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为什么开得这样红

引子

每年3月，平和长乐这地方都会盛开一种鲜红的山花，这花开得漫山遍野，一丛丛、一簇簇，红得泣血，红得让你沉醉。这些红得让人着迷心醉的山花叫映山花，也叫杜鹃花。你看它多像一把微型的号子，一把微型的冲锋号子。

顺着这把红色的微型冲锋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个红色的年代。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夜，经常有一群年轻人聚在长乐下坪一个叫下书斋的罗氏宗祠内，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叫朱积垒、陈彩芹、罗育才……他们畅谈天下大事，在这里传播革命的火种。全国各地都笼罩在反革命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在长乐这里点燃的这把火种却越烧越旺，在八闽大地上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后来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潮流不可分割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工农革命军福建独立第一团在长乐诞生

1927年是中国迎来革命胜利新曙光的一年，三大起义先后爆发，一股新的革命潮流势不可挡。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同年6月，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到平和视察，部署应敌之策，把平和党组织和农运领导机构从九峰上坪转移到农民运动群众热情高涨基础好的长乐。同年12月罗明再度到长乐视察工作，广州起义领导人赵自选也来到长乐，向平和党组织介绍了广州起义的经过，使平和党组织备受鼓舞，更加明确了革命的方向。

1927年的10月1日至3日，朱德、陈毅、周士第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2000多人南下潮汕，在大埔县三河坝与驻梅县国民党32军钱大钧部2万多人激战三昼夜后，6日取道饶平茂芝入闽，轻取空虚的平和县城九峰镇。中共平和县委朱积垒、朱思、陈彩芹、罗育才等到九峰迎接这支英雄的部队。这支英雄的队伍沿途播撒革命的种子，9日，中共平和县委在长乐下书斋召开党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朱德、陈毅亲临指导，对中共平和县委和平和县农民协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讲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宣传贯彻党的“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0日，朱德、陈毅率部北上闽西，赠送部分武器弹药给平和县委，指派军事干部王炳春留下来协助平和县委组建工农革命武装。

党的“八七会议”和朱德、陈毅的指示精神，犹如一道闪电划过平和革命前夜黑暗的夜空，平和长乐这里革命的火把点得更旺了。

1928年1月25日，根据中共福建省临时省委部署，把中共平和县委改为平和县临委，29日在长乐下书斋召开县临委和县农会联席会议，决定于2月4日（农历正月十三日）长乐福庆堂庙会开展政治宣传和组织工农自卫军武装示威游行，扩大革命武装；并于2月11日，在县城中学召开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第一区农民协会，部署抗捐抗税斗争。

农历正月十三日正是长乐传统的圩日，那天长乐福庆堂庙会人山人海，平和县工农自卫军常备队英勇威武地在庙会示威游行，宣传贯彻中共平和县临委“扩大革命武装，发动广大青壮年农民参军参战，加入革命武装队伍”的号召。次日，工农自卫军常备队又到长乐案上、上产坑、下汗等村拘捕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扩大了影响，壮了声威，往日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地主捐棍一下销声匿迹。

2月11日，是长乐、秀峰、洋半天、崎岭等地农民代表到县城参加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约定的日子，谁知意外发生了：长乐圩日的示威游行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当局，为阻止这次大会的召开，他们派出了伏兵，与会的各路代表均在县城城郊遭到国民党保安团的袭击。长乐罗坤生、罗谷流等5名代表被捕，陈茂棍等3位进城购物的农民亦被捕，各乡代表异常愤慨。12日，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改在秀峰召开，会议作出4条决议：一、全体武装与豪绅对抗；二、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公推朱积垒为团长；三、废除青天白日旗，改为斧头镰刀标志的红色旗帜；四、与广东饶平、大埔农军联络，以其实力相助。同时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工农兵”、“建立苏维埃政府”等口号。14日，中共平和县临委、平和县农民协会在长乐下坪洋上墩召开农民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仅长乐就有500多人参军入伍。秀峰、洋半天、崎岭、上坪等地农民亦积极响应。19日，中共平和县临委在长乐福庆堂前大草坪举行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成立大会，正式成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朱积垒任团长，王炳春任参谋长；全团共有1200多人，下辖10个大队，长乐编制5个大队，团部下设特务连、侦察科、宣传科、军需科、交通科；每百人设党代表一人；团部设在长乐福庆堂，以大队为单位开始军事训练，训练场和射击场设在长乐鲤鱼坝。到此，平和长乐这块热土已完成了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一场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

