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村纪事
黄文山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立下生死状”的决绝之心，冒着巨大风险在一份由村里自行起草的大包干契约文书上按下手印，决定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从而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一创举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大包干催生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至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这一份盖着一只只鲜红手印的文书，仍让人慨叹改革起步的艰难。
现在，在我的面前，也摆放着这样一份文书，同样盖满了鲜红的手印。我是在三明市三元区城东村的村委会办公室里看到这份文书的。文书上标注的时间是2010年9月。不同的是，在这份文书上按手印的比之小岗村涉及的人数更多，达七百多之众。2010年9月30日，城东村村委会郑重组织了一次全体村民的票决活动。根据统计，当年城东村人口为1131人，发出票决票898张，收回895张。其中赞成票745张，不赞成票145张，弃权票5张。这俨然是一次全体村民的公投。再者，票决的内容也已不是分田到户，而是要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将原先分到每个村民手中承包的土地，以及村里的集体资财以股份的形式入股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
票决的投票、开箱、计票地点设在城东村委会3楼会议室。开箱计票时间为9月30日11时30分。会场专设主持人、唱票人、计票人和监票人，当场唱票，并公布票决结果。会场气氛热烈而凝重。票决之时，已经过了平时午饭时间，可是没有一个人离会，赞成的不赞成的全都屏声静气，等待着最后公布的结果。
在小岗村率先掀起中国农村改革浪潮22年之后，我国的农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在三明市城东村会出现这样一次由村民自发举行的公投活动？公投的结果，表明了大多数村民的意志。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不赞成票，说明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
陪同我前往城东村采访的是城东乡武装部长熊开明和城东村党支部书记林正康。熊开明当过兵，身上仍然保持着军人习气，说话行事干脆利落。城东村正是是他包点的地方，说起城东村的这场改革，脸上还是流露出掩抑不住的兴奋。而林正康则是土生土长的城东村人，也是现在村党支部的掌门人。但他们都没有立刻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带着我，先去走访城东村经济合作社的几个有代表性的经营点，好让我对合作社的形式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我们先来到富兴堡兄弟物流场。这处经营场地有150亩，原先是村里的一片菜地，由于土壤前些年被周边工厂废水污染，已无法种植蔬菜而沦为荒地。经政府有关部门出面，招商引资，引入兄弟物流公司，也给城东村引来经济活水。步入物流场内，只见车来车往，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装卸货物。光看这一片火热场面，就知道企业运行良好。
第二站是城东饭店。城东饭店是一栋老建筑，盖于1986年，属于早期的村集体财产，但过去一直经营不善。自经济合作社聘请村里能人邓长希承包经营后，饭店生意开始越来越红火。我见到了饭店承包人邓长希，一个十分精明干练的中年人。他是本村村民，有多年经商的经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谈及城东饭店的经营，很有现代企业管理思想。
林正康兴奋地介绍说：“现在物流公司和饭店的经营状况都很好，收入很稳定。物流公司每年上交100万元，饭店承包款初定每年90万元，3年一递增，去年上交99万元，都已成为城东村经济合作社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
接着，我们来到新市中路。20世纪90年代，城东村在这里兴办下洋综合市场，但效益不佳，市场闲置了3年。近年合作社招商引资，引来了一只金凤凰，总部位于上海的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与城东村签订了15年合作合同，每年也有100万元进账。
目前，城东村经济合作社年收入近千万元。村民正享受着改革带给他们的红利。村民男51岁，女46岁即可每月领取退休金。18周岁以上未找到工作的合作社发给一定数额的待业金。逢年节，每个村民还能领到不菲的过节费。
城东村的地域狭而长，土地沿沙溪河两岸绵延十数里，随着三明市城市建设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中村。实际上，我们乘坐的车子跑了好一阵，还在城东村的地界上。现在的城东村大部分处于三元区繁华地段，村中的大片土地被征迁，成为马路、商场和住宅小区，昔日农村的景象早就荡然无存。仍然还属于城东村权属的土地，正零零落落地插身在闹市之间。现在，能显示他们真实身份的就只有那面城东村村委会的牌子了。熊正明告诉我，由于农村拆迁，村民户籍多样变动，加之土地承包长期没有调整，集体资产不明晰，从而引发各种矛盾，带来诸多隐患。传统的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农村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露。
城市发展了，城东村的农田、菜地不见了，但城东村的建制还在，城东村的原住民还在，他们的身份还在，他们的利益也就还在。为了城东村的集体资财不被流失，为了长久保障村民应得的利益，城东村果断选择了继续改革的道路。这就是2010年发生的城东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事件，一夜之间，将农民全部变成股民。
林正康2012年出任城东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这场农村新一轮改革的积极参加者。
林正康说，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大多数村民的诉求，而主导工作由村党支部组织进行。在区乡党委的具体指导下，村党支部成立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召开多场座谈会，充分听取村民意见，接着进行实名制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全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
林正康这样介绍：“农村集体资产本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民对集体资产有多少，自己应该占有多少并不清楚，因此也得不到个人应有的权益保障。农村股份制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解决集体资产不清和分配到位的问题。把农民变股民，通过资产量化，股权到人（户），明晰股东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同时也明确股东的权利和责任。”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形成年代久远，界限模糊、家底不清的现象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城东村的具体做法就是按照股份合作制的原则，将集体净资产全部按人口折股量化，并按股份进行收益分配。村委会将之前所有清理造册的房产、土地（含山地、林地、果地）和各项经营性收入，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经济实体的总量，作为经济合作社的总资本额。对符合要求的村民权益固化，固化后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的原则，也就是说，个人权益和集体权益不再随人口增减而变化。新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引入现代企业法人管理机制，已初步形成“三会”（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作机制，从而削弱了原来村干部对集体资财的控制权，使广大村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改制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村委会”和“董事会”分开管理，使董事会成员可以集中更多精力抓发展。
林正康向我展示了他们印制的“三元区城东村村民管理证”和“城东乡城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两本证件的样本，村民管理证是村民领取福利待遇的有效证件，而股权证注明持证人的股权数、股份额、股东分红、福利分配记录以及股权变动记录等等。但更让我为之动容的则是他们拿出的在多张A4纸上密密麻麻盖下的一只只鲜红的手印。
透过这一只只鲜红的手印，我仿佛听得见一位位村民的共同心声，听得到我国农村新一轮改革的浪潮正在奔涌前行。
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