢宴场景，颇具代表性。
四、反映军旅战争的诗歌。“国之大事，在祭与戎。”战争主题，在《诗经》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有的作品，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显示出赫赫军威，洋溢着自豪情感。秦风中的《小戎》《无衣》，则表现出将士们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的英武气概。《小雅·采薇》，是出征猃狁（北方少数民族）的士兵在归途中的歌咏，也涉及战争的内容，却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期盼。《豳风·东山》也是表达士卒厌战情绪的诗作。
五、爱情婚姻主题的诗歌。这一主题的诗歌，数量很多，比重很大，既有表现男女互相倾慕、炽热恋爱的情歌，如：《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郑风·子衿》《郑风·出其东门》等；也有展示婚姻嫁娶，以及夫妻家庭生活的歌咏，如《周南·桃夭》《郑风·女曰鸡鸣》等；还有反映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爱情婚姻主题的诗歌，如《邶风·谷风》《卫风·氓》等。爱情婚姻主题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国风中，许多作品是《诗经》中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六、抨击时弊的怨刺诗歌。西周中叶以后，出现了被称为“变风”“变雅”的怨刺诗，主要保存在大小雅和国风中。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等，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反映了赋税苛重、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实，多为公卿列士的讽喻劝戒之作。国风中的《伐檀》《硕鼠》《新台》《墙有茨》《相鼠》《南山》《株林》等，多出自民间下层，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和丑恶。怨刺诗歌，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诗经》作品，形式多样。其句式以四言为主，比较整齐，但又常有长短的灵活变化，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又构成了一种节奏上参差错落的美感，使诗歌表现力更加丰富。有的作品，长歌复咏；有的作品，简短精炼。复叠的章法，也是其特色：一首诗中，同一诗章或其中若干句基本相同，只是相应地变换少数词语，反复的咏唱，使诗篇更富于音乐美。《诗经》的词语非常丰富，例如，据学者统计，仅仅表现手的动作的动词，就多达五十多个。而大量的双声、叠韵词语以及叠字的运用，增加了诗的音乐感，使诗篇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诗经》的用韵，有句句有韵的，有隔句用韵的；有一韵到底的，有隔章换韵的；变化多端，形式多样，被称为百世韵语之祖。以类别而论，《诗经》中颂和大雅的作品，形式比较齐整，风格上更为典雅，而风和小雅的作品，形式更加自由，风格上显得清新活泼。
《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运用赋、比、兴这三种形式。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对赋、比、兴具体含义的解释很多，其中，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说法，清晰明白，常被人们采用。依朱熹之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就是正面叙述描写事或物，进行铺陈、排比。例如，《豳风·七月》，全诗八章八十八句，以时令为序，详细叙述描写西周农人一年的农耕生活状况、场景，即比较典型采用“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就是比喻，是《诗经》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有通篇运用比喻的，如《魏风·硕鼠》，通篇中把只知道掠夺而不体恤、惠泽民众的统治者比作大老鼠；有部分诗句运用比喻的，如《卫风·硕人》中，用“柔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寓意象征，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如《秦风·蒹葭》，诗歌的主旨在于写心中牵系意中人而不得相见，但是其首，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作为起兴，以引发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值得注意的是，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手法，有时也融合起来使用，尤其是比和兴，比中有兴，兴中带比的形态，在《诗经》作品中也多有所见，例如，《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雎》，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紧接着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河洲上和鸣的王雎鸟鸣叫求偶，来作为君子向淑女求爱的起兴，从这一点上说是兴；王雎鸟和鸣成偶，与君子乐配淑女，又有含义上的关联，可以视为比喻，从这一点上说，又接近于比。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代的影响，被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作家的创作。《诗经》的艺术表现的技巧手法，成为后世学习借鉴的典范。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诗经》不仅是被作为单纯的文学作品来阅读、理解的。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就被用以典礼、讽谏、教化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非常重视《诗》作为周代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对《诗》作出很高的评价，并以《诗》作为授徒施教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就记载了不少孔子关于《诗》的论述。从西汉到晚清，作为儒家经典“五经”之一，《诗经》具有尊崇的地位，被寄寓了伦理教化的重任，形成了经学色彩浓厚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从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更广泛的领域里，产生独特的影响。
《诗经》的古今版本甚多。就古籍而言，《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是经学的权威版本。宋·朱熹的《诗集传》，在宋以后对士人影响较大，此书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的排印本。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是近代《诗经》学的一部名作，它突破了《毛诗序》和朱熹等前人旧说，把《诗经》从牵拘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学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以文学的眼光来分析《诗经》，对其艺术特点有精辟的见解，此书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校点本。现代的版本，推荐程俊英著《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来又有重印和重版），此书有注释，有白话翻译，颇有助于阅读；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学术性较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余冠英的《诗经选》，精选106首诗，逐一进行了注释、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