八闽大地第一枪

对长乐轰轰烈烈开展革命运动，国民党当局决定要杀一儆百，还革命以颜色，定于1928年3月9日对之前参加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被捕的共产党员罗坤生、罗谷流等5名代表，以及陈茂棍等3位进城购物的农民实行枪决。获悉消息后，中共平和县临委鉴于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在长乐下书斋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武装暴动营救革命同志。会议对当时形势作出客观判断，认为自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受挫后，农民的反抗情绪很高，对土地革命有迫切的需要，多数人要求武装暴动；并且我们已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又有永定、大埔、饶平等兄弟县的力量可以倚重。而县城国民党只有保安队、警备队百多人，战斗力不强。会议决定党内设立由朱积垒、朱思、陈彩芹、罗育才、朱赞襄、杨文元、曾浴沂7位县委委员组成的暴动委员会，朱积垒任总指挥，罗育才任副总指挥，“率领群众，实行暴动”。同时，向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报告，请省委代买枪弹，派得力同志前来相助，并告知漳州各县设法牵制驻漳州国民党49师张贞的部队，使其不能向平和增援。中共平和县临委的报告得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支持，派秦文来长乐帮助中共平和县临委组织领导武装暴动。秦文到长乐即带罗景悠、陈茂庭等到饶平采购、借办枪弹，得到饶平县临委的大力支持。

3月6日，徐光英、刘瑞光、邓锦文、赖玉珊等分别率饶平、大埔和永定等县部分农军到长乐，与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会合，力助平和暴动。3月7日，在长乐乡下坪洋上墩举行暴动誓师大会，总指挥朱积垒作战前动员报告，并宣读攻打平和县城命令。把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和饶平、大埔、永定等县助战农军分东、西、北三路攻城。王炳春、朱思、朱赞襄指挥东路军负责攻打县城东门，要求攻城前夜袭崎岭土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引诱保安队出城，紧接着挥师直插县城东南门截击溃逃的劣绅、县吏及反动武装；陈彩芹、徐光英、刘瑞光指挥西路军负责攻打县城西门；罗育才、叶锦章、赖玉珊指挥北路军，负责攻打北门；杨文元、曾庆杰指挥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特务连小分队，扮装商人潜入县城，侦察敌情，做好内应；朱积垒率领先遣队抵北门城垣设立暴动指挥部。当夜，西、北两路军分途向平和县城挺进，按时抵达城郊外预定地点，严阵以待，东路军奔袭崎岭土豪，没收其财产。

8日凌晨6时，朱积垒发出攻城信号，杨文元率领潜伏城内的小分队及时接应，一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冲杀声震撼整个九峰县城，城郊土豪劣绅紧闭楼门，不敢探头；城内守敌仓皇应战，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攻城先遣队架起云梯，攀墙进城，打开西、北城门，西、北两路军冲杀进城。东路军因天降大雨交通受阻，没能及时赶到县城东南门截住城内守敌退路，县吏和保安队、警备队于慌乱中从南门逃窜；县长方日中带10多个警卫从南门弃城一口气逃到琯溪，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一举攻占平和县城九峰镇。

攻陷县城后，砸开监狱救出罗坤生、罗谷流等革命同志和50多位受难农民同胞，放火焚烧监狱和县署及豪绅地主房屋4处，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大众。“平和暴动”旗手罗景悠把标有斧头镰刀的红色大旗插在县署门外的高墙上，平和县城上空第一次飘起斧头镰刀这面鲜红的旗帜，暴动取得胜利。

