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平和

没到过平和，但平和的大名并不陌生，吃过那又大又甜的蜜柚，品过奇香醇厚的白芽奇兰茶，亲手摸过风华绝代的克拉克瓷，也读过一代文豪林语堂的童年琐忆。因为这些，平和在我心里便是一种诱惑。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初到平和，平和还是让我大吃了一惊：它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土楼与风光旖旎的山水，而且还和一代大儒王阳明扯上了干系，这干系可还真不小！

王阳明又名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浙江余姚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作为“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他不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阳明对读书人来说，那可真是一位完人啊！其功绩更是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平和山高水远，地处偏僻，它又怎么会和这样一位巨人扯上关系的呢？怀着巨大的疑问，我开始了重新认识王阳明的旅程。

王阳明的一生堪称传奇，经历也颇多波折。据明史记载，王阳明出身名门（其父王华是状元），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受程朱理学的熏陶，而且广涉释、道与兵法。17岁与表妹谈婚论嫁，21岁乡试中举，28岁中进士，次年授兵部主事。按理说，一切也都还顺利。如果说波折，那也是出来工作以后的事情。

由于他“好言兵，且善射”，面对动荡的时局，多次上书，却饱受冷遇。一个有志青年，怀才不遇，抱负无法施展，其中打击一定让人伤心绝望，更何况是出身名门自视甚高的神童与才子！

命运常常就是如此，当身怀绝学自命不凡的王阳明想要一试身手的时候，他却碰上了腐败无能的明王朝。这对王阳明来说，既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大幸。

时年正值明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朱厚照初政，宦官刘瑾专权。朝廷一班官员上疏参劾刘瑾，刘瑾大怒，参劾官员全部被逮下狱，廷杖除名，更有人伤重而卒。王阳明冒死上书营救，也被逮入狱，廷杖四十，被贬为贵州龙场（贵州修文县）驿丞。当年的龙场地处偏僻，豺虎四出，瘴疠流行，为蛮夷之地，自然形同流放，这显然是当权者对敌对势力欲置之死地的绝招。身处逆境，在“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年轻气盛的王阳明也只好“默坐澄心”，走入内心寻找出路。谁也没想到，蛮荒之地不仅没有困死王阳明，却因远离争斗与尘世，闲居静养，而“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心自足。此即为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从此开始了哲学家的布道历程，筑龙冈书院，招徕从者，讲学贵阳书院，抒发“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命题，世称“王阳明心学”。

“龙场悟道”对王阳明而言，肯定是因祸得福的一次痛快经历。长年困扰自己的心结解决了，这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命运也是如此，自此之后，王阳明的好运接二连三地来了。不久，刘瑾伏诛，王阳明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先由庐陵知县升授刑部、吏部主事，再晋文选清吏司员外郞。45岁时，“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书王琼特举之”，于是擢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开始了竭力事功、践履心学的历程。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在江西一带推行保甲联防制度，首倡“十家排法”，并建立地方武装“团练民兵”，专以守城防隘为事。

正德十二年至十三年（1517—1518年），王阳明指挥官军在江西、闽南一带镇压陈曰能、谢志山、蓝天凤、池仲容、詹师富等人的农民起义，并在要害地区增设福建平和县、江西崇义县、广东和平县；在赣南各地订立“乡约”，兴办“社学”，使民既知“格面”，又知“格心”。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戡处福建叛军途中，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的武装叛乱。还在军旅之暇刊行《大学古本》，编印《朱子晚年定论》，专提“致良知”是至善之本体。

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平定了思恩、田州壮族土官卢苏、王受之乱，实行“改土归流”。次年移兵，以“剿抚兼用”之策，扑灭了八寨、断藤峡瑶族的反明武装。后因疾剧，疏请告归，十一月卒于南安舟中。

王阳明在出征思、田之前，嘉靖帝就升他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旋晋“新建伯”、“特进光禄大夫柱国”等衔。王阳明死后，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穆宗降诏旌褒，“特进新建侯，谥文成，赐之诰命”，“永为一代之宗”。

这便是“悟道”之后的王阳明，除了带兵打仗，接二连三地取胜，其余便是治县讲学，传播“心学”，可谓顺风顺水，功成名就，过得无比充实。正是在这征战途中，王阳明与平和的渊源开始了。

按理说，当初兵部尚书王琼之所以保举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康、赣州地区，大概也只是听说王阳明的军事爱好和军事才能，都没亲眼所见。因此，任用纸上谈兵的王阳明，还真是一种冒险。也许是王琼有识人之才，也许是王琼对王阳明的偏爱，或是朝中本无能人，反正面临着闽粤赣边的悍匪，官员大都退避三舍。正如史料所称，赣县主簿战死，巡抚也吓得辞了官。因此，我想肯定又是王阳明毛遂自荐在先，才有兵部尚书的保举。这真可谓生逢其时也！