“平和暴动”打响了福建工农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共福建省临委予以高度肯定，称“平和暴动”是拉开了福建全省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激发各地土地革命斗争的热情，成为全省农民武装斗争的先锋。1928年3月15日，中共福建省临委《关于“平和暴动”宣传大纲》中指出：“‘平和暴动’是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的一支，是土地革命在福建开始的信号，是国民党在福建宣布死刑的先声。”“平和暴动”标志着福建从此走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阶段。

福建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平和暴动”后，工农队伍主动退回长乐，坚持艰苦卓绝的长期游击战争，开创土地革命的新局面。1928年7月，中共平和县委根据省委指示按照红军（三三制）编制法，在长乐秀磜上洋把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平和独立营和特务营，朱赞襄任独立营营长，罗育才任特务营营长；1929年4月，独立营和特务营合编为中国工农赤卫军平和县独立支队，罗育才任支队长，黄镇群任政治委员；1930年4月，在象湖山把中国工农赤卫军平和县独立支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平和独立营，1931年2月下旬编入红12军34师。

1929年2月19日，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长乐张坑大丘田上，这里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长乐人民的又一件大喜事——福建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即将在这里诞生。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在这里欢聚一堂，这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各项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土地》《林矿产》《军事》《裁判》《婚姻》《保护妇女儿童》等法令法规，选举产生了工农民主政府——平和县革命委员会，陈彩芹为主席，朱思、罗育才、李长发、朱赞襄、林奕乐、沈伟民、罗金兆、朱积金、罗瑜等9人为执行委员，下设军事部、土地部、财政部、粮食部、文化部、交通部、妇女会、互济会、少先队部等9个机关部门。平和县革命委员会是福建省第一个诞生的县级红色政权，她标志着平和县全面实行赤色割据，率先形成福建省革命根据地，开辟了福建省土地革命的新局面！

然而斗争是残酷的，革命的成功注定是鲜血与生命铸就的丰碑！至1931年4月，平和县委第一届县委委员朱积垒、朱思、陈彩芹、罗育才、朱赞襄、杨文元、曾浴沂先后牺牲。

中共中央交通局汕头支线——秀磜交通站

在长乐这块革命热土多次采访中，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中，中共中央交通局汕头支线——秀磜交通站。该交通站位于长乐秀山村上洋基点村，该交通站的交通线上接永定湖雷至江西瑞金，下连广东饶平黄冈到汕头。

1929年11月，中国工农赤卫军平和县独立支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48团三打象湖山胜利告捷，扫除障碍，接通了闽西特委及永定、上杭、龙岩等县党组织的联系，中共平和县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长乐乡秀磜上洋塘背建立平和县交通站，负责传递党的机密信件，接送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进出苏区，采办并输送军需物资服务各地根据地。

1930年10月，中共闽西特委把闽西交通站改建为“闽西工农通讯社”，中共平和县委根据闽西特委的指示，把平和县交通站改建为“闽西工农通讯社平和分社”。同年11月，平和、大埔、饶平3个县委联合成立中共饶和埔县委，原闽西工农通讯社平和分社更名为“闽西工农通讯社饶和埔分社”。1931年3月，中共中央交通局建立一条由汕头经饶平黄冈、平和秀磜、永定湖雷进入江西瑞金城的交通支线，闽西工农通讯社饶和埔分社被中共中央交通局命名为“秀磜交通站”，直属中共中央交通局领导，肩负着更加光荣更加艰巨的任务。

交通站成立以来，为革命做出卓越的贡献，长期为红21军、红12军做出艰苦的工作，为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做出极大的努力，特别为粉碎蒋介石三省军事“围剿”，接送中央领导起到安全堡垒作用。

1931年2月，叶剑英一行4人由香港到秀磜交通站经闽西安全抵达瑞金；1931年4月至1933年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刘伯承、聂荣臻、李富春、吴德锋、邓颖超、欧阳钦、蔡畅、林伯渠、陈云、张闻天、博古等中央及省党政领导200多人经秀磜交通站安全进出中央苏区，其中包括德籍军事顾问李德，亦经这条交通线安全进入中央苏区。此外，通过这条交通线转运到中央苏区的物资达16万担之多。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干部群众，他们不怕牺牲、艰苦斗争、默默奉献，使这条交通线直至1935年6月仍畅通无阻。正如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曾山同志在《红色交通线》序中所说，这是一条“摧不跨、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无线电台——南委电台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的高潮，整个华南各省和闽赣地区革命根据地都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无线电台，简称“南委电台”，以保持南方各省的联络，指挥战斗。

无线电台是高度机密的地下工作单位，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也为安全起见，组织决定把电台从永定县沿田村转移到闽粤边界的长乐乐北的下村乌窠山一处山窠里。1940年春，周恩来、李克农、童小鹏3位领导同志分别从延安、重庆、桂林3个地方新点抽调30名优秀无线电骨干，组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无线电台，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挥华南各省革命斗争。1941年春节前夕，南委电台正式宣告成立。当时国内正处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际，在这特殊时期，南委电台发挥重要作用，时刻与延安党中央、重庆南方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南委所属各省各地方的党的电台联络，任务艰巨而光荣。1941年4月，李克农还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增拨一部更大功率的发报机，用于改善南委电台的通讯条件，大大提高了通报联络的工作效率，红色的电波每天24小时在蔚蓝的天空不停地来回频传。长乐这块革命的土地，成了南方局的地下指挥部，她的一声一息都关系到革命的前途。令人难以猜想的是，前方这些一份又一份绝密情报，竟是从平和长乐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深山密林中源源不断地传到延安党中央那里。

1942年5月20日，长乐秀磜上洋突然来了两位客人，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和他的爱人王勖，他们声称有重要情况要向南委领导汇报，谢育才说：“江西省委出了叛徒，他到江西不久就被捕了，历经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情况汇报到南委，南委一时难以判断这一情况的真伪，但为安全起见，指示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应对不测之变。依此，时任中共长乐区委书记的张全福与南委电台领导共同研究5条安全措施，并决定把电台转移到闽粤两省边界线上的大东镇长丘田村附近的山上。1942年6月3日，派出警卫陈鹤平前往勘察地形，选择搭架山寮和安装电台的具体地点，谁知陈鹤平竟跑到平和县城投敌，当天晚上，他带领平和保安队从乌窠后山偷袭南委电台。所幸事先有所准备，电台武装保卫雷德兴、温仁保两人在出山执行任务时，途中巧遇敌群，一时间枪声大作，南委电台人员闻声转移撤退，设备和人员安然无恙。事隔3天的6月7日，原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引江西省国民党庄祖芳特务队突然袭击设在大埔县大埔角的南委领导机关和南委书记方方的住址，发生了“南委事件”。电台遭袭和“南委事件”后，南委电台奉命停止了它的使命。

如今当年那个南委电台遗址还在山后的那个山窠里，当地的一位村民还带我们找到当年为保护南委机关的武装队长——老红军刘永生夫妇的藏身之地，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山洞，它就掩藏在一片丛林茂密的山涧边。

山花为什么开得这么红

在长乐这块热土上，还有很多说不完的革命大事件。谁能想到，长乐这地处闽粤二省三县的偏远山区，竟会成为整个八闽大地的革命策源地。在那艰苦卓绝的年代里，这块红色土地作出哪些牺牲，当年的那些革命志士又怎样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多次走访了长乐乡秀山村上洋革命根据地，这里遍地都是当年革命的遗迹，如今这些残留下来的简陋民房里已看不到当年红军战士抬着伤员进进出出的身影，在这闽粤两省交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也听不到当年战斗的激烈枪声。据对“平和暴动”研究了大半辈子的长乐乡原党委秘书罗燕军介绍，1928年至1935年，红12军、红21军、平和红军独立营、红11军48团、福建省军区独立第8团和独立第9团先后驻扎在这里，他们的军部也设在村庄普通民居内，使这里成为革命的大本营，整个秀山村上洋都是收容、补给、转运的基地，这里当年曾发生过大小上百次的激烈战斗，许多革命同志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粟裕、萧劲光、谭震林、刘亚楼、张鼎丞、邓子恢、刘永生、王直、熊兆仁等一大批共和国将帅们在这里战斗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直将军把秀磜上洋命名为“红军村”。