王阳明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他也绝不是纸上谈兵，他和几百年之后同在这一地区历练出来的伟人毛泽东一样，不仅重视调查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善于做思想工作，从而形成一套自己的军事思想与军事主张。

发生在平和的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据说，当时敌人的耳目众多，官府中通敌的人很多。难怪匪患猖獗，原来盗匪也挺得人心！可见时局腐败，造反也变得有理了。在这时局中，王阳明洞若观火，很快便发现身边一位老吏是盗匪的重要耳目，传来一审，自然经不住大哲学家的攻心之术，当场便如实招供了。阳明先生不仅没有处决这位老吏，反而赦免了他，让他做了间谍，给官兵提供情报。这样一来，阳明先生便非常顺利地掌握了敌军的情况，从而一举拿下了大帽山的詹师富叛乱。

打完了第一个大胜仗，王阳明没有洋洋得意，相反，他发现了问题。他上奏疏给皇帝，要求朝廷给自己足够的军权，让他关键的时候可以便宜行事，包括调兵和赏罚，以利行动，而不至于贻误战机。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当时交通信息不畅的年代，这条意见无异于对症下药，正合军事首需。更何况，像王阳明如此杰出的才华，若是凡事汇报，凡事等皇帝定夺，那又如何施展？也赶上朝中确实无人，国又需安，朝廷准奏。

阳明先生终于有了大施拳脚的机会，他的一系列治军理念终于得以实施了，其中就有他的改革军制方案。就像当年红军的“三湾改编”、“新泉整训”及古田会议一样，而实际上就是把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一切行动听指挥，从而极大地加强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平定叛乱（1517年春）之后，阳明先生头痛的便是如何治理这块土地，使老百姓长治久安。善于调查研究的王阳明肯定知道，许多良策往往出自民间，因为当地百姓对自己的家乡更熟悉，对自己的需求更明了。于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在某一天夜晚，王阳明特意来到耆老曾敦立的家里向曾老先生请教，没想曾老先生笑而不答，只是斟上满满的一杯滚烫的白芽奇兰茶，请王阳明趁热喝。王阳明看着满满的一杯热茶犯难了，这怎么喝啊，不好端不说，一不小心就烫着了。看到阳明先生的犹豫和为难，曾敦立拿出一个空杯子，把茶一倒为二，递给王阳明。阳明先生马上心领神会，明白了曾老先生“分而治之”的建议，便起身告辞了。

这则美丽的故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平乱设县的思路确实是从福建的平和开始的。史料可查，早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春，平和之乱平定，生员张浩然、耆老曾敦立并山人洪钦顺等上书呈请设县，王阳明当即于同年五月廿八日具本请旨，上了《添设清平县治疏》，从而坚定了“不设县治贼无由息也”的理念。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三月，奏疏得到了批准，南靖县的清宁、新安二里共十二图和漳浦二三等都被划出，取“寇平民和”之意，建县“平和”。同年四月，在回赣州府的路上，王阳明即兴作了一首《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诗言“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便正是这种政治思想的总结。此时，王阳明刚好又平定了广东池仲容部的利头叛乱，于是，依葫芦画瓢，同样上书奏请设立“和平县”，并兴修县学。十月，王阳明率兵攻破实力最强的江西左溪蓝天凤、谢志山军寨，并会师于左溪。王阳明亲自前往劝降，同时奏请设立“崇义县”。

“崇义”也好，“和平”也好，它们都与“平和”一样，都是儒家学说之核心，都是王阳明心学理论之灵魂，它们都寄予了王阳明对天地对政治对人民的美好愿望。作为王阳明心学思想最早实践地之一的平和县来说，肯定寄托着王阳明更多的理念与心血。

史料也是如此记载，王阳明对平和县城的兴建十分用心，他不仅亲自踏勘了河头（今平和九峰镇）为县治所在地，认为这里“背山面水，地势宽平，周围量度可六百余丈，西接广东饶平，北连三团芦溪，堪以建设县治”，还根据明朝政府的规定，在建置县衙的同时兴建了城隍庙。多才多艺的他亲自设计了县衙和城隍庙等建筑项目，他甚至主持了这批建筑的破土动工仪式——祭告“社土”（土地神）。于是，在九峰兴建平和县衙、城墙的同时，城隍庙也在东门内一起动工兴建。王阳明写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十五日的《再议平和县治疏》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幕。

正是由此，我们可以想象王阳明把平和县衙建设当做一项事业来做的努力与付出，一边马不停蹄地征讨叛乱，一边还得为重建与稳固江山尽心竭力。正是因为他从小就以诸葛亮为楷模，信奉的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条，因此，他的生命注定要比其他人更为短暂。当他肺病加剧病死在归乡途中的时候，也不过才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