我曾采访当年地下老交通员罗阳庚、林等繁等人。据罗阳庚老人回忆，当年他父亲是长乐农会主席，母亲是老红军，他很小的时候就当上了地下小交通员，他说：“长乐是革命老根据地，当时长乐区委书记张全福在这里发动群众闹革命，那时我送信就送到佳蕉尾、良坝，还有河贡头等地。”老人回忆说，当时给红军送信非常危险，抓到是要杀头的，好在当时这一带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每次遇到危险时都能及时地避开。专门负责给刘永生送信的林等繁说：“只有非常靠得住、内部的人才能当交通员，像刘永生夫妇的藏身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时绝对保密的。”老人回忆说，他经常是深夜往秀山、乐北、坪洄等地送信，还参加过黄沙等地的战斗，父亲去世的时候他都不在家。

在长乐这块革命热土上，不知还留有多少像刘永生他们藏身过的山洞，也不知有多少像罗阳庚、林等繁这样的老地下交通员。站在秀山村这个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处，我们深情地仰望着。据史书记载，革命老区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中，被滥杀的革命烈士有123人，“五老”人员2200多人。参加红军、新四军，长征和北上抗日的共600多人，长乐参加赤卫队达上千人之多。1934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受挫后，仅长乐乡就有500多名好儿女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底湘江战役后，仅罗则党、林奕厚、罗壮丹3位同志存活下来。英雄的长乐儿女，前仆后继续写光辉的历史篇章。战争时期，许多村庄被移民并村，许多人英勇牺牲，他们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后来，从“平和暴动”诞生的这支部队，转战南北，1934年10月参加长征血染湘江，成为无名英雄。1945年，在长乐乡乐北大窠成立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长乐乡参加游击队的被编为第九支队。1945年农历七月初四，韩江纵队第九支队在长乐乡寨子遭到国民党保安团的包围，支队长王长胜在突围中被捕牺牲。随后，第九支队改称为“常胜支队”。1948年，这支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纵队第4支队第13团。

山风渐渐吹远了历史的枪声，在这里再也听不到当年英雄的呐喊，但萧萧林木的根系吸满当年英雄的鲜血，那一丛一丛的山花才那么的火红。

历史的枪声虽不再响起，站在秀山山顶远望，逶迤群山已不见当年的烽火连天，漫山滴翠的山色，似乎湮没了所有的历史与传说。坐在这里，不禁思绪万千。闽南多山，为何历史选择这名不见经传的秀山一带作为革命的根据地，这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必然。长乐乡地处闽粤边境，与广东饶平、大埔和龙岩永定山区毗邻，是这里特殊的地理因素，成为历史关头的必然抉择。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性格。在和平的岁月里，长乐人总是一副安详、富足、无争的神态，内心却蕴涵着水一般的柔软、山一般刚毅的性格，岁月的淘洗和一方山水的浸润，让长乐人养成不张扬、不骄横、外柔内刚、坚忍不拔的性格。这是大山的性格，也是山里人的性格，更是平和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平凡岁月中，如水一般安静，像山一样沉默，你看不出他有性格，但这种安静与沉默蓄积起来的力量，遇到历史的选择时，就能像火山一样爆发。有了这种性格，这里的人们才会挺着山一般的脊梁把革命进行到底。

青山埋忠骨，丰碑照伟业，站在长乐纪念碑前无不令人敬仰！难以统计有多少英雄儿女牺牲在这片土地上，正是这些无数的革命先烈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富足、安宁的生活。

如今，长乐人管杜鹃花叫革命花，每年三月都开得金光灿烂！